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人在书信的写作上有何特色？

自汉代书信写作体式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后，后朝人大都遵循此模式进行书信写作，直到清末时，外国力量的强势进入带来了战争，同样也带来了改革。

书信写作开始呈现出与封建王朝时期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语言、结构、书仪等方面，由文人发起改革，并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书信中并形成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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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期，受汉大赋的影响，书信语言渐趋华丽，大肆铺张扬厉，铺陈排比，但依然保持着书信写作的真实本色；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书信激增，语言在韵律、辞藻、对仗、用典等方面都十分讲究，在语言的形式美上臻于极致；后来到明朝时期虽主张“性灵”“童心”，但清朝时期“文字狱”“八股文”的发展，书信语言的格套化、骈体化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时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言文一致”等系列文学运动，让通俗直白的白话书写逐渐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由于其主导者皆为文人群体，作为时代改革的主力军，在彼此之间进行书信交流时，自会尽可能选取更通俗、更贴近生活的白话语言书写。

如陈源 1945 年致胡适先生的书信开头部分：
适之兄：
自有教育文化会的决议，我们即希望你来代表中国出席。现命令已发表，而且听杨钟健君说，你已决定来英一行，真是无限的高兴。希望你及元任兄能于开会前几天到，可以多一点准备。我被派出席筹备会议，已于九月廿六日开过第一次会。第二次会将于本月十二日举行。在第一次会中，发现有二个争论剧烈之点，将来在大会中恐怕会继续的争论。
再如梁启超先生写给子女的家书：
你们寒假时的信，先后收到了。海马帽昨日亦到，漂亮极了，我立刻就戴着出门。不戴怕过两日就天暖了，要到今冬才得戴。
今日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七了。过两天我们就回南长街过新年，达达、司马懿都早已放假来京了。过年虽没有前几年热闹，但有老白鼻凑趣，也还将就得过去。我的病还是那样，前两礼拜已见好了。王姨去天津，我便没有去看。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没奈何过年后去关几天。
可以看出这两封书信中，所用都是一些通俗的白话语言，套用文言句式的痕迹也显著淡化，直接将心中所想、口中之言化于纸笔，读来就减弱了日常用语和书写用语相分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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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整体上看，民国书信写作在朝着白话书写的方向发展，但是前期大多数文人都生于清末时期，接受过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纵使后期在文学运动的影响下，逐渐脱离文言书信写作，可观其书信可知，这些文人还是保留下来一些典雅的文言词汇。

这其中表现较为明显的是家书，由于家书的历史源流和受文对象的特殊性，民国时期文人在进行家书写作时依然会选取具有文言色彩的语词、句式，相较于白话语词和句式，文言词汇在情感表达方面更多了一份古典韵味，因而文人在前期进行家书写作中仍旧采用文言词汇。
如“膝下”、“敬禀者，敬维福体安康为颂”“勿念”、“盖同写与大人之信一时也”、“肃此，敬复金安”“孺慕之思，不俟磬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邪？”“专此。敬颂秋安。”“耑此，敬扣金安”等，这些文言词汇若放在情书写作中，难免显得浮套、不见真情，但放在家书中却恰恰体现了晚辈对长辈浓厚的孺慕之情和恭敬之意，在情感表达方面比直白通俗的白话词汇略胜一筹。
尤其是结尾祝颂语部分，比起民国后期传承下来的“祝您身体康健”“祝你们愉快”“祝你们幸福”等句式，“敬颂秋安”“敬扣金安”“敬颂福安”等具有文言色彩的用语，显然更为典雅且显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增强了亲和力。
除祝颂语外，还有一些诸如“兹、奉、收悉、谨此、业经、以期、尚望”等文辞出现在文人公私往来的书信中，让书信整体上显得更为文雅。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古朴典雅的语词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现代的公务文书中常常出现，使其语言显得更为鲜活的同时，增添了一丝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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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书信体的写作中不会以修饰雕琢为手段，而是追求双方的理解和交流，情书写作却是例外，作为书信语体中最接近散文语体的类别，不少情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写作主体都主动选取多样的辞格和相对自由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炽热的爱意。

如当时的青年学者朱生豪、徐志摩、李唯建等人的情书：
我爱宋清如，因为她是那么好。比她更好的人，古时候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现在绝对再找不到，我甘心被她吃瘪。我吃力得很，祝你非常好，许我和你偎一偎脸颊。（朱生豪）
分襟后，一路来心上好像失了一个什么似的。欧，你说我如何离得了你？——那岂不是受活罪吗？我盼将来我俩纵被地狱（代表一切阻碍与痛苦）所隔离，也得默默的虔诚的两颗心互相结合，安慰。——这是我的理想生活。（李唯建）
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力量。（朱自清）
这些文人大多生活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他们反对一切封建的制度和思想，追求自由，崇尚爱情至上主义，于是他们的情书写得狂放而热烈、直白且“肉麻”，通过不同句式的组合，将自身对另一半极为浓烈的爱意倾注于笔尖、跃然于纸上。
相较于清朝“董白再拜致书公子左右：记得秦淮画舫，初侍歌筳，乍见目成，旋又别去；诵李商隐“身无彩凤双飞翼”一诗，此身已许公子矣......临书哽咽，无泪可挥！伏惟珍爱，无以妾为念。”这种叙事性的语句，民国文人情书中的句子显然更具有诗意，也更能凸显他们炽热的情感，使得他们所写作的情书呈现出与往时不同的审美特征。

其他还有“我好恨呀，这一层的隔膜，真的全是隔膜，这仿佛是你淹在水里挣扎着要命，我好恨呀！”、“其实老早就倦得想睡了，可是到底发了那么半天呆”、“我的两眼有些发花，我的耳朵发响；我的心跳得快，这都是为你呀！你，你，你，你！——我叫你一声，好不好，冷鸥！”等文人情书。
相较于普通人，作为文人的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进行情书写作的时候即便是普普通通地聊家常，也会下意识地使用辞格和不同句式，来使得情书写作更具文采和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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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可谓是一个波云诡谲的时代，列强的入侵带来了战争和革命，同时也影响了书信写作中语言、书仪、器物的使用和传递方式。
自古以来，文房四宝是文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物件，加上竖排书写和不加标点的书写习惯，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文人在写信时自有一套严格的书仪（复杂的称谓、缺笔、单抬、小写等）和格式（称谓语、寒暄语、正文、结束语、祝颂语、具名、日期等），这些书仪和格式即便是到了民国时期也依然被文人使用着，只是不同人所运用的繁简不一罢了。

如鲁迅先生 1927年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信：
孑民先生几下, 谨启者:
久违雅范, 结念弥深, 伏知贤劳, 未敢趋谒。兹有荆君有麟, 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 服务已久, 近知江北一带, 颇有散兵, 半是北军旧属, 既失渠率, 迸散江湖,出没不常, 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 间亦流落其中, 得悉彼辈近态, 本非夙心, 倘有所依, 极甘归命, 因思招之使来, 略加编练, 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 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 诚为两得。已曾历访数处, 贡其款诚, 尤切希一聆先生教示, 以为轨臬。辄不揣微末, 特为介绍, 进谒台端, 倘蒙假以颜色, 俾毕其词, 更赐指挥, 实为万幸。
肃此布达, 敬请道安。
后学周树人 启上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最能体现民国文人书信写作遵循传统书仪的特点，称谓“孑民先生几下，谨启者”包含了称呼语、提称语和启事语三个部分，是很完整地称谓语写作方式，在称呼语中还遵循了“写其字不称其名”的习惯。
下文开篇一句是为寒暄语，表示了对收信人的尊重和仰慕，接着正文将自己所求之事详尽言之，结尾部分以较为谦恭的态度再次表明对对方的尊敬。最后以“肃此布达，敬请道安。”的祝颂语收束全文，后来在整个民国时期这种类型的祝颂语一直是文人写信时惯用的形式。具名部分“后学周树人 启上”也和称谓语一样是较为完整的传统书仪格式。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扩大、中外文化更加剧烈的冲突、书写用具的改变和电报行业的发展，文人书信写作中的书仪和格式也跟随时代变得更为简单和现代化，传统书仪和格式仅剩祝颂语被保留，其他则偶尔被使用。例如周泽春致胡适的信：
适之先生：
今晨谈及中苏条约，弟当时对于该约之批评，事后登在重庆报纸（抗战时之报纸印刷太劣），兹捡陈一份，即祈 赐教。
顺颂时绥弟周泽春 三，十九北京饭店三二六号
和上一封信相比，这一封在书仪和格式上明显简略了许多，称呼上选用欧化的形式，接着就直言正文内容，省去了寒暄部分，正文结束后简单一句“顺颂时绥”收束全文，完全没有了上篇书信的复杂结构。
文言书信里，根据收信对象的不同，书信的格式、遣词造句和字体都有讲究，但在白话书信中，格式只有一种，且以简易为主。显然白话书信这种简便的书信结构相对而言更容易被传播和模仿，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书信写作不必再像以前一样依靠秀才、教书先生，也不必担心因结构使用错误而心有戚戚。

所以到民国中后期，简洁的白话书信结构被普遍运用。全都采用更加简洁的白话书信结构，有着现代书信写作的痕迹。民国中后期的时候，简便的书信结构已在社会中普及开来。
总体而言，在当下出版的民国文人书信集中，家书和与友人书是了解文人生平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些书信能够更详尽了解文人群体及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反之亦然，时代背景的变化使文人家书和与友书的写作也不断更新，到四十年代后期，无论是家书还是与友书的写作都已基本实现“言文一致”，全篇皆为白话用语，一如现代书信写作。
这种相辅相成的变化无疑为书信写作逐渐走向现代化、平民化奠定了基础。情书则在整个情书写作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情书写作语体由文言转白话，去除了唐朝后期以来情书写作浮套浮艳的面具，使情感表达更为通俗，回归真挚；格式也变得更加简化，去除了不必要的寒暄和敬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女性文人所作情书数量的增多，为后人研究情书写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些变化成为传统情书写作向现代情书写作的转折点，也成为了后人情书写作的主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