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武士作为统治阶级，为何其经济水平只与农民相当？

引言
在以和平为特征的江户时代，武士由战场上的“战斗者”演变为榻榻米上的行政官吏。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推行强权政治，通过改易、转封和削封的方式削弱地方军阀——大名的实力，以武力政治巩固德川氏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三代将军确立和完善统治制度，如以幕府为核心的幕藩制度，兵农分离制度，“一地一作人”的土地制度，以稻米为标准的石高分封制度，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的社会经济制度等。而且，还制定统治社会各阶级的法律制度，如统治武士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参觐交代制度”、军役制度，统治天皇和公家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统治神社寺院的《诸宗寺院诸法度》、《诸社神官神主法度》，统治农民的《乡村诸法令》、《土民管制条例》、《乡村告示》，统治工商业者的《庆安三触》和《板仓式目21条》，从而为德川氏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以家康、秀忠、家光为代表的德川氏将军，在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大名的统治政策上是相当成功的。例如：有效控制了既能支撑德川氏政权、又能毁灭德川氏政权的军事大家族，即有效控制了前工业社会最难以驾驭而又最具威胁的军阀；冻结了地方军阀的军事活动，武力只能用于维持德川氏安排的统治秩序；所有武士死守先辈用鲜血创下的家禄、家业、家名和家世，层层向上尽忠奉公，“守其位而不辱君命”;形成以主君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君臣共同承担共同体存续的责任；幕藩官吏不敢因“一二两金，五十两银”的小利而冒失去永世家禄的危险，从而防止了官吏的腐败；士农工商各尽其责、各有所得，在自己的活动空间体现人生价值，一起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直到幕末，幕府的改易、减封和移封都是以和平的方式顺利进行的。

幕府的统治权威，由此可见。江户幕府的太平时代，武士失去了在战场上发挥武勇的机会，只能通过复仇、斗殴等单独发挥作为战斗者的能量。“随着政局的稳定，许多事务都被分配给武士们去做。随着地方大名和幕府官僚行政机构的膨胀，很多武士现在都担任了行政职务，这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武士的主要职责演变为管理民事事务，而不是以前的军事事务。”于是，战斗者的刀剑束之高阁，战斗者的社会角色趋于空洞化、形骸化。虽然江户时代的武士也要履行军事职责、执行军事任务，但是却不是实质性的战争。其军役的基本内容包括两点：一是临时性的，如接收和驻守被改易大名的城池等，此类军事任务属于大名对将军承担的军事义务。

二是常规性的，如维持社会治安，维护幕府政权现存的统治秩序。武士军事活动的目的，是服务于幕府将军的统治政策，而不是为自己争夺权势和土地。为自己而动用武力的机会，只有少数武士的复仇和斗殴。不过，这种出于个人目的的复仇、斗殴等行为，也须遵照既定程序，事先通告有关各方，不得擅自行动，违者将受到武家法律的制裁。例如，赤穗藩“47浪人事件”，为主君复仇，被幕府责令切腹自杀。
总之，江户时代的武装和平，改变了武士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武士不再具有征战杀伐的机会，已经从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演变成为治国安民的执政者。为此，武士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禄米分封制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士不再是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失去了通过战争增殖财富的机会。在禄米分封制下，武士又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不再是拥有领地的在地领主，完全丧失了经济独立性。

江户幕府的土地制度“石高分封制”，以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包括土地占有权）的二元分离为特征，武士退出土地，享有地租征收权;农民占有土地，拥有世袭的土地使用权。石高分封制以土地上的利润为再分的原则，从“封地给予制转为俸禄给予制”。于是，主从关系的物质纽带，由现实的土地演变为主君仓库中的禄米。除将军外，即使是各藩犹如专制独裁君主的大名，也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无权自由分割、转让和买卖土地。
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大名的领地来自将军的“御恩”，有将军承认其领地的安堵文书。将军的恩赏仅限一代，继承也须得到将军的重新确认。德川氏为了加强对地方军阀的统治，“在改易、减封的同时，频频对大名的领地进行转封，切断大名与领民之间世世代代的联系”。为此，“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政治家藤田东湖将当时的武士团称为‘盆栽的武士’。大名必须按照将军的命令，从旧领地移居到新的领地。即所谓‘国替’、‘转封’。由于家臣也必须跟随大名一起移居，所以他们——‘近世武士团’也离开土地而存在，的确应该称为‘盆栽的武士’。这是和与土地相联系、根植于土地的‘中世武士团’的最大区别”。通过切断大名和农村土地的有机联系，摧毁大名的军事根据地，铲除滋生封建割据和封建混战的温床。
江户时代，农工商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收入，而武士却失去了增加经济收入的机会。战国时代，大名相互间为了领土扩张而频频发生战争，扩大自己的所领。可是，在德川政权下，大名的所领已经由将军的“朱印状”安堵，并最后确定。藩国大名若是进行领土扩张，等于公然向将军德川氏挑战，必将受到幕府的严厉制裁。大名也像将军一样，在本藩武士的“分限账”——姓名簿上，记载着所属家臣武士的禄高数量。

总之，“武士的俸禄也是固定的，在太平之世几乎没有增加的机会”。和平时代的普通武士成了无业游民，凭借祖先的功名领取食禄。正如日本学者本庄荣治郎所说：武士“除主君给予的俸禄外，没有其他一文一粒的收入”。江户时代的武装和平，冻结了平安时代以来武士通过战争谋求财富的机会。中世武士的经济来源，大体上包括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主君恩赏的土地和战利品。
对中世武士的经济生活来讲，即便是主君恩赏的土地被没收，依靠祖传的土地也能勉强维持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然而，石高分封制下的“近世武士丧失了在地性，成为禄米领有者而失去了自立性。主君之力对家臣具有压倒性优势，对主君的绝对服从也益发普遍化”。包括大名在内的所有武士都丧失了经济独立性，对主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离开主君便无以为生。主君的恩赏并非无条件的，需要家臣武士的尽忠奉公来换取。大名若不履行对将军承担的义务，或违反《武家诸法度》，将军有权收回“御恩”，即没收大名的领地。同样，各国藩士若怠慢尽忠奉公义务，大名也有权没收家臣的禄米。

结语
江户武士虽然是统治阶级，但是他们的禄米收入处于与农民相当的经济水平，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极不相称。经济生活的变化和主君统治力的增强，必然会起到强化家臣效忠与服从主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