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个对立的方面，展开分析捷克人的黑色幽默！

捷克人的黑色幽默来源于他们奇特的想象和举重若轻的民族性格。《严密监视的列车》将革命隐喻为性事，《失翼灵雀》将真理等同于爱情，《反复无常的夏天》用猎艳戏谑“布拉格之春”前后的政治动荡，“黑色喜剧”最突出的美学特征即以身体焦虑讽刺极权政治。

欲望与革命

《严密监视的列车》中身体焦虑与政治疑问是影片黑色幽默的来源，米洛斯身体的焦虑使观众普遍产生优势心理和对他的同情，而他在政治上提出的可笑疑问使观众在玩笑中了解残酷真相。

欲望和革命在影片中形成了奇妙的讽喻关系。如此大胆的比喻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部在1960年代捷克的少年英雄片，影片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
在“捷克新浪潮”之前的1960年代，少年革命英雄片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导演的《伊万的童年》，又如崔巍导演的《小兵张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下，少年在现实中缺少亲情而充满仇恨，唯有跟着党投身革命，才能完成自身复仇情感的宣泄。

以《伊万的童年》为例，其行动的主体是伊万，客体是德军，帮助者是科林上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层面借由“家仇国恨-复仇成长”建立起来的两套话语机制成为影片的中心，少年和党的关系是一种想象的父子关系，少年和革命的关系是道德要求下“与生俱来”的成长关系，唯有通过跟着党参与革命，少年才能完成复仇并且成长为少年英雄。
然而到了《严密监视的列车》，门泽尔将战争和革命从画面中心位置推为遥远的背景，将少年的欲望成长作为影片的叙事中心，欲望成长代替了政治觉醒。影片通过少年与政治脱钩，回归个体欲望，将阶级意义的人退回到了身体意义上的人。

在《严密监视的列车》中虽然表面上火车站的人都严格遵守着德国人的规
定，但胡比克其实是游击队员，即使连唯唯诺诺的火车站长在最后受到德国人的种族谩骂后，也开始咒骂德国人。
火车站作为一个革命游击队的联络站，游击队员胡比克引导少年米洛斯从懦弱、少不更事成长成为勇敢和为了民族独立牺牲的革命英雄，德军纳粹的头目和伯爵夫人作为反对派，阻挠着革命。

然而影片的实际情况是人物的欲望客体发生了变化。少年对欲望的困惑取代了传统影像中对复仇革命的狂热，世界危在旦夕，而米洛斯只关心着自己的身体问题。
革命导师变为欲望导师，胡比克作为一个地下游击队同时是老手，米洛斯非常羡慕胡比克能轻松地和女人嬉戏，而胡比克对女人的喜爱绝非伪装自己的身份，而是

发自内心的喜爱。最终米洛斯的早泄问题的解决也是在胡比克的撮合下完成的。
一旦欲望得不到相应的满足，片中人物都会处于不同程度的身体焦虑之中，只是每个角色表达焦虑的方式不同，而且门泽尔通过天才的想象力把这些焦虑与对极权政治的不满巧妙地结合起来。
纳粹的火车带来了娜莎，正当米洛斯在与娜莎接吻成功的时候，火车开走了。影片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两人的爱情会因为战争而走向悲剧的结尾，从而批评了战争对美好人性的伤害。

当纳粹在火车站讲解纳粹的作战计划时，影片中的女职员一直在用笔富有挑逗意味地挠自己的身体，《严密监视的列车》用怪诞的方式将身体焦虑与反抗纳粹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
当米洛斯在与娜莎约会完，出门发现战争使整个世界坍塌了，而他的世界却是因为身体问题而坍塌，之后米洛斯处于极端的身体焦虑之中，他甚至躺在妓院里面自杀。

影片中没有任何对白直接指责纳粹侵略的暴行，但每个人物的身体都处于焦虑之中，通过身体焦虑揭露黑暗现实，将性爱等同于革命，将家国大事化为日常小事，“黑色喜剧”以独特的黑色幽默避开了意识形态上的说教，揭露黑暗现实却没有走向对立的政治观点，而是指向了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别的人性怜悯。

爱情与真理

《失翼灵雀》中的政治讽刺已经不止于影像画面的隐喻，而直接涉及到了对白上的政治论战，因而普遍被公认为门泽尔政治火药味最浓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曾被捷克当局封禁了二十多年，门泽尔因其连续五年没有制作影片，其政治上的挑衅程度可见一斑。

影片根据赫拉巴尔小说改编，讲述了在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厨师帕维尔、法官、教授、奶牛场主、鱼缸制作商、理发师等人被下放到钢铁搬运场接受社会主义劳动改造的故事。
影片叙事线有两条，一条是情感线：帕维尔等与女服刑犯、典狱官之间的友谊、帕维尔与女囚犯基塔·哈瓦乔娃之间的爱情、典狱官与自己妻子的感情，都随着影片的推进而加强。另外一条是人的消失，包括奶牛场主、教授与帕维尔三人，感情越正常越会使人意识到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人的消失恰恰说明在那个时代争取自由和尊严意味着牺牲。

门泽尔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帕维尔的这个笑话成了他贯穿整部影片的基本思路。高强度的劳动没有摧毁这群人对生活的热情。
正如影片中教授说道：“发生的事情毁掉了我的尊严，所以我把自己当做野兽，但是道德标准无疑增加了我的价值，让我明显地独立于这个时间。
”教授在平日里热衷与法官谈论自己的哲学和即兴作诗，但是面对一群小学生来学习的时候，教授作为一个教师的良知让他说了一些让当局害怕的话，因此被关进监狱。

身体禁令的突破
“戏剧艺术是立足于‘现场扮演’这个根基之上的，或者说戏剧之为戏剧的根据就在于‘现场扮演’......在‘现场扮演’的三个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扮演’。”
本文将演员扮演角色作为“一度扮演”，而角色由于性格的复杂性往往在不同情境中扮演不同的性格或者隐藏真实的心理，本文将其作为“二度扮演”，并认为戏剧性形成的关键是在一定情境中，冲突中的演员摘下日常的面具显露出本质意义上的性格或者角色。

悲剧塑造的是比普通人更优秀却遭受了更多苦难的人物。在斗争中，这个普通的人物逐渐成为英雄人物，因为特殊的情境揭露了他们超出常人的精神品质。而喜剧是把丑陋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喜剧的冲突中，人物显示了他们比观众更为脆弱的一面，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们没有性格和意志上的坚定性，刚想要伟大却转瞬卑微。
正如《严密监视的列车》米洛斯说的“正当表演的时候，自己却摔倒了。”他们不敢正面与敌对势力发生冲突，只能通过聪明才智去绕开正面交锋，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身体的禁令的突破就是这样一种喜剧效果。

影片一开始，无论工作、吃饭、上厕所、洗澡、睡觉，被改造的人始终处于典狱官的监视下，片中人物突破禁令的方式，生动地刻画了受难群体的心心相惜，也体现了典型捷克人的机智。男女被分开吃饭的时候，帕维尔用镜子反射光照在哈瓦乔娃的脸上，以此来代替身体之间的联系。
女囚犯们工作结束后主动要求帮助男人们搬运钢铁，典狱长答应只允许三个女人去，在工作中女人要求男人摘下手套，并主动抚摸着男人们的手，就像一家人一样谈论着日常生活，一个女囚犯甚至向典狱长谎称男人眼里进了沙子，以此为借口与男人拥抱、抚摸，最后被典狱长叫停。

结婚之前的典狱官严格遵守着监狱管理纪律，婚后他发现吉普赛妻子不愿意接纳自己，在爱情面前他选择了妥协，比如剪头发的时候被理发师提醒妻子在家有没有外遇，典狱官公然违抗禁令跑回家。
这一个段落非常具有喜剧效果，因为典狱官因为嫉妒的猜想擅离职守是从内部对当局官僚体制的破坏，而促使破坏形成的只是小人物的一个玩笑，正如门泽尔所说的幽默是从内部破坏，比批评更加疼痛。

危险的好奇心
《失翼灵雀》中对政治进行讽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用口号标语与现实情况进行对比，又如被改造的阶层直接与官员争论，这是正面直接批判了斯大林极权体制，但这种批判方式具有悲剧色彩和严肃特征，并不是门泽尔真正推崇的方式。
门泽尔曾在采访中谈到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用幽默的方式，而非直接用严肃的语气去谈论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影片选择了没有政治观点的厨师帕维尔而非律师、教授作为主角的原因，然而即使是完全无害帕维尔，在极权体制下其处境也是极其危险的。

当帕维尔向领导人发问：“我们想知道奶牛场主怎么了？还有哲学教授去哪儿了？还有那些美好的日子去哪儿了？那段人们相互尊敬、相互爱慕的日子哪儿去了？”这个问题就像是米洛斯在纳粹说作战计划的时候问到的“为什么？”，既是对人物问的也是对极权体制问的，同时也是对观众问的。
无论是米洛斯还是帕维尔，“黑色喜剧”中的喜剧人物具有孩童般的好奇心。当这种好奇心与虚伪严肃的政治说教相遇时，黑色幽默便产生了，因为主人公只是因为反复询问基本的问题而不经意间触碰到了虚伪背后的真实。

人物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自己置身险境、成为了英雄，帕维尔问完问题后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进监狱，即使进了监狱，他思考的不是政治的是非，而是在妻子投射来的阳光中充满幸福地说道“我娶了真理”。

女人与“春天”

如果说《严密监视的列车》是政治和诗意完美糅合的“黑色喜剧”，《失翼灵雀》则因更加直接的政治批判影响到了影片的诗意，而《反复无常的夏天》则全然是诗意田园与身体玩笑，仿佛这根本不是一部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拍摄的影片。

人的世界可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实在的世界，在我们目力所及之处，一个是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在目力不及之所。”这部喜剧中喜剧人物所处的世界正是“想象的世界”中的精神世界。影片讲述了捷克乡村三个百无聊赖的男人对一个马戏团美丽女人的追逐。
女人在门泽尔前两部“黑色喜剧”中往往意味着道德和政治的正确，在《失翼灵雀》里面的哈瓦乔娃具有明显的政治指代，《严密监视的列车》里面的娜莎有捷克国土的象征意味，在《反复无常的夏天》中，女人是艺术、神秘的象征，是捷克社会春天的写照，三个男人与女人的约会，女人都很配合地答应，迎来的却是男人身体的戛然而止。

影片的喜剧性效果在于通过性事对于男人内在缺陷的揭露，影射了在1960年代捷克政治和文艺环境的骤然变化。
与我国十七年电影一样，在稍为宽松的文艺环境下，电影创作便如雨后春笋在影片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幅提升，但接踵而至的往往不是全面开放，而是戛然而止的禁令，于是电影和文艺创作的春天就在反复的禁令中一次又一次过早地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