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长篇小说《非常时期的爱情》连载：第十六章恩将仇报

第十六章 恩将仇报

彭淑萍知道了志云和彩凤的事，心中亦喜亦忧，喜的是，志云的对象有了眉目，像彩凤那样俊俏聪明、心地善良的姑娘能看上志云，说明志云在荷铺不同于一般人家的小子，说是数一数二，也无不可。若不是被成分这座大山压着，前程恐怕要比袁家成虎小两口子还要看好。忧的是，袁家在荷铺正得势，连林有金也要让袁存仁爷俩三分。袁存仁经常当人炫耀，他袁家是响当当的“革命家庭”。而志云却是地主、历史反革命的后代。两家相比，已不是谁富谁穷、肩膀头子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属于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更何况，袁俞两家的仇，不是因打架斗嘴结下的，而是俞广贤被袁存仁所杀。俞家愿意为儿女的婚姻捐弃前仇，袁存仁是否会不计较志云的出身？
俞袁两家的仇怨，年轻人只是有所耳闻，荷铺上了年纪的人，大多知道俞袁两家的故事。
1948年初冬，天气已经转寒，一夜过后，草房顶上已可见一层白亮亮的霜花。起早拾粪、赶集的人已经穿上了棉袄，口中出气如雾。时任乡长的俞广贤有早起散步的习惯，这天清早，他打开房门，准备出去遛达，见何春来家院门过道里，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一床被裹在孩子和他的下半身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在那里睡了一夜。何春来正在和他说着什么，看他的表情和手势，好像是要那汉子离开。他走过去，向何春来打了声招呼，便问坐在地上的汉子是哪里人，怎么会睡在大街边。那汉子说他是淮北人，逃荒路过此地，身上已经断了盘缠，想在这里要几天的饭，再往南走。俞广贤见那汉子身体还算结实，被子、衣着也不算破旧，便说：“兄弟，我看你不像个穷人。”那汉子苦笑道：“以前不是，现在可是地地道道的穷人了。”
俞广贤又问他到南边有何打算，是投亲靠友，还是逃荒要饭。汉子说，金权有个亲戚，原打算投奔他的，可前天到了头铺，一打听，才知亲戚已举家迁往南京，但具体在南京何地，没人知道。他只听说到南方要饭，能多要些钱粮，现在只能是走到哪步是哪步了。俞广贤说：“我看你身板还挺结实，与其数门头要饭，不如找个活干。”汉子说：“我倒是想这么着，可我离开了家乡，两眼一抹黑的，上哪里去找活干呢？”俞广贤说：“只要你不怕吃苦，我可以帮你。”汉子不信，说：“你能帮我？”何春来对汉子说：“这是我们俞乡长，说话从不含糊，他说能帮你就能帮你。”俞广贤又问何春来：“何大哥，你们粮行缺不缺人手？”何春来说：“人手倒是不缺，不过，多他个把人，也吃不了闲饭。”俞广贤说：“你要是不嫌我多事，就让他到你家帮工。至于工钱，你看着给，我想总比他到处流浪强。
”何春来对汉子说：“我兄弟既然说话了，你就留在我家干活吧，莫到南边要饭去了。在我这干活，夏秋二季要累一点，眼下已经入冬，伙计们要闲一些。”汉子急忙把孩子放在一旁，改坐为跪，给俞广贤和何春来磕头谢恩。俞广贤急将他拉起，说：“哎，我们又没白送你分文，你靠出体力挣碗饭吃，不必言谢。”
这汉子便是袁存仁，他怀里的孩子便是袁成虎。
俞广贤哪里知道，他扶危济困的热心，却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袁存仁老家在淮北农村，他爹袁守本在世时，原在镇上开了一家饭店，生意比较红火，靠积蓄在乡下置地百余亩，也算是家道殷实，地方小富。后来生意遭人排挤，每况愈下，袁守本干脆把饭店盘给别人，用积蓄在村里盖起一座四合院，专心经营那百余亩地。袁守本前妻生下一女，不久病故，后续娶一女，才生下袁存仁。袁守本四十来岁才得子，对袁存仁十分溺爱。袁存仁八岁时被他爹送进私塾，希望他好好念书，将来供他到省城去读洋学堂，但袁存仁却像是跟书本有仇，一本《三字经》还未学完，便死活不愿再进学堂。老袁无奈，只好自我安慰，这世上不念书却干成大事的人有的是，再说，自己也没上过几天学，不也活得很滋润吗？
袁守本去世时，袁存仁同父异母的姐姐已出嫁多年，家业自然由袁存仁继承。哪知袁存仁不但没干成什么大事，而且败家有方，他先是抽上了大烟，继而又常醉心于色，成为妓院的常客，后来又沉湎于赌博，吃喝嫖赌，五毒俱全。
袁存仁的岳父，也是地主，与袁守本是至交。他年轻时练过武术，性情刚直，好打抱不平，且乐善好施，扶助贫弱，在当地颇有声望。袁妻的性格，颇像乃父。她见袁存仁抽起了大烟，不但伤身，而且耗费钱财，很是厌恶，回到娘家，向父亲诉说，要父亲帮她丈夫戒烟。父亲也厌恶抽大烟之人，当即找了几个人，把袁存仁带到他家，强行戒烟。袁存仁经历了一番烟瘾的痛苦折磨之后，总算戒了大烟。但没过多久，他又偷偷到城里的妓院寻欢。这一劣行令媳妇忍无可忍，又不好意思再回娘家，向爹妈求助，便决定自行惩罚丈夫。他暗中找了两个汉子，于一天晚上，在妓院门外拦住了正要入内眠花宿柳的袁存仁，把他带到镇外，将他吊在一棵树上，由其中一人训话，要他改过自新，若再到妓院鬼混，就不是让他在树上挂挂的事了。随后，两人便丢下他走了。直到第二天黎明，一个外出拾粪的人发现了他，才把他从树杈上放下来。
当时刚出正月，春寒料峭，夜间仍然很冷。袁存仁被人在树上吊了大半夜，又冷又饿。被放下来时，已不能行走。拾粪的人将他背回家中，给他喝了两碗热粥，又在床上盖着被子焐了半晌，才能回家。
袁存仁在树上挂着时就思忖，他在外面没跟谁结仇，这两个人为何要这么整他，反过来想，这几个人又似乎是要教训教训他，叫他以后不要再到妓院鬼混。是谁在乎对他到妓院里找乐子？当然是媳妇？他于是逼问他的媳妇，将他在镇外吊了大半夜的人，可是受她爹指使（淮北一带与北方一样，称父亲为“爹”）？不料她竟毫不隐讳，说：“你逛窑子这种下三滥勾当，我可没脸对娘家人说。这一次，对你不过是个惩戒，你要是再敢上窑子里鬼混，更厉害的惩戒还在后头。”
袁存仁被岳父命人带到他家强行戒烟，已心怀怨恨，只是因为对岳父心存畏惧，才不敢流露出来。这一次，媳妇竟然找人如此教训他，使他把对岳父的怨恨转移到她的身上。他表面上不再涉足妓院，其实只是更加隐蔽而已。后来他又竟又迷上了赌博，不到一年，袁守本留下的家产，便被他败光。而他的媳妇则回到娘家，发誓不再见他。
他把四合院抵押给人家后，仍欠一大笔赌债，要债者勾结黑道，威胁袁存仁，若于规定的时间内拿不出钱来，将卸掉他一条胳膊，吓得他不得不带着儿子成虎，踏上了逃债之路。
何春来收留袁存仁，让他在何记粮行当一名伙计，并让他住在北厢房。袁存仁以前好逸恶劳，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靠媳妇操持，现在流落他乡，别无出路，算是有了落脚之处。但他安稳了几个月，到了翌年的夏天，又惹出事来。
何春来的女儿何莲香，年方十八，是荷铺出名的美人，她身材苗条，端庄秀丽，皮肤虽不是很白，但脸颊上焕发着青春的红晕，光彩照人。她读过几年私塾，知书达理，平时无事，或学学女红，或到厨房里学学烹饪。她娘去年病故，何春来尚未看到什么合适的女人，暂未续娶。莲香有时便帮着她爷操持一些家务。她衣着朴素，从不戴金饰银，常和下人们在一起忙里忙外，更多的是在厨房里帮忙。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是粮行里雇的佣人。何莲香对所有的伙计都很尊重，完全看不出富家千金的优越感。袁存仁一进粮行，就被何莲香的美貌所吸引，心想，自己要不是落到这步田地，凭自家的条件，搞这么个漂亮丫头，还是有希望的。但何莲香是荷铺首富的闺女，而他只是个逃荒于此，被人收容的伙计。论年龄，他比她大十来岁，又带着个孩子，那艳羡的口水，只有悄悄往肚里咽了。
但是，由于何莲香的善良和待人温和，却让他误以为她是个好欺负的姑娘。何莲香见袁存仁一个男人，整天又要干活，又要照顾孩子，颇为不易，不免有些同情，有时见孩子换下衣服，便让他拿到后院，让女佣或她来洗，衣服破了，她也帮他缝补。她的同情和关心，反而让他误以为对他有意。后来，他竟做起了好梦，并寻找时机，冒险一试。
夏收一过，粮行要收购小麦，伙计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天，烧饭的女佣生病没来干活，何春来又带着两个伙计下乡收购小麦去了，何莲香便担负起做饭的活计。袁存仁因为有个孩子，何春来便让他留下看店。袁存仁和几个伙计到后院吃中饭时，得知女佣没来上工，就何莲香一人在家，便起了邪念。他和伙计们回到前院不多时，让一个小伙计帮他照看成虎，说是要上街买点东西，便溜到了后院。何春来带伙计下乡收粮，要到傍晚才能回来，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利用。何莲香见他又返回来，以为他丢下了什么东西，并未在意，仍在锅屋忙着刷碗。不料袁存仁却窜到锅屋，从她身后将她一把抱住，一面在她的耳边低声说：“莲香，我喜欢你，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
何莲香受到他的突然袭击，一时惊呆，袁存仁见她站着没动，越发胆大，竟将一只手抄起了她的褂襟，揉捏她的乳房。几秒钟后，何莲香从惊恐中缓过神来，用力挣脱了他的搂抱，脸胀得通红，说：“滚，你个畜牲！”袁存仁并未退却，如饿虎扑食般将她扑倒在灶前的草堆上，一面压着她的上身，一面伸手去解她的裤带。他已色令智昏，心想只要能得手，拼着事后带成虎逃离荷铺也值。何莲香情急之下，一面挣扎，一面锐叫：“来人呀，来人呀！”袁存仁在家乡时，调戏勾引妇女，对方不是逃避、隐忍，就是老实就范，从没遇到如此强烈的反抗。后院与前院隔着一条路，何莲香的喊声，前院未必能听得见，但路上时有行人经过，大白天的，要是被人抓住，可就遭了。突然而来的恐惧，于瞬间熄灭了他野兽般的冲动，何莲香在他犹豫间，用力推开他，跃起身冲出锅屋，直跑到了院门外。
当天晚上，何莲香向她爷哭诉了袁存仁的流氓行径。何春来拍案大怒，当晚便命两个伙计把袁存仁捆了。随后，又到对门俞广贤家，把家中发生的事说了，并埋怨道：“广贤弟，当初是你发话，我才收留了这个姓袁的，想不到他竟是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今天你看这事怎么办吧？”俞广贤听了，也很愤怒，问：“那个畜牲在哪里？”何春来说：“我叫伙计看着他，等着你的发落呢。”俞广贤说：“你先把他送到乡公所，我马上就到。”
乡公所在荷铺街北头，紧靠着公路，四周挖着深深的圩沟，圩子里有一座两丈多高的岗楼，起着了望的作用，岗楼上昼夜有乡丁站岗。乡公所的大门与公路之间，有一座木板吊桥，晚上拉起，白天放下，以防匪盗。何春来和伙计们押着袁存仁，俞广贤随后而行，进了乡公所的办公室，俞广贤命袁存仁跪下，喝道：“袁存仁，你个混账，你怎么干出这种孽事！”不料，袁存仁竟大呼冤枉，说自己啥也没干，是何老板冤枉了他。俞广贤大怒，他相信何香莲一个姑娘家不可能平白无故说这种谎，何春来也没冤枉他的理由，便说：“好好好，我叫你狡赖。”随后便向乡丁喝道：“把他吊起来，给我打！”
两个乡丁转眼间便把袁存仁吊在屋架下的横梁上，一个乡丁拿过鞭子，将袁存仁一气抽了十几鞭。乡丁抽一鞭子，他叫唤一声，但已经不再说自己“冤枉”。时值盛夏，人们都穿着单褂或马夹，有的汉子干脆赤膊。袁存仁穿着一件白布单褂，几鞭子下来，褂子上便洇出了血迹。俞广贤命乡丁住手，问袁存仁：“袁存仁，你可敢狡赖了？”袁存仁不知道还要挨多少鞭子，心中畏惧，便哀求道：“俞乡长侥了我吧，我不敢了。”俞广贤命乡丁把他放下来，说：“我本来可以把你送到局子里坐，又念你有个孩子，你要是蹲了班房，孩子没人照顾，今个就饶你一回。你若是再甩流氓，我饶不了你！”袁存仁扑咚跪倒，给俞广贤磕了三个响头，说：“谢俞乡长宽大之恩！”俞广贤说：“还不向何老板赔罪！”袁存仁转过脸，膝行至坐在一旁的何春来面前，又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说：“何老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家莲香！
”
何春来没吭声，起身往门外起去。俞广贤见他脸上怒气未消，心想他可能嫌自己处理轻了，便跟出去说：“何大哥，你看这么处置行不行？”何春来说：“我现在把这畜生交给你，就由你处置了。我现在才知道行善未必能得善报。我当初要是不收留这个畜生，我家莲香也不会受此侮辱。”俞广贤听出何春来话里有埋怨他之意，便说：“你放心，我不能就这么放他过裆，先关他几天再说。不过，他那个孩子还得你家照顾。”何春来说：“我家给他照顾什么孩子？你让那个畜生带着孩子立刻滚出我家。”
俞广贤把袁存仁关了一夜，怕他的孩子没人照顾，第二天上午，又教训了他一通，便把他放了。袁存仁回到何记粮行，无颜再见何春来父女，不等何春来撵他，他便打起铺盖卷，带着成虎走人。何铺很小，袁存仁知道他强奸何春来的女儿未遂，被抓到乡公所并被吊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镇，他觉得没脸再在荷铺混下去。他昨晚想来想去，决定到清河赶火车南下，到南边去碰碰运气。他出了何记粮行的大门，沿大街向南，经南巷子上了去清河的土大路。他在荷铺呆了半年多，对周边的交通已经很熟。
袁存仁背着铺盖，拉着成虎，像来荷铺时一样，离开了荷铺。他往南走了大约二三里路，成虎便走不动了，袁存仁便背着他往前走。乡公所里的蚊子很多，又没人烧蒿草驱蚊，加上他又犯了事，不知以后怎办，几乎一夜未眠，大约走了二里多路，也觉得迈不动腿，于是便在路边树荫下歇息。时已近午，成虎喊饿，他也觉得饥肠辘辘，而且口渴得厉害。他在何记粮行当了几个月的伙计，挣了点工钱，身上虽然有点钱，但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又没地方买吃的，他东瞅西看，见不远处有一处西瓜地，便背着成虎，到了瓜地边，给看瓜人几个钱，买了个西瓜，爷儿俩便坐在田埂上一解饥渴。看瓜的老头赶集时见过他，加上一个人整天在瓜田里看瓜，寂寞得很，见了个人，便跟他聊将起来。他问袁存仁：“你不是何记粮行的伙计吗？”袁存仁不好说是，又不好说不是，嘴里吃着西瓜，“唔唔”了一声。
老头问：“我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他又“唔唔”了一声。老头又问：“这大热天的，出门走亲戚？”他觉得不能老“唔唔”下去，咽下嘴里的西瓜，答道：“不是。粮行现在要不了这么多的人，被老板裁了。”老头说：“那你现在打算去哪呢？”他说：“我想到清河去赶火车，到南边闯闯。”
不料，老头竟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南边可是国民党的天下，我听人说国军北方战场吃紧，现在正需要人，你三十来岁，身子骨壮实，到外头当流民，没准被抓了丁哩。”袁存仁问：“你怎么知道的？”老头说：“实话不瞒你，我听大洪山新四军游击队的人说，他们就要离开大洪山，向大部队靠拢，共产党的大军就要南下，我们这一带，眼看就要解放了。”袁存仁不懂，问：“解放？什么叫解放？”
老头抽了口烟袋，说：“我听人说，解放，就是我们穷人不再受地主老财和乡长、保长的气，还要分地主老财的地，别看那小子只是个小排长，可是满口新词，什么‘打倒土豪劣绅’‘穷人翻身得解放’，什么‘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作主’。嘿，反正，‘解放’是个好词儿，像咱们这样的人，只要一解放，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袁存仁捧着半个西瓜壳，听得发愣，直到老头神侃完了，才问：“你说的可是真的？”老头笑道：“是真是假，我上哪知道？不过，看势头，国军恐怕还真是撑不住了。你看那些给官家干事的，有不少人都是脚踏两支船，明里给官家干事，暗里给共产党办事，就连咱们荷铺乡的乡长俞广贤，也是那角色。他们为什么这么干，有的是乡里乡亲的，磨不开情面，不得不两头应付；有的人可是怕变天，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哩。还有，街上的林有金、周邦友跟几个人常到铁路西里去买盐，贩到大洪山卖给新四军，他们也这么说呢。”
看瓜老头的话，让袁存仁心里一亮，“穷人翻身得解放”，自己现在不就是个穷光蛋吗？“打倒土豪劣绅”，何春来、俞广贤这帮家伙，不就是土豪劣绅吗？看来，我还不用离开荷铺了呢，我要在荷铺耕者有其田，不但要有田，还要有房子。我要看看你何春来跟俞广贤将来是个什么下场！还有，何春来将来要是被打倒，他那千金莲香，也就没啥了不起的了，到那时，哈……想到此，他便问看瓜老头：“大爷，你说上南边不好，可眼下我跟孩子两张嘴，要吃饭呀。你是哪个庄的，你们庄上可有哪家要人帮工？”老头说：“我是潘家庄的，我们东家眼下就要帮手，我去帮你说说，没准能成。”袁存仁说：“那太好了。”
到了晌午，一个老太太给老头送饭来，老头说那是他的老伴，他让她代他看瓜，领着袁存仁去了潘家庄。老头的东家潘家旺，开着豆腐坊，家有两百余亩地，又要顾生意，又要顾种地，眼下正缺人手，就让袁存仁到豆腐坊帮工。
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某部配合地方武装，对金权一带国民党地方武装分别发起攻击，接连获胜。1949年1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金权县城，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宣布金权解放。袁存仁自进潘家豆腐坊帮工，就牢记“解放”一词。他发现，随着金权县宣布解放，地主老财对长短工的态度真的有了变化，原先和善的，变得谦卑起来，原先好给帮工的人颜色看的人，变得和善起来，——他终于看到了曙光，庆幸自己听了看瓜老头之言，没到南边流浪，否则说不定真被国军抓去当了炮灰。
到了四月份，又有惊人的消息传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
至10月，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建国后的第一个春天，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开始了。金权县成立清匪反霸指挥所，各区成立了联防委员会，县政府又组织工作队，派往各区乡指导工作。他们依靠贫雇农，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与土匪恶霸、国民党残余进行斗争。荷铺乡和全县，乃至全国一样，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各村成立了农民协会，推选出主席、副主席，组织领导贫下中农与土匪和地主恶霸作斗争。并成立了民兵大队，配合军队、公安部门，在运动中担任搜剿散匪、站岗放哨，搜集和报告匪情。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发动穷人控诉揭发地主恶霸的种种罪行，各村不断召开诉苦会、斗争会，庇匪、通匪、窝匪的人也在批斗之列。一些当过土匪或是匪首的人被揭发出来，地方恶霸成了斗争会的活靶子。这些人有的被押送县公安局，有的由区长、公安区员、区武装部长等干部在区乡召开公判大会，就地枪决。
解放带来的变化，令袁存仁欣喜异常。他发现，穷人的确翻了身，原先在荷铺充人物的地主老财，见了穷人满脸堆笑；一些横行霸道的黑道大小头目，现在都老实了，见了乡、村干部或民兵，就像老鼠见猫。至于俞广贤和何春来，也都有明显的变化，他们在乡、村干部面前虽然不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但干部说啥，他们不敢说半个不字，干部叫他们干啥，他们不敢不从。工作队队长每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都要来一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这些恐怕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他当然没法知道，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在后头。
最令他羡慕的，还是那些民兵。潘家庄离荷铺二里多地，属于荷铺村，全乡以村为单位，成立了民兵大队。荷铺民兵大队有三四十人，分成三个小队，一个小队十几人。县里发给几条步枪，大小、队长每人一条，几个民兵骨干两人一条。虽然都是三八大盖、中正式等老牙货，但是对于当上了民兵的农民来说，可是宝贝，背上它，人都似乎高了几寸。其余没分到枪的，则由村里出钱，让街南头的刘铁匠统一打造长矛、大刀。那大刀的刀把上一律系着一尺多长的红绸布，民兵背在肩上，刀把朝上，走起路来，红绸飘飘，人显得很是英武。列队出操，大小队长在前面扛着长枪，民兵们大刀把上的红绸和长矛上的红缨，像火把一样点缀着队伍，真是威风凛凛。
清匪反霸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查收缴民间的枪支弹药。地主老财、土匪恶霸的枪支要缴，贫下中农要是有枪，也要缴出。一个乡如果查缴的枪支弹药较多，县里将批准民兵留用一小部分，作为奖励。潘家庄的潘长锁，脑袋瓜子不灵，平时爱说些不靠谱的大话，庄上人都喊他潘六叶子。六叶子，是荷铺土话，乃头脑不精明，干事鲁莽之意。他因向剿匪的部队秘密报告藏匿的土匪有功，当上了民兵小队长，领到一支汉阳造，整天枪不离身。不但潘家庄，连荷铺街的财主富户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满嘴奉承话。潘六叶子让他羡慕得直流口水，心想，自己要是也闹个民兵小队长干干就好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他报名参加了民兵大队，成为一名背大刀的民兵。
他把那把大刀磨得青光闪闪，非常锋利，刀把上照例系着一块红绸子。这把大刀，成了他身份的标志，他也和潘六叶子一样，整天刀不离身，除了参加民兵大队的操练，没事还要拿出来比划几下。他的东家潘家旺，排行老二，村民都喊他潘二爷。潘二爷平素少言寡语，脸上很少露出笑意，但从不克扣他们的工钱，伙食也不比别的地主老财家差，由于家里开着豆腐坊，饭桌上即使没有鱼肉时，也有豆腐、千张、豆饼、凉粉。而潘家的豆制品之好，在荷铺乡数一数二。荷铺人都说潘二爷为人厚道。自从解放，潘二爷一改以往的冷面，对帮工的人客气多了。而袁存仁参加了民兵大队，脊梁后多了把明晃晃的大刀，身份也抬高了不少，在潘二爷面前说话，声大腰直，仿佛他是东家，潘二爷是帮工。
减租退押，是与清匪反霸同时开展的。减租，就是将地主、富农出租土地的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并免去1949年10月以前农民欠地主、富农的地租，地主、富农不得收回土地转租、出典或出卖。退押，就是命令地主、富农退还租种土地的农民提前交付的押金。对于减租退押，袁存仁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流落到荷铺，先在何记粮行帮工，后又在潘二爷家打杂，除了混口饭吃，挣几个工钱，从未租种过谁家的土地，因此无法享受到减租退押的好处。但是他看到了农民协会的力量，农民协会不但人多势众，而且有政府撑腰，是农民协会把穷人们拧成一股绳，跟地主老财斗，减租退押才能成功。他想自己老是当个帮工汉，终归不是个事，等到手里的积蓄多了，他也要买二亩地种，不再给人家帮工。到那时，没准有事要求到农协哩。他这么想，便又报名参加了农民协会。
袁存仁虽然有了农协会员和民兵的双重身份，但他并不满足，因为他毕竟只是个小娄罗。农协分成组，他头上有正副组长，有正副主席；民兵分小队，他头上有正副小队长和正副大队长，他处处要听人家的吆喝。他并未忘记何春来的千金莲香，但何春来尽管少收不少地租，退出了不少押金，仍是粮行的老板，荷铺的首富。何莲香对他这个除了孩子一无所有的穷汉来说，就像林子里的鸟儿，远看可以，等你走近，它就飞了。他决心要在荷铺成个人物，即使干不上民兵大队长或农民协会主席，也要像潘六叶子那样，混个民兵小队长干干。
麦收过后，机会终于来了。
每年夏秋二季，收完了庄稼，潘二爷都要打酒买肉，给伙计们加餐，今年是解放后的第一季夏收，潘二爷家的齐工酒，桌上的菜肴更加丰富。伙计们开怀畅饮，一直喝到下午三点多钟。有的人喝得烂醉如泥，回屋大睡，有的人喝得兴奋异常，一张嘴仿佛没了塞的瓶子，什么话都往外倒。袁存仁酒量大，头脑虽然有些晕乎，但还算清醒，他听一个伙计说，潘二爷为了保家护院，前两年花了不少大洋，买了两条三八大盖，还有一把二十响的德国造，除了子弹，恐怕还有手榴弹什么的。袁存仁心中一喜，忙问：“这些家伙都藏哪去了？”那伙计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潘二爷什么人，他藏枪还能跟我说吗？”
没问到枪藏何处，袁存仁不免感到失望。但他转念一想，潘二爷家私藏枪支，恐怕实有其事，要是向上面报告了，也能立功。他本想把这事报告民兵大队大队长，但又怕大队长抢他的头功，当晚便向住在何记粮行的乡工作队报告，说潘二爷家私藏枪支弹药。工作队队长老邵听说潘家有二十响的德国造，顿时眼睛一亮，随即带着两个工作队员，又从荷铺民兵大队要来几个民兵，带着长短枪和大刀长矛，来到潘家，问潘二爷枪藏在哪里。潘二爷自以为枪藏得秘密，不承认家中有枪。老邵说：“你想负隅顽抗？我就怕你骨头没那么硬。”随即命民兵将潘二爷吊将起来，用枪托、长矛柄一顿乱打，潘二爷被打得惨叫哀嚎，终于抗不过，供出了藏枪之地。
潘二爷家的枪支弹药，藏在院内一个废弃的山芋窑里，正如那个伙计所说，有两支三八大盖和一支二十响的德国造，那只盒子枪，有大半新，用油纸包了三层，另有手枪子弹一百多发，步枪子弹两百发。还有手榴弹五枚。老邵的手枪，是一支日军用的南部十四式，俗称王八盒子，已经很旧，不但容易卡壳，而且不小心还会走火，射击时弹匣有时会突然脱落。他对那把德国造爱不释手，便留着自用，只把那两条三八大盖和几个手榴弹上缴。他为了嘉奖袁存仁，给了他一颗手榴弹，并建议乡长曹汉彪将袁存仁提拔为民兵大队副大队长。
袁存仁只想像潘六叶子一样，闹个小队长当当，不料竟当上了副大队长，而且背上了汉阳造，一夜之间成了荷铺的显要人物。
袁存仁向工作队告密之后，无法再在潘家庄呆下去，便求老邵给他安排个落脚之地。老邵率领的工作队员虽然有二十几个人，但都分散在各村，很想找两个民兵住在何家大院，以保护他的安全，便说：“这事好办。”遂命何春来腾出一间厢房，借给袁存仁和潘六叶子住。说是借，则是连租金也不用付的。何春来心中不愿，但又不敢违抗，只得让伙计们挤挤，腾出一间厢房，让袁副大队长和潘小队长居住。
就这样，一年前被何家赶走的袁存仁，又回到了何家。袁存仁住进何家大院的第一天下午，何莲香到前院来找何春来，他竟嬉皮笑脸地上前和她打招呼，何莲香很是意外，脸刷地红了。她没理他，脸一扭，从他身边走过，进了账房。袁存仁看着她的背影，在心里骂道：“你他妈的还傲什么傲？也不看看现在是哪个的天下！”自那以后，何莲香便没再进过前院。
秋收过后，金权县又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根据中央指示，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简称“五类”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动党团”，包括国民党及其下属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追随国民党的民社党和青年党。清匪反霸，仅限于打击土匪恶霸，而这一次，增加了三类人，任务比以前重得多，于是县里又对名区乡增派了工作队，指导运动的开展。
清匪反霸，重点打击的是土匪恶霸，俞广贤虽是国民党乡长，但却没干过什么坏事，何春来也是如此，故自运动开展以来，还算平安。袁存仁心底埋藏着对俞广贤与何春来的深仇大恨，他虽然当上了民兵大队的副大队长，住进了何家大院，但还没有制定政策和给人定罪的权利。因此他只有看着俞、何二人平安度日而无可奈何。但镇反运动的开展，给他带来了复仇的希望。何春来且不说，俞广贤可是国民党乡长，工作队宣布的五类反革命中，就有“反动党团骨干”，他应该算其中的一类吧。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镇反运动开始不久，由于民兵大队大队长林有金犯了错误，他竟被提拔为民兵大队大队长。潘六叶子则顶了民兵副大队长之职。
林有金家有几亩薄地，抗日战争结束后，新四军占领了一些地方，称之为解放区。国民党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和物资上的封锁，其中食盐一项，解放区尤为紧缺。林有金便和常周邦友、来进财等人结伴，冒险到铁路以东的国民党占领区贩盐，卖给铁路以东的新四军和大梁山游击队。他古道热肠，乐于助人，虽然赚了点钱，但多用于救穷济困，又好打抱不平，在荷铺颇有威望。清匪反霸之初，工作队老邵便将他当作农民骨干和开展运动的依靠对象，组织民兵大队时，又指名让他担任民兵大队长。清匪反霸期间，林有金表现积极，清查追剿土匪，控诉揭发恶霸，处处带头，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林有金又动员其弟林有银参加志愿军，受到乡政府的表彰，不久便入了党。但是镇反运动开始后，他却犯了个立场错误。
镇反运动的打击对象，包括反动党团骨干，于是工作队在取得清匪反霸的成果后，又要扩大镇压的对象，而前国民党乡长俞广贤，则被列入了打击的名单。
林有金以前和俞广贤私交颇好。他和来进财、周邦友等人结伴，赶着毛驴到铁路东面的国民党占领区贩盐，都是夜间偷偷越过封锁线。有两次，被国民党军的巡逻兵发现，连毛驴带盐都被扣下。后来俞广贤出面，才将驴和盐要回。林有金家遇到什么困难，向俞广贤求助，他从不拒绝。不仅林有金，荷铺许多人都受过俞广贤的帮助。林有金得知俞广贤上了镇压反革命的名单，便联合民兵小队长和几个民兵，找工作队队长老邵，向他介绍俞广贤的简历，力求将俞广贤从镇反名单上划去。
他说，俞广贤的父亲开杂货店多年，的确赚了一些钱，买了一些地，但却从未做过什么恶事。俞广贤在安庆省立中学念书期间，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家要父亲捐款抗日，父亲一时有些犹豫，他竟和父亲发生冲突，把店里的货架子推翻。直闹到父亲向政府捐了一百块大洋，方才罢休。抗日战争结束后，俞广贤因文化高，在地方上又有些声望，当上了荷铺乡乡长。前几年，他为荷铺干了不少好事，荷铺以前的水塘，都是私家塘，塘口小，蓄不了多少水，一遇干旱，广大农民的土地就没水使。为了荷铺半条街和西北边几个村的地能使上水，他带头捐款，筹集资金，抽调劳力，修了万柳塘，解决了祖祖辈辈未能解决的问题。为了能让荷铺和周边村庄的孩子能上学，将来能出人才，他又召集荷铺的富户，发动大家捐款，在街北头建起了小学。更值一提的是，1947年，国民党正规军和县保警大队对大洪山游击队发动“清剿”，游击队副队长陶四麻子，在反清剿的战斗中负伤，由几个战士深夜送到荷铺救治，被敌人发现，逃至俞广贤家中，俞广贤冒险将他救下…
…几个民兵也跟着数说俞广贤的好处。
老邵微笑着听完了林有金的陈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再研究研究。”哪知过了两天，他便宣布撤去林有金民兵大队长之职，理由是他“阶级立场不稳，为反革命分子说情”。并宣布由袁存仁担任民兵大队长。
当时虽然有村长，有农会主席，但有枪就有权，袁存仁当上民兵大队长，他叫斗谁就斗谁，他叫逮谁就逮谁，成了荷铺最有势的人物。他发现自己背的不单是一条大盖枪，而枪托上还系着一个看不见的大印。既然有这个权势，他便动了报仇雪恨之念。工作队不是已经把俞广贤列入镇反名单了吗？他便发动民兵和荷铺的群众，召开斗争大会，斗争五类反革命分子之一的俞广贤。
荷铺小学那时还未建起后院，没有操场，斗争大会的会场，大多设在北巷子后面的牛市。当时农民家的屋后，还未开挖成自留地，牛市很大，能容纳上千人。牛市靠北的一面，地势较高，袁存仁便命民兵找来几辆牛车，将其集中起来，在上面铺上门板，当作台子，会场四周有民兵拿着步枪、长矛、大刀等家伙站岗。荷铺农民对斗争俞广贤并不积极，有的有顾虑，怀疑共产党的江山能否坐稳；有的受过俞广贤的恩惠，不愿参加斗争会；有的则觉得都在一条街上，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况俞广贤也没做过什么恶事。但荷铺人口多，袁存仁又把斗争会定在逢集之日召开，当天还有几百人参加。袁存仁为了掩饰自己的复仇动机，只是叫副大队长潘六叶子出头，主持大会。开会之前，他又秘密召集曾因偷鸡摸狗调戏妇女等流氓行径，遭到俞广贤打骂或是抓进乡公所关押过的人，让他们做控诉揭发俞广贤罪恶的准备，并请工作队队长老邵到场，以壮声势。
开会之前，他特意摔碎一个平时不用的破碗，把碗碴用破布包了，带到会场，交给一个仇恨俞广贤的民兵，要他铺在主席台一角，等到民兵将俞广贤押上主席台时，命他跪在碗碴上。虽然已经入秋，但天气尚未冷到穿棉裤的程度，俞广贤想不到召开斗争会的人会这么干。他只穿着两条单裤，膝盖顿时被锋利的碎碗碴扎出血来。
斗争大会开始后，老邵先介绍了一下当前镇反的大好形势，随后几个事先受到袁存仁鼓动的积极分子，便开始控诉俞广贤的“罪行”。这些所谓罪行，多为诬陷，俞广贤刚开口解释，耳光和鞋底便落在他的脸上。几个积极分子，有的大展拳脚，有的高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俞广贤！”“让国民党残渣余孽俞广贤见阎王！”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
批斗俞广贤的大会召开之前，袁存仁嘱咐民兵，将俞广贤的老婆彭淑萍带到会场听会，其目的，是要使她精神上受到折磨。当时俞志霞六岁，志云才三岁，彭淑萍叫志霞看着弟弟，一人去了会场。这种恐怖的场面，吓得她不敢抬头，当她颤栗着身子，想退出会场时，立即被两个民兵拦住。斗争大会结束后，则给俞广贤戴上高帽子，押着他游街。
自从金权县宣布解放以来，俞广贤几次想逃走，但又无处可逃，在家呆着，又提心吊胆，生怕灾难落到他的头上，镇反运动开始后，他更是惴惴不安，度日如年。现在，灾难终于降临在他的头上。
斗争大会开过之后，俞广贤便被关押起来。关押的地点，是地主孙耀祖家位于南巷子东段的一处闲房。那是一个小四合院，有三间堂屋，东西两头有四间厢房。民兵大队的队部，便设在堂屋。被关押的，还有二十多个反革命分子。
1951年春天，镇反运动进入高潮。清匪反霸期间，已经有一些人陆续被枪毙。至此，加上镇反战果的不断扩大，从县里到区乡，公判大会不断召开，一批又一批匪霸被枪毙。为了震慑阶级敌人，一些公判会放到区乡召开，对那些显属罪大恶极的人就地正法。对于五类反革命分子，上面的政策是杀、关、管，罪行没严重到判处死刑的，则送交县看守所听候法院判决，罪行较轻的，交人民群众监管。
斗争俞广贤的大会开了三次，工作队队长老邵和袁存仁发动群众揭发俞广贤的罪行，始终没有大的收获。但俞广贤作为国民党乡长，显系反动党团骨干，于是老邵决定将俞广贤送交县里处置。袁存仁一直在老邵耳边嘀咕，说像俞广贤这样的人，该在荷铺召开公判大会，就地正法。老邵却不同意，说是按照上面的政策，俞广贤不在可杀的范围，至多判几年刑。
袁存仁见说不动老邵，便在俞广贤被押送县里的头天晚上，把潘六叶子和一个跟俞广贤有仇的民兵骨干喊到民兵大队部，命他们押送俞广贤去县里，又吩咐他们将俞广贤押送至头铺北面的小台山下时，将他干掉，潘六叶子问：“把俞广贤干掉，回来怎么向乡里交待？”他说：“你们回来就对老邵和曹汉彪说，俞广贤在途中逃跑，被你们开枪击毙。”
小台山位于头铺的北面，距镇上二里余，通往县城的公路，从山下经过，当年日军曾在山上修有炮楼，后被炸毁，只剩下一截基座。山坡上是乱葬岗和疏落的杂树，荒凉僻静。潘六叶子背着三八大盖，和一个民兵押着俞广贤，走到小台山下，见四处无人，故意放慢脚步，落在俞广贤身后几步远，从背后给了他一枪，俞广贤应声倒地。这一枪并未使俞广贤毙命，潘六叶子上前，见他躺在地上艰难地喘息，口中喃喃：“长锁，你，你这是干什么？”潘六叶子冷笑道：“干什么，送你上西天。”说罢又照他的前胸补了一枪。
纸里包不住火，何况潘六叶子脑袋瓜管不住嘴，没过多久，荷铺便有不少人都知道是袁存仁指使潘六叶子在押送途中打死了俞广贤。和潘六叶子一起押送俞广贤的民兵，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打心眼里瞧不起潘六叶子，事后不久，便忍不住绘声绘色地向别人描述潘六叶子在头铺小台山下如何干掉俞广贤的经过。俞广贤之死，成了一桩公开的谋杀案。但俞广贤是国民党乡长兼地主，没人愿意追究杀他的主谋和凶手，何况袁存仁是掌握枪杆子的人物，潘六叶子也是革命骨干。当年打死一个地主，杀掉一个反革命，就像碾死一只蚂蚁，拍死一只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