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属于最保守的社会，它敬畏传统，它崇尚权威

威尼斯属于最保守的社会。它敬畏传统。它崇尚权威。这座城市总是在追寻自身的起源，因此它慎终追远。它推崇往昔。对风俗习惯的尊重渗透在威尼斯文化的各个等级与方面。风俗代表着从先人处继承而来的遗志与天性。风俗是整个社群的体现。
公告中有一句套话，大意为新的立法仅为符合该城"最为古老的传统习俗"。这是一种安慰的形式。风俗也被认为超越了明确与系统的法律。在威尼斯，经验总是比理论更重要。这座城市中从不会有革命。
风俗统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去教堂或招待客人时衣着不当会招致批评。在所有威尼斯人惧怕的情形中，最可怕的就是公开受辱。这就是他们在私下里吝啬而节俭，在公开场合却如此慷慨大方的原因。
威尼斯艺术家使用的意象范围是普遍而狭窄的。这座城市的建筑显然也以其传统主义著称。房屋的形式，无论大小，许多世纪以来都不曾改变。其结构与装饰总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房屋倾覆了，人们会在原址上以同样的方法甚至同样的材料将其重建；先前房屋的遗迹会被运用在新房的建设中。地基总是被一再重新使用；石化木不会腐朽或烧毁。
建筑说明的一贯主题是——按最初的尺寸重建房间，不需要将墙面修得更高，只需修旧如旧。或许这就是流动性或移动性带来的恐惧——对水的恐惧——所引发的拘泥。卡萨诺瓦说，仅仅是新奇的念头，就会令威尼斯的贵族们恐惧发抖。权力本身就是一股保守的势力。

保罗·帕鲁塔（Paolo Paruta），一位十七世纪早期的威尼斯历史学家注意到，国家是由延续他们所赖以建立的传统而维持的。变革会导致堕落。
即使是在这座城市最为专精的商业活动领域，变革也是明显受到排斥的。人们常说是威尼斯人发明了复式记账的簿记法；事实上，该方法是在热那亚发明的。是热那亚人铸造了第一批金币，起草了第一份保险合同，绘制了第一张航海图；威尼斯人显然落后了五十年或更久。
威尼斯总是借鉴他人。其自身并不创造新事物。对于创新，它畏惧并抱持怀疑。只有拿破仑的强势介入才结束了这个没有显著变革而存续了五百年之久的体系。直到1797年，此处仍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中世纪城邦的范例。毕竟，这里是一座孤岛。
威尼斯人痴迷于自身的历史。他们产生了意大利世界最为庞大的编年史。现存的十四世纪以来的文本超过一千种。马里诺·萨努多的日志，详述了十五世纪后期到十六世纪初期一系列最为无关紧要而乏味冗长的事件，足有五十八个对开本之巨。
据说，从八岁开始，他就在公爵宫里制作一份绘画清单。就像其他年代记录者一样，他也陶醉于这座身处其中的城市——它的律法、典礼、贸易、风俗、条约，都被认为具有根本性的重大价值。这或许是坐井观天，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经由他之口，该地区的精神得以体现。只有通过成为威尼斯表达自身的媒介，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编年史之后是历史学。到十五世纪中期，已出现了类似题为《威尼斯起源与事迹》（De origine et gestis Venetorum）的书卷。"起源"与"事迹"同样重要。
"起源"说明了"事迹"。1515年，安德里亚·纳瓦杰罗（AndreaNavagero）被任命为威尼斯首位官方史学家，在这个岗位上，他被寄望于歌颂这座城市"坚若磐石、战无不胜的美德"。这也恰恰是"威尼斯神话"开始构想的时刻。
鉴于这份工作无法任由随便打听的特性，这位国家史料编纂者的理念就尤其显得十分令人感兴趣。就像"官方"传记作者一样，其微妙处在于有所隐瞒而亦有透露。
不幸的是，纳瓦杰罗并没能完全实现他的目标，在遗嘱中，他下令将自己的笔记与文件全部烧掉。也许，他透露得太多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国家史学家，就像十六世纪的叙事画家一样，巨细靡遗地歌颂威尼斯的神圣历史。
他们总是重修神话，以使其适应当下的情形。他们既描述事实，也编纂规范，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正在为后世的统治留下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导。一切都需要依照历史学的理想进行说明和理解。史料编纂者确信，记录与追踪历史将揭露历史命运的清晰轨迹。
传统就是关键。在一座不断为自身在大海中的存亡而焦虑不安的城市，"持久"本身就被认为是值得尊崇的。如果一件事物能够持续，那么它将备受赞赏。

对风俗与传统的崇敬不一定都是良性的。这座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衰退并不全是由于自身原因，而是和其当局内部的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扼杀了进步及革新的可能性息息相关。贵族们自满于优越的地位，经常作出明显灾难性的决定。
他们伙同盟友对君士坦丁堡的剥削与洗劫直接导致土耳其人于1453年5月29日攻占了该城。威尼斯的工商业也因政府施加的限制性规定而受到伤害。正如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所说，威尼斯人"因其强大的成见而墨守成规，然而一个商业国家必须保持灵活变通与计策得当，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形势与意外"。
譬如，他们希望确保自己生产制造奢侈品的声望。所以为了质量，他们牺牲了成本和数量。在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中，这是一个错误。
威尼斯的统治者十分不情愿面对一个变革的世界。正因如此，其一度长期处于技术效率中心地位的兵工厂与造船业却在十七世纪惨遭过时的命运。这里没有革新，也没有真正的创新。可能正是由于对自身变革能力的不信任，威尼斯纯粹为了生存而发展出了实力。这依然是其最持久的吸引力。
所以，这座城市进行了一番历史上的包装，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它将自己改造为罗马人。在十六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间，建筑纷纷被修建成罗马公共建筑的样式。兵工厂的凯旋门是这一潮流的先驱；它是威尼斯的第一座纪念性建筑。

1480年代，公爵宫的浅浮雕上出现了石盾与石盔的形象。面对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与苏莱曼大帝统治的两大帝国的威胁，威尼斯声称自己继承了最伟大的遗产。罗马是其特殊历史使命的背景。甚至连其政体也是来自罗马。
这座城市的世家大族开始纷纷为自己寻找罗马祖先，以图有理有据地继承古代的文明。科尔纳罗（Cornaro）家族将祖先追溯至科尔内利（Cornelii），巴尔巴罗（Barbaro）家族则追溯到阿赫诺巴布斯（Ahenobarbus）。统治阶级所穿的黑袍被称为宽外袍，就好像威尼斯的参议员们在圣马可广场上如同在古罗马的公共广场上一样得心应手。
这座城市的史学家们认定开国者为特洛伊逃出的流民，而他们认定正是同一批人建立了罗马。这一切不过是故弄玄虚，但在当时，为了支撑其身份认同，再荒谬夸张的说法也会被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全盘接受。因此，到十六世纪，威尼斯人已开始以"新罗马人"自居。
无论如何，威尼斯掀起了复古的风潮。无论是求来的、借来的还是偷来的，古迹遍布威尼斯城各处。古典雕像与奖杯矗立于公共场所。一批古董研究者应运而生。臭名昭著的伪造者也随之出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拼凑出一件罗马雕塑或古典青铜像赝品。出于类似的精神，威尼斯的统治者有时会声称，某种活动——比如说教育——乃继承自"本城奠基之时"。通常这并不真实，但这一欺骗行为本身就与尊崇古典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