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意识形态概述「上」

【黑帮企业】
合法的外衣，成员也都有职务，比如开个酒吧，游戏场所，也有一定的收入，偶尔还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

【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bureaucracy），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欺软怕硬、做官当老爷、官官相护、贪污腐败的领导作风。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 衙门作风的反映。
官僚主义是不负责任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特征是领导者脱离实际，不了解下情，高高在上，贪图享乐，满足现状，做官当老爷；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推诿，办事拖拉，不负责任；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独断专行；讲求官样文章，繁文缛节等等。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遇事不负责任；主观臆断地瞎指挥等。
主要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所以我把这种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的。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像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那里的领导人即使精明强干，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么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报表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我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分析不一定很科学，也不是说在一个机关中所有各种官僚主义都已经发生。但是，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第十三种，衍生形式电子官僚主义。“电子官僚主义”，是一种披着“新马甲”的官僚主义，此种官僚主义借着电子化政务、信息化管理、网上办理、台账管理等名义和形式，在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众多的“数字鸿沟”“信息孤岛”等“电子衙门”现象。
与文牍官僚主义一样，电子官僚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等。但与传统官僚主义有所不同，电子官僚主义借着加强信息化管理的名义，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人们更加难以察觉。
形成的主要条件：
1．私人财产所有制
政府和国家保护私人财产，实行完全的或者部分的私人财产所有制。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所有制度，就没有权力寻租的动机和基础；不存在没有私有制的官僚资本；
2．政府或者立法机构权力高度集中
政府官僚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权利寻租来配置资源；政府或者立法机构能够相对容易的通过法律法规用优于一般条件来支持特定资本的发展；
3．政治体制与现代公民意识的落后
国家无民主政体来限制政府或立法机构的的权力；社会无新闻舆论自由。或者虽然存在民主政体和新闻自由，但因为经济发展落后，公民意识不成熟，公民缺乏对民主的理解，所以致使分权监督机制缺位；
4．存在闲置资本和寻租故意
存在有闲置资本，存在有寻租能力的自然人，且这些自然人有寻租来发展的故意。
5．寻租资本以获得超额暴利为目的
因为寻租的最终目的是获得超额暴利。所以寻租行为目标是获得稀缺资源，如贷款，土地，不可再生资源，限制性行业或垄断性行业的准入许可，因此市场竞争是官僚资本的天然敌人。
官本位

官僚主义就是俗称的“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官本位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思想家商鞅，在《开塞》一文中有系统的描述。商鞅把文化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亲亲而爱私，第二种是上贤而悦仁，第三种是贵贵而尊官。商鞅认为上古爱私，中世上贤，近代尊官，是因为民道弊而所重易的结果。在秦朝采用商鞅思想取代周朝统一中国后，成为了中国的官方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政府开始主导经济活动，尊官文化获得了新的内涵。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糟粕”的那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民间开始反思这种文化，如大学去行政化等，就是这种反思的具体表现。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一、“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
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二、“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三、“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四、“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关系，而是下级完全隶属于上级，一切听命于上级；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在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和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
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高位势。
官本位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读书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于是乎，“学而优则仕”，“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就连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
“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官本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官级不仅影响活人，人死后有没有追悼会、悼词长或短、安葬谁掏钱、安葬在何处，都视官职大小而定。各种会议，甚至是学术会议或专业会议，行政领导都要头排就座，而且特别讲究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以至于会议座次安排是政府会议管理的最大学问，企业中的领导与下属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的官。官本位现象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孩子们也沾染官瘾。一个几十人的小小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带官衔的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大半。
孩子们常常为了多一道“杠”而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没法安排了，可以当一个科代表。一个孩子当了值周生就高兴了一个礼拜，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值周生至少可以过一周的官瘾。家长们为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请客送礼。
官本位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道：“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四点内涵：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官本位与“商本位”、“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观念。要形成“商本位”、“民本位”观念，就提倡创富意识，建设重商环境。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明确界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从而实现了我们党在人与社会发展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理论突破。众所周知，把作为创造中国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科学发展观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振兴的目的是富民。要解决好振兴“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不能为调整而调整，为振兴而振兴，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振兴战略的核心思想，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注意关注各利益群体、各阶层的呼声和要求，使人民群众在经济振兴中得到实惠。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强化市场机制建设。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内地的落后不仅GDP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更主要是体制的落后，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是国有企业的“过度”和民营经济的不发育。经济要振兴，要改制在先，消除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体制性障碍，增强调整改造的内在动力，这是实现振兴的关键和前提。要在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条件下，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运行机制要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宏观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从政府配置社会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建设新型产业基地，培植支柱产业，其立足点都是市场需求。如果无原则地人为地“做大做强”，则会形成无效投资，甚至成为企业的包袱和政府的债务。
所以，政府也要讲“退出”，要从经营活动中摆脱出来，不与民争利，放水养鱼，给各种市场主体以经营自由。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树立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富意识。内地要振兴，行动起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广大人民群众更要积极动起来。可以说，老百姓的参与程度，是能不能振兴的重要标志。公民要振奋起来，就是要树立强烈的创富意识、崇富思想、经商意识、创业激情，是创富意识的前提。在商业社会，一个人的价值要看你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一个正常的人，不能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而只是从社会、从他人索取，那么这个人对社会就是一个负担，自己应该感到耻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发财的市民不是好市民，不是当大老板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要在全社会弘扬创业的精神，倡导富民为本的理念，宣传投资为荣的观念，着力形成创富的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引发老百姓内心的创富欲望和激情，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活跃的经济细胞，让沉淀着的民间资本成为振兴的源泉。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培育创业的氛围、创富的环境。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民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的服务对于企业、对于民众不是恩赐，是本位，是天职，是干部具有现代素质的表现。现代行政的理念就是一种服务的理念。要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和纳税人。要正确处理好强势与弱势、有为与无为、管与放、给与取的关系，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同时，在群众创业意识还不强烈的情况下，要多宣传那些带头致富的能手，同时培植下岗职工积极创业，解决好老百姓想富、会富的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它们成为经济振兴的生力军，在创富中起到领跑作用。只要老百姓都忙活起来，民营企业都活跃起来，社会财富也才能很快的聚集起来，人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官本位才会从根本上被打破。
【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否则理应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本主义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
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这种民本主义观念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
民本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执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相对于君本（国本）、官本而言，指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主要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为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君舟民水”。
民本思想一直是儒家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农经济地位的重要体现。
古代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发展历程。
民本位
民本位思想可以追溯到孟子，而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君”是重点。
“民主政治”是不需要“君”的，最多是几个流动的领导者。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有公正自由的思想追求，具体参照古希腊。
古希腊的民主制之所以能发展得那么好，地理因素是重要原因。可耕种的田地少之又少，基本靠海吃饭，而且水路多适合商贸。商贸最讲究的就是公正和诚信，潜意识里就是希望民主自由的，也只能实施民主自由，不然那样的社会发展不了。
而在中国古代，民众基本是靠土地吃饭的，安土重迁，求无战乱和安稳，自由什么的是想都想不到的，因为你换了个地方就又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了解这块土地和发展农业。所以中国的“民之本意”就是小农经济，和西方的不同。你不必信任我，我亦不用信任你；耕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以糊口，过踏实日子。
民主
民主，指人民所享有的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或对国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民主，其过程是听取每个人意见，目的是找到最大公约数，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即公共利益办。
而且，一旦找到最大公约数，少数就要服从多数，不能再自行其是，从而让制度发挥出最大效能。
【君本位】
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主张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封建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的术的时候，一并吸收了他那套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独自决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昏主暴君，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提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忠孝》）韩非这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却比儒家更卖力也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为了尊君，韩非不惜以牺牲早期法家如商鞅高度崇尚法的精神为代价。当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参阅本书《帝业初开：商鞅变法》）。商鞅明知后有新主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祸福，但并不屈法以求容悦。这一点确实证明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是和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截然不同的，可这样的精神在韩非身上已看不到了。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饰邪》）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有度》）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帝王的工具）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说：“故国者，君之本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舆，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就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王的功业。
韩非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比如：
不要相信人。韩非以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生最大的毛病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人所制。）（《备内》）他反复向君主进言：“恃（依赖，凭藉）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告奸”。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相互怀疑，互相“告奸”，就不怕君主不能洞察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断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商本位】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等级分为士农工商，其中读书做官被排在第一位，而下海经商被认为是末流。尽管在古代社会，经商是不被官方提倡的，但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负责“流通”的商人的作用也随之增大，而且经商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也使得很多人去从事这个行业。这些故事中的人如沈万三胡雪岩等都一度被公认为当时社会最有钱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首富。然而，细读历史可以发现这些人前半生无限风光，到了后来却鲜有人能善终。

商本位，就是强调和强化商人的作用，商人的社会价值被强调和强化，使其在社会各项活动或进程中成为主导的作用。
又爱又憎，又喜又怕，其实是全世界传统社会统治者对商业的普遍态度。
首先，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商业意味着什么呢？
其一，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交换形式不是商业，而是互惠和再分配，而商业（市场）是一种远距离、高层次、活动空间狭窄的交换行为。
其二，商业向低层次交换的蔓延有利于增加经济产出，但是会破坏社会结构，这就是统治者必须抑制商业的原因。而商业作为高层次交换所创造的财富，又让统治者离不开它。
《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作品误导了许多人对古代经济的想象。在古代，商业绝非无孔不入，而是处处碰壁。在古代经济自给自足和底层互惠交换的汪洋大海当中，“汴梁们”不过是黑夜里的点点烛光。
一、在传统社会中定位商业交换的前提是什么，是分工。
然而交换就意味着商业吗？错。现在设想，一个传统社会村社出现了分工，有一名生产麦子的农民甲，还有一位生产锄头的手艺人乙。他们会怎么交换呢？甲和乙商谈，讨价还价，最终约定十斤麦子换一把锄头？听起来很合理，然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不是传统社会的现实。
事实是，作为同一个村社的成员，甲和乙之间的交换没有那么多理性的考量，单纯是一个人出粮食，另一个人出工具，有观念上的公平和对等，但没有明码标价。这种关系就叫做互惠（Reciprocity）。用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就像是在大学寝室里，室友彼此借衣架和帮拿外卖一样，是基于交情的对等交换，而不是讨价还价的斤斤计较。在传统社会，村社内部的交换基本都是互惠。
那么，村和村之间的交换就是商业了吗？答案是还不一定。农业社会中邻近的村落大都拥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和产品，缺乏互通有无的必要。确实有交换需求的时候，也往往会通过互送礼物，相互救济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邻近村社之间的交换也基本都是互惠。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典型的商业呢？得是十里八乡这样的规模，才会有集市，有走乡串镇的行商。
然而在高层次上，商业也不是唯一的交换手段。政府主导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商业往往占据的只是政府无心或者无力控制的空间。
举例来说，比较古早的理论把印加称为“社会主义帝国”，就是因为该政权几乎不用市场交换产品，基本完全倚靠村社内外的互惠，以及地区-国家层次的再分配。
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社会，商业或曰市场（Market）是一种远距离，高层次，活动空间狭窄的经济交换活动。
人类学家，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把社会的交换原则分为三种：互惠、再分配和市场。每个社会都把其中一个作为主要的交换原则。从19世纪开始，市场才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主导性交换原则，波兰尼把这一过程称为“大转型”。
二、商业在促进经济的同时破坏社会
假如市场的位置下沉，取代互惠关系，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现在设想，有两个村落甲和乙，原本都生产粮食 棉花，基本上自给自足。此时一位商人来到此地，发现甲村的水土条件更适合种植棉花，乙村的水土条件更适合种植粮食。于是他建议甲村专种棉花，乙村专种粮食，通过市场来交换产品。
结果是，甲村和乙村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两村的粮食 棉花总产出扩大了，两村村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这就是曼昆《经济学原理》当中说的，贸易会让双方都变得更好。
听起来很完美，但故事没有到此结束。
第二年，甲村发生了虫灾，棉花没有收成，村民又没有种植粮食，面临饿死的危险，他们只好向乙村求援。然而乙村长老摆摆手说，不好意思，现在的支配性原则已经不是互惠了，而是市场，我们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要粮食可以，请拿钱来。甲村没有钱，怎么办？这时候商人出面了，表示愿意为村民提供贷款渡过危机。然而贷款是需要抵押的，而农民除了耕地没有其它财产。
第三年，很多土地落入了商人手中，失地农民变成了游民甚至债奴。在传统社会，土地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市场取代互惠成为农村主导交换原则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关系瓦解的过程。上面的例子只说了商业带来的债务问题，我们还得想到，有的商人会囤货居奇，还有的商人会开设赌局引诱农民破产……
市场比起自给自足，比起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交换手段，在经济上是更有效率的。然而它渗透到经济交换的下层，就容易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放大风险和匮乏，威胁农民的安全。如果这种渗透形成了规模，威胁的就是社会的稳定......
社会学家、东南亚史学家詹姆斯.斯科特长期研究东南亚农民的生计问题，他的著作很好地说明了，在传统社会当中，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并不适用，市场也并不普遍。社会规则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安全，而非追求利润。
三、统治者对商业爱恨交加
所有文明的封建统治者都警惕商业，因为商业对稳定的威胁总是大于经济上的好处。
以传统社会的标准来说，明帝国是一个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帝国的统治阶层自然希望白银多多益善，然而它也察觉到，日本白银，以及借道菲律宾涌入的美洲白银，正在破坏民间村社的社会关系，腐蚀庞大的官僚系统。
因此它必须抑制商业，限制白银流入和流转的速度。
在18-19世纪，清帝国三令五申，对在蒙古活动的汉族商人加以限制，乃至驱逐。因为它发现，山西和直隶商人正在毁掉草原部族的公社经济，让许多牧民沦为债奴。在清廷眼中，威胁到蒙古骑兵的来源，乃是动摇国本。
1787年，松平定信出任德川幕府老中，主持宽政改革。改革一面劝扶农业，另一面对商业重拳出击。安抚流离失所的农民，缓和市民对高物价的不满。而这些正是德川幕府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后果。
在欧亚大陆的西半边，伊斯兰教是一个出了名的对商业宽容的宗教，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曾发布诏书，广召商人促进王国财富兴旺。然而，伊斯兰的“宽容”也只是在传统社会的范畴下相较而言的，商人终究是一种被排挤又不体面的职业，因而往往由少数外族充任。比如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在波斯、帕西人在印度、华人在东南亚……
难道欧洲的君主就会善待商人吗？天主教会对贷款的严苛限制让佛罗伦萨人头疼了好久；法王查理七世对帮他打赢了百年战争的雅克.科尔打出一张过河拆桥；丹麦和瑞典的国王们对汉萨同盟恨之入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先是坑惨了德国的银行家，又把热那亚人拖下水；沙皇解决社会矛盾的惯用手法就是把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引向犹太人……
在美洲，西葡联合时期（1580-1640年）葡萄牙商人在秘鲁拓展的商业网招致普遍的憎恨，引得宗教裁判所对葡国人照顾有加。在殖民地末期和独立初期的巴西，社会针对葡萄牙商人的袭击和暗杀活动蔚然成风。
在经济尚且不会指数增长的传统社会，统治者的三个核心诉求分别是稳定，稳定，以及稳定。因此他们必须对商业严防死守，保证它不会破坏农村的社会基础。 然而统治者们又何尝不渴望商业呢？作为一种高层次的交换手段，市场不会显著影响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能够决定一个政府和城市的贫富。商业是古代政府一个丰厚可靠的收入来源，统治者抑制商业而非消灭商业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害怕商业的社会影响，却又离不开商业的收入。
正是出于控制商业的目的，清政府设立了广州的十三行和恰克图的交易会；西班牙人用塞维利亚招商局总揽美洲贸易；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在印度洋上争战不休；阿奴律陀大王吞并了克拉地峡西侧的丹那沙林和毛淡棉，给缅甸的版图留下一个奇怪的尾巴.……
统治者无一不渴望商业，但这和他们对商业的警惕并不矛盾。商业，就是口里的蜜糖，腹里的砒霜。统治者们把它小心含在嘴里，不敢下咽，却又不忍吐掉。
四、现代化就是强行让商业下沉
1943年，占领越南的日本军队强令大批农民改种油料作物，用以出售补给日军。不巧当年大旱，而越南农村脆弱的互惠保险机制恰好失灵。在1943-1944年间，超过二百万越南人饿死。这是一个殖民主义历史上的典型惨剧，类似的例子在西班牙人治下的秘鲁、英国人治下的孟加拉和缅甸都出现过。现代化进程中的帝国很少在乎殖民地农民的生死，他们把市场强行推向农村，摧毁农民保护自身的传统社会关系，让他们赤裸裸暴露在风险面前。
高中的时候，我曾问过我的历史老师，为什么列强要在晚清抢修铁路？老师回答说，那是因为铁轨下面的土地有矿藏。这个答案没能让我信服，后来我终于明白。铁路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开疆扩土，铁路铺到哪里，那里的自然经济就会瓦解，人和自然界就会变成劳动力和原料。“要想富，先修路”，这话说的没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道路首先带来的是赤贫，随后才是对富裕的许诺。
商业下沉，统摄一切交换的过程，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痛苦。而殖民主义，就是不计代价一步到位地推广这种交换模式，因此会引发无数的悲剧和反叛。
然而说来讽刺的是，商业如今几乎控制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所有交换，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想当然觉得古代社会也差不多，却不知道这一秩序的诞生意味着多少阵痛。
我们赞叹商业带来的美好生活，却不能理解我们的祖先对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又有多少人曾因它家破人亡。
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