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幸福家庭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2019年，《82年生的金智英》的上映，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无疑扮演了一颗深水炸弹的角色，彻底搅乱了一潭死水，将沉积在韩国社会底部的各类问题都掀上了水面，引起了韩国民众的广泛讨论和争辩。

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金智英的韩国女性的生活经历。她于198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韩国家庭。她的丈夫温柔体贴，又有事业心，女儿也乖巧伶俐，俨然是中产阶级幸福家庭的模样。但金智英感受不到一点快乐，她在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遭受到性别歧视，她曾试图反抗，但在男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韩国社会中，她的声音太多弱小，她的抵抗也太过无力，以至于她在处处受到钳制和压抑的情景之下，内心一点点崩溃。
导演在影片的最后刻意制造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也许只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预期和韩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规范，但是整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意味太过强烈，导演的现实指向也太过明确，所以在韩国社会中掀起波澜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多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都自带话题，这部电影也是如此。电影情节本身并没有特别过激之处，导演在影片中还原了韩国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遇到的种种不堪，提醒民众关注韩国女性的地位和她们的内心感受，以此来推动民众的觉醒。

原著作者赵南柱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讲述女性的故事就是在排斥男性，我只是想表达女性的生活和苦恼，态度和现实而已。”接下来，我将从女主的多重身份、童年背景和奋起反抗三个角度来解读这部现实主义电影。
一、儿媳、妻子、职业女性，多重身份压力主导下的崩溃
金智英没有错，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在韩国社会中，她的女性身份，成了一种原罪，也成了众多韩国女性无法承受之重。
01、重男轻女的婆婆，一开始就给金智英送上了一把偏见的枷锁
春节第一天，金智英和丈夫郑大贤一起来到了婆婆家，丈夫看到水池里堆积着没洗的碗筷，于是走到厨房，准备动手干活。金智英看到这一幕，立马走了过去。而她的婆婆在一旁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我的儿媳妇，真是有个好丈夫啊！”
婆婆的这句话，一下子就将她的偏见暴露了出来，在她的心目中，厨房是女人的领地，是检验一个女人是否勤快和贤惠的标准。如果这一次的活都让丈夫干了，那么这个儿媳肯定不会受她待见了。
为了提醒金智英牢记自己的身份，婆婆送了一条围裙给她。也是在暗示她：伺候丈夫和孩子，让他们吃好穿好，就是你的全部工作，也是你嫁过来的价值所在。

女性在韩国家庭中的地位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历史和世俗的观念造就了韩国女性今日的处境，在潜移默化的演变之中，老一代的韩国女性也被同化了，甚至成了不公正的推手，将自己的遭遇还原到下一代身上。
02、表面和善体贴的丈夫，本质上还是一个带有世俗观念的男人
很多观众评论剧中金智英的老公赵大贤，认为他高大帅气，对老婆也细心呵护，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是一个完美的好男人。可是，当金智英提出想去面包店做兼职的时候，赵大贤用一个看上去很体贴的理由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建议，他认为金智英照顾孩子已经很累了，而且精神也不太好。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会以自己的主观判断来评价某件事情，在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为了对方好。其实，这些想法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他们的这份好意，其实是在伤害对方。
婚姻心理学认为：“我是对的”不是对婚姻关系最具有杀伤力的心理模式，却是打开婚姻致命伤之门的钥匙。金智英之所以想出去工作，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争取家庭中平等地位的权利。而赵大贤根本不了解这一点，他的思维受到家庭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将女人放在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位置之上。
不能否认的是，赵大贤确实符合人们心目中好男人的标准。他关心妻子的内心感受，面对同事的诽谤，他也第一时间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他还就妻子的精神问题去咨询心理医生。他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关心金智英，以为能够维护家庭的和谐，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

心理学家高特曼夫妇通过超过40年的临床实践，总结了一套以科学为基础的高特曼方法（The Gottman Method）。他们认为，维持一段健康的感情有七个层面，其中之一就是：
建立爱情地图：你需要知道你的伴侣的内心世界，他或她的过去，烦恼，压力，快乐和希望。
而在这一点上面，赵大贤显然没有做到。他对妻子的关怀浮于表面，并不清楚妻子的烦恼和她真正想要的东西。金智英真正想要的是平等的权利，事业平等、地位平等、性别平等。她想要出去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急欲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观念模式，寻找自我的过程。
03、工作中遭遇到的性别歧视和骚扰
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理应得到保护和照顾。但在男性占据主导优势的韩国社会中，女性就成了可以欺凌的对象。
金智英结婚前还在职场打拼，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但是在遴选企划组成员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没有入选。因为公司希望组建一个5年以上的长期小组，认为女职员很难做的长久。

女性职员早晚会结婚生子，已婚女性也会受到照顾家庭等琐事的拖累，从而影响到女性在职场上的精力投入。这种认识逻辑的存在，本身就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女性的家庭身份属性。在韩国人的普遍认知中，女性的家庭身份属性始终要远远高于职业身份属性，事业是应该让位于家庭的，她们的竞争对手应该是家庭主妇，而不是职场精英。
除了职场竞争之外，还需时刻提防男性的骚扰。影片中公司保安在女性洗手间内安装了摄像头，而发现这件事情的吴科长不仅没有报警，还和男同事分享照片。男性的这种偷窥心理严重侵犯了女性的隐私权。
但更为尴尬的是，如果需要获取证据，就必须去警局核实照片，每个被侵犯的女性都感到恐惧和难堪。谁也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金智英们都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在强大的男权力量主导之下，女性失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受到的侵犯也越来越多，甚至形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顽疾，扼杀着女性的权利和尊严。

二、“重男轻女”的家庭背景，抹杀了金智英的童年幸福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曾经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原生家庭对于金智英的伤害，伴随着她一路成长，铭刻进了她的身体里。
金智英的母亲就是一个受到原生家庭伤害的女人，她从小学习就很好，曾经梦想着要当一名老师，可是为了哥哥上学，自己只能辍学去打工赚钱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女孩子都是被迫牺牲的对象，她们上学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了，并被世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母亲的经历，也投影到了金智英的童年。她时而会想起小时候的经历，在很多年过后，依然历历在目，因为她的记忆中，始终有一根刺，时刻刺痛着她，让她无法遗忘。
她和姐姐曾经站在世界地图面前，试着去寻找各自想去的国家，她选了美国，而姐姐选了更加遥远的北欧三国。她问姐姐为什么要去那么陌生的国家，姐姐告诉她说，因为那里没有韩国人。

是啊，没有韩国人的地方，就意味着没有韩国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和世俗观念。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姐妹两人在原生家庭中遭遇的种种不平等，以及压抑在她们心头的愤懑和苦恼的情绪。
金智英的奶奶教导两个女孩要学会文静，保持矜持，要帮助妈妈做饭。她还埋怨金智英妈妈只生了一个男孩，表示一个家庭里应该至少有四个男人，才不至于显得空落落。
在韩国人的固有观念里，男人是家中的顶梁柱，一个家庭中男丁兴旺，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个家庭的幸福程度。但是女性天生不是作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的，女性在社会中承担了很多男性无法完成或者说不愿去完成的责任和使命，如养育子女，如照顾家庭等等。她们被男权社会所轻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不被承认，而且还被剥夺了融入社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资格。
在金智英的家庭里，她父亲就是“重男轻女”的典型。他去英国出差时，给儿子买了一只名贵的钢笔，而给两个女儿的却只有笔记本。
有一次，金智英在外面补习到很晚，在回家的公交车上，遭遇了一个陌生男子的骚扰，最后得益于同车女子的帮助，才全身而退。可是她父亲非但没有安慰金智英，反而怪她穿衣服不得体，裙子太短，是金智英自己的轻佻行为才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作为一个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无疑带给了金智英更大的伤害，如同在她原本已经受伤的心口补上一刀。影片中，金智英回忆起当年发生的这段场景，呼吸急促，久久无法平复。

父亲的偏见根深蒂固。弟弟去看望金智英，打电话给父亲，问姐姐喜欢吃什么，父亲说她喜欢吃红豆面包。其实弟弟才喜欢吃红豆面包，金智英喜欢吃的是奶油面包。在父亲的眼中，弟弟才是那个最值得疼爱的孩子，这种偏差的父爱也直接造就了金智英软弱、偏执的性格，也是造成她罹患精神疾病的一个因素。
最近的热播剧《安家》中的房似锦也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母亲潘贵雨一心只想着压榨女儿，在她眼里，女儿只是一个银行提款机而已，只要缺钱，就会打电话问房似锦要钱，从来不会去考虑女儿的内心感受和实际困难。
著名心理治疗室苏珊·福沃德在她的作品《原生家庭》中指出：
健康的和有毒的家庭体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家庭成员作为个体，拥有多少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度。健康的家庭推崇个性、个人责任和独立，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满足感和自尊心。不健康的家庭不鼓励个人表达，每个家庭成员都必须和有毒父母的思想、行为保持一致。这样的家庭制造了混淆不清的个人界限、不分彼此的家庭成员关系。在潜意识里，家庭成员对于自己和别人的界限、概念混淆不清，为了表示亲密，经常要压制每个成员的个性。
无论是金智英，还是房似锦，都受困于有毒的原生家庭之中。落后陈旧的观念和偏见时刻都在蹂躏着他们的内心，摧残着她们的精神世界，也严重影响着她们的性格形成和人生方向。

三、反抗意识的觉醒，韩国女性无力的挣扎与妥协
在整部影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金智英的觉醒、挣扎和反抗。
金智英出生于1982年，在当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中间，这个名字是最常见的。导演在告诉观众，金智英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大多数韩国女性的共同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在影片中，还有许多的韩国女性受到了歧视和不公的对待。镜头并没有刻意去美化或者丑化这种行为，而是采用了类似纪实的手法呈现在观众面前，用视觉的冲击力去激发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
01、女上司的反抗方式：从公司离职，独立创业
金智英的女上司金组长为了事业，被迫牺牲了家庭。她在生完孩子之后短短一个月就重新上班了，而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母亲照顾。在一次产品研讨会上面，公司理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孩子应该待在妈妈身边，要不然最后肯定走歪路。事业有成怎么了，孩子毁了什么都完了。旁边的一些男同事，也是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在男理事的观念中，一个女人的全部价值就是将孩子抚养长大，无论事业上取得多大的进步，都不能代替女人在家庭中发挥的价值和作用，女人只要照顾好家庭就够了。这种观念，本质上就是一种偏见，也是韩国女性平等自由地参与社会和实现自我成长的一大障碍。
金组长自己坦言，不是一个好妈妈，好老婆，好女儿也都放弃了。可就是这样一个奋发上进的职业女性，到最后还是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她做出的反抗，就是自己出来独立创业。
导演借由展现职业女性的困境，表达了自己的关注和焦虑，同时也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向韩国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应该正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应歧视和贬低女性的贡献和付出。
02、姐姐的反抗方式：拒绝婚姻，保持单身
金智英的姐姐很早就有了反抗的意识，她在小时候就希望能够去往远离韩国的地方。
金智英的姐姐30多岁还没有结婚，但是姑姑却担心她以后怎么办。说到底，在姑姑们的眼里，女人只有结婚生子，才会被外界接纳，不然，就成了她们口中“特别”的女人。

姐姐上高中时，和朋友合伙抓住了一个暴露狂，并且交给了警方。本来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却被老师训了一顿，说她作为女生不知道羞耻。
当年经济危机，父亲也退休了，为了照顾弟妹，姐姐只好上了自己不喜欢的师范学校。无论是姐姐还是金智英，都代表了需要牺牲自我的女性群体，她们在时代面前没有还手之力，只能被社会裹挟着往前走，进退不由自己。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成了一座大山。她们无法为自己辩解，纵然受到了委屈，也只能暗自哭泣，自我疗伤。
03、金智英的反抗方式：借母亲的身份说出自己内心的不满和苦闷
金智英和丈夫赵大贤在春节期间，一起回到了婆婆家。小姑子也回来了，一家人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可是金智英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着，心中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在这个全家团聚的日子里，她们母女相隔两地，一股凄凉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影片中，金智英脱下了围裙，以自己母亲的口吻请求婆婆放她回去和家人团聚。
亲家母，真想让我休息，就让我回家。亲家母在节日里看到女儿很开心吧？我也想看自己的女儿。既然你女儿回来了，也该让我的女儿走了，你让我照顾完大姑子一家再走人，我家智英该有多伤心啊！亲家，我也心疼我家女儿！

金智英借助母亲的身份发声，表达了她对现状的不满。看似和睦温馨的家庭背后，却藏着早已千疮百孔的伤痕，误解、偏见、忽视、伤害等行为和情绪都发生在金智英的身上。她无力地反抗，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只是将自己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她在咨询心理医生的时候承认：我觉得这样活着也不错，作为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妻子，偶尔也觉得挺幸福的，可是有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这些反抗方式都是软弱无力的，传统的观念就如金智英所说的那堵墙，很难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拆除完毕。在现实世界中，面对当下的处境，韩国女性只有两条路可走：依附或者离开。但是导演通过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在探索第三条路：变革，通过呼唤韩国民众关注女性的现实状况，来达到她的目的。只是这条路看起来异常艰难，并不能一蹴而就。

结语
我们每个观众，都不可避免地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的身边也有同样的女性，她们坚韧、勤劳、善良，她们为了家庭，甘愿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兴趣。她们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伴侣，也是我们的孩子。
这部电影启示我们，和睦的家庭表象背后隐藏的也许并非是真正的幸福，而是迁就、隐忍、沉默、妥协等等。金智英们的社会困扰也许很难消除，但是在每个小家庭内，我们可以抛弃传统的世俗偏见，扮演倾听者的角色，理解对方的苦恼和悲伤，并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帮助对方解除心理的桎梏，收获心灵上的解脱和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