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双璧：一人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一人却说此乃巧取豪夺也

一、出山

公元 1060 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在千呼万唤之后，王安石终于出山了，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个官职并不大，但却极为重要，因为这担当这个官职的人要为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负责。
三司是宋王朝中央主管财政的衙门，其最高领导被称为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与枢密使，也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辖盐铁、 户部、度支三部。盐铁管工商、兵器制造等，户部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超然，有“计相”之称；三司使下有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则大体相当于主持一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的王安石名满天下，人们都认为，王公特立独行，才学出众，品行端庄，这是天降大才给大宋，一旦担当大任后，必能开创一番崭新的气象。连司马光都说： “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

二、帝国双璧

此时的大宋朝，范仲淹已经驾鹤西去，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都对王安石期望甚高。朝中唯一能够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司马光一人了，可以说这两人就是大宋帝国的双璧。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熙宁变法之前，二人是相互倾慕，惺惺相惜的。
司马光长王安石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司马光之所以受人称道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凭实力考的进士。我们知道，古时官制，如果父祖为官，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恩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获得了保送大学或研究生的名额。对于一些家世好的子弟，这是入仕的捷径。可司马光那是相当的自信和骄傲，不屑于恩荫为官，而是直接凭实力考，而且考中了进士甲科。另外司马光还是一个从小自带光环的人，他砸缸救人的故事，可是流传至今，在当时也早就已经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人传颂。
论起私德，司马光也是一个极为洁身自好之人，早年当通判时，由于妻子尚未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的上司的夫人，极为热心地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姬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冷不热的，他的夫人以为是自己在，丈夫不好意思，于是告诉那个侍姬，让她在自己离家之后，打扮的漂漂亮亮地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可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待姬之后，面对如花似玉的美人，竟然不为所动，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
巧合的很，王安石也曾有过拒绝妻子善意为其所纳的姬妾的举动。冥冥中似有定数，这两位未来十几年内围绕变法争的不可开交的对手无论在人格还是才华上竟然都是如此优秀，是公认的大宋帝国双璧。

三、决裂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同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二人相处的时间应该是很多的，司马光素知，王安石非常之倔强，认准的事情，几无回头之可能。王安石认为他和司马光之间相处得极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而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对他历来淡薄。其实这种感觉是由二人的性格所致，王安石性格质朴，直来直去，不会在意一些细节。而司马光则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二人一方行事作派有开山凿石的气势，一方则行事讲究厚德载物，兼容并顾。王安石的实心用事，直来直去被司马光视为感情淡薄，而司马光的谦恭温厚则被王安石认为是二人相处极好的证据。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不同的性格注定二人在变法这样的国之大事上难以相互妥协，必将决裂。
就这样，两位堪称当时帝国定海神针似的人物，竟然决裂了，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从而对于处于唯一转型窗口期的大宋王朝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撕裂。结果就是，在这二位的大旗之下，帝国的士大夫阶层分裂为两个派系，并且彼此之间的争斗从理论之争、道义之争，迅速变为权力之争。
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政治氛围的恶化，道德底线的降低，让帝国的士大夫阶层精英丧失了理性。甚至失去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最后，北宋王朝毫无疑问的滑向衰退的深渊，直到 1127 年，北方的胡骑踏入汴梁的城门，无数帝国的士大夫带着无尽的愤恨和不甘陪同帝国一起灭亡。

四、变法之争

公元 1067 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刚刚登上帝位的年轻皇帝还没有来得及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就被皇朝所面临的艰难财政状况给打击到了。
事情起因要从春季祭天大典说起。按照惯例，春季祭天大典后，皇帝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以示皇家对大臣们一年辛苦的感谢，同时也是激励大家在新的一年要奋发向上，努力工作。就和现在公司或单位的年终奖一样，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快要倒闭了，或经营状况差得不行了，这个钱还是很有必要花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北宋的国库已经到了空的可以跑耗子了，皇帝连这笔钱也出不起了，这让年轻的皇帝十分地不开心，于是就和心腹大臣们讨论解决方案，可能是想要把笔钱给省了。

也正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发生了意见相左。当时，这次争论的主要内容也基本体现了二人对于变法的态度。
王安石认为： “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则认为： “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 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 “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 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 “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 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争论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皇帝可能犹豫过，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没办法啊，国家财政状况困窘，举步为艰； 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能力还是比较让人信服的，再加上年轻皇帝急于证明自己，公元 1069 年，即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升参知政事，负责变法事宜，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终于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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