他们身为凡俗世人，竟整日想着成为侠客

唐代传奇中，侠义小说作为一种创作类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游历仍然未就此成为结构侠义类作品的普遍手段：关于这一问题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在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结构功能尚未充分体现，因这些短篇小说大都只讲述一两个（或一主一从）豪侠故事，很容易交代侠客的行踪。”换言之，唐代侠义小说并未完全改变前代同类小说中那种因篇幅与体制而造成“行侠”主题缺失的状况。

事实上，如果以上文中的相关界定来决选唐代的诸多侠义小说的话，这一时期惟一可称之为侠游小说的作品仅有收录于裴恻《传奇》中的《虫须客传》。《虫须客传》又名《虫篝客》、《虫篝客传》，大约成书于晚唐时期，乃是一篇以单篇传奇形式长期流传的优秀侠义小说：其篇幅虽然不长，但其涉及内容却十分全面。单从游历小说的角度来看的话，《虫须客传》在情节模式方面对后世同类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品中出现了有关侠游的描述作者以超逸绝俗的笔墨，创造出了此鬓客、李靖等一批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游侠：他们漂泊不定、浪迹天涯，游走于社会之中、却又超脱于世俗之外。

可以说，直到《虫须客传》的出现，游历才真正成为了古代侠义小说借以结构故事的方式之一。《虫须客传》中有关侠士行游情节的叙述共有两条线索，一明一暗：明者言红拂女、李靖夫妻逃亡侯府、得遇良朋的漫游过程，重点在于游侠之“游”；暗者言虫须客斩仇结友、得见贤君的漫游历程，重点在于游侠之“侠”，而这两条线索的连接点就是三人之间的金兰之交。在这里，“游”与“侠”这两重身份特征分别属于两类人物，游侠这一文学形象似乎被割裂了。

不过，细加品读，我们就可以发现作品这一内容设定的用意所在：一方面，红拂女、李靖毕竟没有江湖身份、属于凡俗世人，过分渲染其侠行既与其身份不符，也有喧宾夺主之嫌、不利于烘托此须客的豪侠形象：另一方面，虫须客本身属于江湖豪侠，若以其本人作为视角人物的话，他在漫游中的种种事迹都会在读者面前一览无遗，他高超的本领也成为了理所应当之事，虫须客也就丧失了侠客所应具备的神秘感。

“稍纵即逝的剑侠无疑比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游侠更富有传奇色彩，更吸引读者。”作品隐去对此须客游侠经历的直接续写，转而借用限知视角，以红拂女、李靖作为线索人物，以平凡的漫游者这一“视角”来对此须客的游侠经历进行片段的、局部的叙述，这也使得虫须客这一形象更加怪异神奇、高深难识。在这里，游历空间的开放性与自由性为凡人与游侠提供了相遇的机会，而游历行为的持续性与目的性则为凡人与游侠提供了再次相见的可能，使得相遇逐渐升格为相知。

两条情节线索借助漫游而不断延伸、时聚时分，而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在游历结构的这种自由收放中达到了完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