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越讲究越好运，一个知道讲究的人，成就都不会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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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说你讲究，那一定是称赞你的话，说明你懂规矩，知礼节。打个比方，你过马路时碰上红灯，即使车很少或没车通行，你仍然等着绿灯，这就是讲究。再比如，参加一个正式宴会，如果你发头凌乱，穿着随意，这就是不讲究。
讲究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职场的讲究人，别人愿意提携他一把；生意场中的讲究人，别人愿意与他合作。社交场里的讲究人，别人愿意与他来往。
所以，即使一时条件不成熟，也不会轻易放弃讲究，这是讲究人的做人原则。
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这样的讲究人。
曾国藩刚到北京时，只是翰林院的一个小检讨，从七品，还算不上一个正经的七品小官。据《曾国藩家书》中的记载，他一年的工资是119两银子，外加11两银子不到的办公费用，两项合计为130两银子上下，这就是他全部的年薪。
这个收入虽然比寻常百姓高出很多，但在京城做官，有很多需要讲究的地方，花的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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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住。当时的进京官员是没有“福利分房”，也没有额外的补贴，只能自己或租或买。曾国藩来自湖南小山村，家境一般，买房就不用想了，只能租房。身为京官，总不能随便租个小平房吧，那样就太有失官仪了。
曾国藩按照当时的风气，在不失官仪的条件下几经挑选、挪换，1840年这一年就换了五次住处。1841年8月，终于在绳匠胡同找到一处满意的宅邸，一年房租为83.63两银子，一半多的年薪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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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住，还得解决穿的事。清代的官服都需自行购置，还得按照季节、场合严格分类，规矩繁多。而且既然是官服，材质用料也要有所讲究。《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录了曾国藩来京的1840年，购置衣物花费了约33.4两银子。1841年，《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记载了他新添置衣服花费46875文，折合成银两大概为32.69两银子，确实让人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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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行。当时官员出行基本是乘轿和坐马车。乘轿在当时来说是“顶级享受”，但买轿子雇轿夫的费用很高，一年的花费至少要八百两银子。马车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按照路程的远近来计算价格，相对便宜。
曾国藩当然没钱置办轿子，更没钱养几个轿夫，但去翰林院上班或者拜访领导和同僚，走路太远不现实，也太不符合京官的讲究。曾国藩选择了租用马车，平均下来每月差不多要一万两千多文，折合银子10两左右。1844年，曾国藩升为了翰林院侍讲后，曾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需费百金。因郭雨三奉讳出京，渠车马借与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见还”。
说明曾国藩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马车”，还是郭雨三借给他的。但饲养马匹、车的保养、司机的雇佣也都需要自己承担，每年需要10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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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官，还有一个大的支出就是社交应酬。毕竟在官场上，需要维护各种的关系网，像领导、师座（科举会试的主考官，曾国藩的主考官是当时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同年（一起参加会试通过的人）、同乡等这些人，关系维系好了，可以随时有个照应。
曾国藩是个讲究人，在关系维护上非常讲究规矩，从不肯失了礼节。据《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记载，仅1843年，曾国藩用在社交应酬的开支就高达90两银子。
比如曾国藩的同乡好友陈源兖，1843年时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第二年，陈妻病逝，曾国藩帮忙打理一切，还将陈源兖刚满月的孩子带回家，雇乳母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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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住、行和人情往为，这些高额的花销都是对外与官仪有关的事情，曾国藩从不含糊，必须讲究。但曾国藩本人其实是十分节俭的，就拿吃饭来说，曾国藩对自己非常严苛，每顿饭只炒一个菜，只吃一碗饭，即使别人请客，也一样恪守规矩。
有一次，曾国藩去扬州公干，当地的盐商盛情款待，上了许多美味佳肴。曾国藩很为难，这属于应酬场面不好拒绝，但自己的规矩也不能破了。于是只在眼前的一道菜上动了几下筷子，其他的一点没碰。事后他对盐商解释道“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
曾国藩的讲究，为他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穆彰阿是曾国藩的座师，曾国藩每年的重要日子都会去穆府行弟子之礼，他能在七年内连升十二级，穆彰阿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使穆彰阿早已去世，曾国藩也不是“人走茶凉”，仍然有机会就去穆府探望其家人。做人做事如此讲究，曾国藩官运亨通，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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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讲究不是就是好面子吗。其实讲究与面子看着相似，但有着本质的差异。讲究重在规矩和礼节，是必须要做的事，而好面子重在表面，这就是纯粹的虚荣了。
讲究可以提高你的层次，帮你结交优质朋友。一个人要成就一件事，就必要有所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