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玩十年，“不守信用的英国佬”英国玩外交是真高手还是假精明

历史上，欧洲国家习惯把英国称为“不守信用的英国佬”（perfidious Albion）或者“北海的迦太基人”，并且认为正是他们唯利是图的心理导致了与欧陆国家的关系“若即若离”。上述担忧或指责并非无中生有。
当地时间24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已经完成了脱欧，将于2021年1月1日起实现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一
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米德认为，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海外帝国；其幅员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古代帝国，而且它对全球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近代以降，5个世纪来，英国在与它的对手们——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德国——角逐时，时时表现出与他们在动机和策略上的不同或者完全不同。
其中，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英国关心世界范围的地区均势的同时，审时度势地注意“世界秩序”的演变。正是由于英国拥有世界范围的贸易及金融体系使之富强起来；凭借这些财富使得英国人具足了投放到世界各地的军事力量，以确保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不会有悖于自身根本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诚如约翰·达尔文所述，英国人能够比它的对手们更充分地利用所建立的全球连接体系，努力把不同地区的人才、物资和理念有效地连接起来，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具优势的人力资源储备，并由此逐渐建立起来的英国财政与军事机制能够让它维系强大的远洋海军。英国具有的这一综合优势明显超过了其欧洲的竞争对手。
英国的确曾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然而潜在的问题乃至危机却隐藏在光环之下。自1763年结束的“七年战争”成就了第一海外帝国后，虽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与伤感，英吉利人总是倾向认为唯其独步天下。
19世纪中后叶创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的空前成就，致使其深信“他们将要统治世界，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其他的帝国竞争者则是微不足道的。”
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为摆脱困境，在稳定与美国间“特殊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加强与欧洲邻居的密切合作。
时任英国保守党首相的爱德华·希思决定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他发表的一席耐人寻味的讲话中指出，英国在地理、传统、历史、文化和文明上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它不会因为欧洲国家的误解而背向欧洲大陆和共同体国家。

在历经10余年的谈判—失败、再谈判—再失败的不懈努力后，英国终于在1973年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国。1975年6月，英国经“全民公决”同意留在欧共体内。其后，英欧双方存在的分歧、矛盾甚至危机也显现出来。
在后来40年与欧盟的关系中，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再次强化了英美特殊关系。撒切尔时期的英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发展两国之间的“亲缘纽带”，以此暗示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德两国，“亲缘纽带”只能够存在于英美之间。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不久，在农业补贴政策和财政上的“净摊款额”，使其他欧盟主要国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些问题不仅是当时最重要的议题，而且持续长达10年之久，几乎成为每次欧共体会议上争论的热门话题。随着贸易之争和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困难，欧共体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建立欧元区的设想。在这个是否与欧洲联合的历史性问题上，英国
人再次深陷帝国情结和传统外交思维的藩篱。首先，那些渴望保留英镑的社会群体或是拒绝接受外国货币，或是迷恋于英国传统的大国地位。其次，尽管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在全国范围积极推动支持加入欧元区的活动，但是，保守势力也在进行反宣传运动时提出，英国民众应该相信享誉全球的“英格兰中央银行远比设立在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在理财储蓄业务和政策方面有更多的实际经验及优质服务”。历史上形成的这种优越感在英国朝野依然处处可见。
综上所述，诚如30年前英国专栏作家保罗-约翰逊所言：无论哪个党派上台，英国人总是习惯按照他们的思维和利益去塑造欧洲。外交上，任何国家当然必须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去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然而，英国的欧洲政策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脉相承。远则，英国人仍然生活在帝国“光荣孤立”的余荫之下；近则，他们显然在践行丘吉尔的忠告：英国根据历史、地缘、利益的选择而决定是否进入欧洲。
因此，英国不能够接受他们被淹没在某种人为的欧洲合众国里。为了维护英吉利民族国家的独特性格，他们的民众随时准备保护着他们的利益与自由。那么，英国人的“超然”态度又是如何与其传统思维相互影响的？
二
80年前，德国学者赫尔曼·坎特罗维兹（HermannKantorowicz） 就对英国人如何看待其外交的思维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他在《英国政策之精神》一书中写道，英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三个重要特征：“主持公道、目的性强以及奉行人道主义”，但它的弱点则是“缺乏理性”。结果，英国外交政策常常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且游离于人道主义和自私自利之间。
正因如此，当所有国家首先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时，由于英国人在处理国际危机时，先是表现出崇高的道义精神，继而追求现实的结果，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领导人认为英国人是虚伪和不可信任的。
不过，在国际政治的纵横捭阖中，国家之间很难做到开诚布公。熟谙权术的欧洲政治群体自然不会像媒体或学界那样对待英国。因此之故，欧洲人习惯地认为英国人在外交上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常常在自鸣得意中流露出某些轻信，偏执和乐观的态度。
即使那些对英国持友好态度的人也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英国外交官往往缺乏欧洲大陆国家强调的职业素养和深刻的洞察力。当英国尚未衰落之际，其国力能够在一定的程度内弥补由于思维简单和计划欠周全所导致的损失。
例如，一战后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行将面临的未来挑战，于是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尤其是学界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辩论，即英国如何与其它的欧洲国家在国联的基础上共同承担集体安全责任，最终推动全球范围的裁军计划。尽管这一计划被时人讥讽为“乌托邦主义”，但英国民众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程度之高，让其他欧洲国家相信英国政府有能力调集全国范围的资源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
不过，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在英国议会和公众场合展开的激辩甚至阐述的外交议题，到底有多少是基于精准的信息和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判断。
二战后，由于英国的衰落、民众对欧洲态度的历史影响所致，这些问题变得日趋复杂。英国史学者琳达·柯莉指出英国民众的矛盾心理在于：一方面，英国人仍然信奉“光荣孤立”传统，特别是在英格兰地区；另一方面，二战后欧洲的主要国家——德国被击败和占领，而英国则是战胜国。这使英国人有恃无恐地感到骄傲并由此滋生了对欧洲的种种怀疑、尤其是在传统的外交与安全议题上。
为此，总之，“英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了解甚少而且固守传统思维，那就是英国仍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在国际政治中游刃有余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足以表明英国人对欧洲国家的固有看法，不仅没有发生变化反而趋于不可理喻：即，英国可以加入欧洲，但不能服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