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英国的阶级斗争带来了日后的改革和宪章运动

引言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资产阶级因估计到欧洲市场将重新对英国商品开放，进行疯狂投机，囤积货物，盲目扩大生产。但是欧洲大陆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破坏，购买力极为有限；战争结束，大量军需定货又都停止；各国的工业在战争期间也逐渐发展起来，它们对英国工业品的需要量大大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在1812年的英美战争胜利后也实行高额关税政策。这些情况造成英国工业生产过剩，大批工厂企业倒闭，生产缩减，失业工人激增，成千上万的复员士兵和水手都无从就业。资本家趁机降低在业工人工资，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扶摇直上，劳动群众的生活极其困苦。经济萧条的景象笼罩着整个英国。
托利党的反动和阶级斗争的激化
托利党政府执行金融寡头和土地贵族集团的反动政策。为了偿付在反法战争中发行的公债，政府大量增加间接税，把财政负担完全压在人民身上。国会保护土地贵族和富裕农场主的利益，于1815年又通过“谷物法”，规定国内市场的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八十先令时，禁止粮食进口。这项法令促使粮价高涨，造成工业劳动力的昂贵，不但使广大劳动人民陷于饥饿境地，也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同时，欧洲许多农业国也采取限制英国工业品进口的措施，以抵制谷物法，于是英国的对外贸易锐减。1815年，出口总值为五千一百万镑，1819年，减至三千五百万镑。全国人民对现状极为不满。1816-1817年间，伦敦、纽卡斯尔、格拉斯哥、诺丁昂、伯明翰等地的工人和广大群众不断掀起粮食风潮和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斗争，格拉斯哥的工人还和派往弹压的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战后的经济萧条和托利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加剧了英国的阶级矛盾。
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活动“彼得卢事件”
资产阶级激进派乘全国局势动乱不定，鼓吹民主改革运动，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对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达到实现国会改革和废除谷物法的目的。激进派的主要政治领袖是政论家威廉·科伯特（1763-1835年）。1802年，科伯特创办《每周政治纪事报》，批评大金融家和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抨击当政集团滥用权势谋取私利，列举人民疾苦，并宣扬唯一的救时良方是改革下院的选举制度，实行普选。从1816年起，《每周政治纪事报》廉价发行，每期销售七万份左右。工人和广大群众幻想改革国会选举制度和改变议员成分会有助于自已生活地位的改善，也积极拥护国会改革。于是以改革选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运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都是国会改革运动的强大中心。
1818-1819年间，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大工业城市，工人、一般市民和资产阶级共同举行规模浩大的群众集会，向国会请愿，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取消谷物法和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1819年8月16日，八万多群众集会于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弹压，示威群众横遭杀害，死伤达六百余人，造成了流血大惨案，人称“彼得卢大屠杀”。紧接这次惨案之后，以卡瑟尔累为首的托利党政府在国会的支持下于1819年11月颁布“六项法令”。

法令禁止五十人以上的群众集会以及配有乐队和旗帜的群众操演或游行；规定政府有权随时搜查私人住宅；对一切出版物每份征税四辨士；禁止出版亵渎上帝和反政府的书刊，凡写作、印刷、出版、销售反政府的书刊者都处以徒刑或流放。人们把六项法令称为“封口令”。8月16日的大屠杀和六项法令的颁布，激起全国人民新的反抗。1820年4月，在格拉斯哥爆发有六万工人参加的政治性大罢工，各地人民都有闻风响应的趋势。但是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软弱无力，无产阶级又还没有自己政党的领导，这次行动没有取得重大结果。
从1820年起，经济开始复苏。国王乔治三世死后，其子即位，称乔治四世（1820-1830年）。这时托利党内出现了以坎宁和庇尔为首的“革新分子”。他们迫于形势，，感到只有对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作一些让步，才能巩固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的统治。1824年，托利党内阁废除1800年颁布的取缔集会结社的法令，允许工会合法存在，但是次年国会又通过补充法令，禁止工人罢工。
1826年，放宽谷物进口的限制，规定国内粮价高达一夸特六十六先令时即准许粮食进口。在对外政策上，“外交大臣坎宁力图摆脱神圣同盟的约束，拒绝支持法国干涉西班牙革命，承认南美诸国的独立，并和法国、俄国达成协议，承认希腊自治。这些自由主义策略加强了英国在国外的影响，为资产阶级开拓了海外市场，从而缓和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托利党革新派的内外政策虽然博得工业资本家的欢心，但在国会改革问题上仍踌躇不前。工人的处境也没有丝毫改善。
1832年的国会改革
20年代初，英国经济由复苏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更快。1820-1825年，生铁产量增长了58%。1823-1826年四年时间内，仅曼彻斯特一地使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厂就增加了二十多家。此外，资本家还投资于铁路、运河以及其他各种工业建设。1820-1825年间，英国商品输出年总值也由四千八百万镑增至五千六百万镑。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他们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又日趋尖锐。
1825年7月，英国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25-1826年，有七十五家银行破产，三千三百余家工商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加以1829年农业歉收，粮价暴涨，经济萧条连续了四、五年。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罢工与饥民暴动，中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捣毁农业机器和地主住宅，要求取消教会什一税和提高工资。在最近经济发展中增强实力的工业资产阶级，因面临危机的袭击，对现状更加不满。群众斗争的高涨推动了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国会改革运动重新活跃起来。
1829年，伯明翰工业家组成以银行家阿特乌德为首的“伯明翰政治协会”，在各大城市展开活动，竭力把工人和广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共同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的统治。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给英国的民主运动以新的刺激。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成立了以木匠洛维特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全国联盟”，出版《贫民保卫者报》，展开争取普选权的宣传。资产阶级激进派为保持对运动的领导权，成立了“全国政治协会”，宣布和工人联合行动。

在人民愤激情绪笼罩全国的情况下，辉格党乘机笼络民心，抨击托利党的政策。1830年10月，威灵敦内阁垮台，国王威廉四世（1830-1837年）授命辉格党党魁葛雷组阁。辉格党人上台后，提出一个温和的国会选举改革法案：取消和减少许多“衰败选区”的国会代表席位，把它们转让给新兴的工业城市；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城市选民资格放宽到年收入达十镑以上的房主和年付十镑以上房租的房客，农村选民资格则为年收入达十镑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和年收入达五十镑以上的租地经营者。但改革法案在国会中遭到托利党人的顽固反对，未获通过。
1831年，国会重新选举，辉格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击败托利党，取得胜利。是年9月，改革法案在下院通过，但又遭到贵族院的抵制。这时，伯明翰政治协会、全国政治协会以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联盟等团体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各大城市举行了一系列群众大会，支持改革法案。
10月，伦敦举行六万人的大示威，向国王递呈要求改革的请愿书。其他各大城市的群众大会甚至提出如贵族院再否决改革法案，即拒绝纳税，实行“财政绝交”。葛雷内阁也因国王的犹豫不决而宣告辞职。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使托利党不敢受命组阁，国王只得挽回葛雷。贵族院被迫通过改革法案。1832年6月7日，改革法案由国王批准成为法律。
辉格党的改革只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在国会中取得了强大地位，便和土地贵族、金融巨头结成同盟，共同统治英国。这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的一次新的妥协。曾在改革斗争中起巨大作用的工人和广大小资产阶级，仍然处于无权地位。
改革后的新国会和执政的辉格党一面通过新的劳动立法，颁布工厂法，取消使用九岁以下的童工，规定九岁到十三岁童工的工作时间为八小时；但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个新的贫民救济法，大大缩减社会救济金，强迫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失业工人接受低工资进入工厂作工，否则就被送进“劳动院”。劳动院的生活条件极其低劣，工人必须负担各种繁重工作，工人称劳动院为“穷人的巴士底狱”。几十万贫民既得不到救济，视劳动院为畏途，乃不得不涌入城市谋生，形成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工人对1832年的国会改革大失所望，转而组织工会进行经济斗争。特别是在欧文思想的影响下，工人中间盛行着组织工人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的运动。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19世纪上半期，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工人中有广泛的影响。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生在一个贫苦的马鞍匠家庭，年幼时当过商店学徒，后在纺织工厂当职员。他目睹资本主义给工人和广大劳动者带来无穷的苦难，对无产阶级极表同情。他说世界充满财富，但到处却笼罩着贫困。1800年，欧文在新兰纳克一家纺织厂任经理时，实行了一系列提高工人福利的改革。他把工人的工作日减至十小时半；取消名目繁多的罚款制度；改善工厂的卫生条件和劳动条件；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公共食堂；发给工人医疗和养老补助金；废止使用十岁以下的童工；为成年工人设立夜校；举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幼儿园等。
欧文看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人加倍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同样是不完美的。他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度，指出私有财产、宗教迷信和资产阶级婚姻制度是贫穷、愚昧和一切罪恶的根源。他梦想建立一个消灭贫困、消灭阶级对立、人人平等和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财产公有的社会。

1823年，欧文提出一个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计划，这种新村是建筑在废除土地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按普遍友谊与和谐的原则组成的集体。他和圣西门一样，幻想和平地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理想的社会制度，主张通过教育传播知识，以示范性的试验使人信服。1824年，他到美国创办一个所谓共产主义新村“新和谐村”，举办劳动者合作社，以避免商人和资本家的剥削。他还把他的理想计划呈献给各国君主和统治者，希望得到赞助。但他的一切试验和幻想很快都成泡影。
欧文在美国试验失败后回到英国，在工人中间继续宣传他的空想计划。在欧文思想影响下，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广泛展开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工会的活动。1834年，各工会团体合并为“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欧文被推举为主席。欧文及其信徒在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描绘未来新社会的图景方面，对工人起了教育和启蒙作用。但他们的唯心史观与和平改良主义思想，对英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宪章运动的兴起及其第一次高潮
资产阶级在1832年国会改革中对工人的欺骗，辉格党执政后颁布的“新贫民法”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教育了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必须进行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1836-183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加速了这一斗争的到来。
1836年6月，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洛维特的领导下，创立“伦敦工人协会”，宣布要以各种合法手段革除统治阶级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各种反动立法，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使社会一切阶级都获得平等的地位。洛维特（1800-1877年）是欧文的信徒。他否定阶级斗争，认为工人的解放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只需争取普选权，以“公正、有力的舆论”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就能逐渐实现。

1837年6月，协会拟定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六点要求：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38年5月8日，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宪章运动开始时虽然只提出争取普选权，没有提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就逐渐超出原来的范围。它逐步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
人民宪章公布后，立即获得工人和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838年，宪章拥护者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大会，有些地区的群众大会参加者多达几十万人。北部许多工业城市如利兹、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都是运动的强大中心。工人白天工作，夜间高举火炬集会和游行。
宪章主义开始时，虽然主要在工人中间传播，但还没有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截然分开。“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宪章运动推动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活动，以阿特乌德为首的伯明翰政治协会和以科伯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协会都卷入了运动。他们不满足于1832年的国会改革，企图利用宪章运动胁迫当权者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和废除谷物法。科伯特的反谷物法协会在各大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展开广泛的宣传，把取消谷物法和扩大贸易自由说成是解除工人贫困的万应灵方。

辉格党政府坚持反对新的改革，一再宣布1832年的国会改革已达到“极限”，不能再有新的国会改革。1838年12月，它下令禁止群众游行示威。但这并不能阻挡运动继续高涨。1839年2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定名为“全国宪章派公会”。
同时通过全国请愿书，陈述人民大众的疾苦；谴责统治集团对人民福利和自由权利横加摧残的粗暴行为；指出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只是把政权从一个野心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野心集团手里，广大人民仍旧毫无政治权利。请愿书强调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进行改革，要求革除以往的一切残暴立法，实现人民宪章。宪章派公会还揭露反谷物法协会的活动是企图转移工人群众的斗争目标，号召人民不要受资产阶级的哄骗，必须坚持宪章要求。全国请愿书公布后，各地人民掀起了签名运动的热潮。到1839年5月，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一百二十五万以上。
宪章运动一开始就是具有全国规模的政治性运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是这一运动的主体。但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全国性组织。宪章派公会内部的社会成分极其复杂，思想也不统一，特别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以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强烈影响下的组织。会员近四百人，大部分是熟练的手工业者，其中有不少是欧文的信徒。
他们是宪章派运动的右翼。洛维特主张用一切温和的合法手段，即宣传、集会、请愿等方法，争取政治权利和实现各阶级的社会平等。他说：“凡提出革命斗争，号召诉诸武力的人，都是我们首先要反对的人；必须说服全体人民用和平方法来争取宪章。”他认为完全可以用“道义力量”达到目的，因此这一派又称为道义派。伦敦和伯明翰是道义派的主要根据地。

与道义派相对立的暴力派，代表宪章运动的左翼，领导人是奥康诺、奥布来恩和哈尼。这一派主张在严格的阶级基础上采用革命的策略与政治斗争的途径争取宪章的实现。奥布来恩曾说：“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是骗人的幻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绝无共同之处，正如地狱和天堂的截然分开、水火的绝不相容一样”。但是暴力派内部不统一，他们的革命策略也远不彻底。这一派的主要领导人奥康诺（1794-1855年）出身于爱尔兰的乡村小贵族家庭，是律师兼记者。
1837年，他在利兹创办《北极星报》，这是在群众中最有威信的宪章派机关报。1838年春，他在北部工业区又组织了“北方大同盟”。由于宪章运动中心在1838-1839年间从伦敦转移到北部工业区，奥康诺在整个宪章运动中就更占显著的地位。但奥康诺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革命暴力，在实际行动上仍是一个合法主义者。他往往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力劝工人安静，反对工人采用暴力手段。奥康诺也反对社会主义，他主张工人集资购买土地，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就可免除贫困。奥康诺所代表的，实际上是爱尔兰乡村中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陷于破产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奥布来恩（1805-1864年）是巴贝夫学说的信徒，同时又受欧文思想的影响很深，在运动中时而号召武装起义，时而宣传和平改革，表现出动摇不定。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以哈尼为首的少数工人代表。哈尼（1817-1897年）出身水手，作过印刷工人，后来当记者。他曾不断指出资产阶级同路人威胁运动的危险，认为工人的解放只能依靠工人自己的斗争。他尖锐地批评伦敦工人协会的软弱，说它是在“宣传消极听从和驯服”。
哈尼认为，只有武装人民，实行起义，才能达到目的。1838年，他与洛维特分裂，退出伦敦工人协会，与奥康诺、奥布来恩共同创立“伦敦民主协会”。这个组织拥有三千多会员，其主要成员是织工和其他行业中的低薪工人。它有自己的机关报一《伦敦民主报》。哈尼主张土地和矿山国有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废除贫民法；制定工会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消灭社会不平等；建立共同幸福等。但是，哈尼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

宪章运动内部各派关于斗争策略的分歧，在1839年2月4日的宪章派公会会议上表现十分尖锐。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应付政府对宪章的敌视态度。道义派坚持自己的立场。洛维特说：“需要的不是枪炮，而是教育”。以哈尼为代表的革命左派则主张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奥康诺集团力图在左右两翼之间保持中间立场。他们含糊其词地提出：当一切和平办法都已用尽之后，再考虑采用罢工和起义。当时宪章派公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洛维特派手里，真正的革命左派还是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会议决定在5月5日采用和平请愿的方法，向议会递呈请愿书。以哈尼为首的伦敦民主协会则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一旦国会拒绝请愿书，就采取行动。
政府看到宪章运动声势浩大，已经波及全国，就决定派军警镇压，禁止一切集会，搜捕宪章派的领导人。7月12日，国会否决了宪章请愿书。政府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工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反抗。集会和示威游行风起云涌，伯明翰的工人群众愤怒烧毁大资本家的住宅，从7月15至17日控制了整个城市。但这些斗争不久都被镇压下去。宪章派公会也取消了原定于8月12日举行总罢工的决议，并在9月14日自行解散。
只有南威尔士新港地方的矿工为了营救一些囚禁在狱的宪章派领袖，曾于11月4日在弗洛斯特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千人的武装劫狱，结果仍以失败告终。从7月到11月的四个月中，约有四百五十余人被捕下狱。奥康诺、奥布来恩和佛洛斯特等四十多个宪章运动的领导者都被判处徒刑。运动转入低潮。这时，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反谷物法协会还在继续活动。仅在1840年一年之内，他们组织了二百多次群众大会，向国会递呈了七百多份请愿书。
结语
宪章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活动动摇了辉格党的政府。在1841年选举时，托利党取得胜利，组成了罗伯特·庇尔内阁（1841-18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