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分析，从日本电影看中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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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相关日本电影中展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特点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
但荧幕中的形象总体上仍主要是服务日本主角的边缘者角色，且缺乏更加现代化、信息化的中国形象。
分析其原因，这离不开政治因素、日本电影产业特点，以及日本群众和影片相关人员个人因素等。而影片中展现的中国形象，也与中日关系相互影响。
但总体来说，从日本的影视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形象不断升高，中国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见一斑。

01国力逐步增强

从八九十年代上映的《北京的西瓜》、《爱在东京》中窘迫的中国留学生，以及《等待出击》、《悲伤假期》、《燕尾蝶》等电影中在日本社会底层挣扎的中国偷渡者等形象。
再到 21 世纪以来上映的《冷静与热情之间》、《大鹿村骚动记》、《紧急救命》等可以融入日本社会、普通而生活安逸的中国人物形象。
这一形象塑造方面的变迁反映了中国在逐渐摆脱落后、贫穷等代名词，国力正在逐步提升，社会在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个佐证是 2011 年上映，获得第 66 届日本每日映画大奖日本电影优秀奖和最佳导演奖的电影《失乐园挽歌》，影片中的主体与《燕尾蝶》相似，都是心怀大都市之梦，到日本底层拼命的海外移民，但这其中并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这说明近年来日本社会已少见在日本底层挣扎的中国人。究其根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实力提升的结果。
中国民众整体的生活质量与品质在不断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这一事实世界有目共睹。

02服务主角的边缘者形象

从整理相关影片可得，涉华获奖日本电影所展现的中国国家形象，尤其是中国人物形象，虽然以正面形象为主，但从整体上看，在片中所占戏份较少，且多以辅助者角色出现，角色较为边缘化。
如 2002 年上映的获奖影片《乒乓》，作为重要角色之一的中国选手孔文革相较于在乒乓球运动中实现自我超越的星野、风间等其他主要角色，对孔文革形象的塑造明显过于单薄，对于他球技的提升也只是以闲聊的方式被他人仅一句话带过。

对于孔文革的“作用”，星野在战胜他之后表示:“是你让我变得更强是你教会了我飞的方法。”可见，影片中孔文革存在的意义更多是促进其他日本选手能力的提升。
再如 2017 年上映的获奖影片《恋爱回旋》，原效力于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中国夫妇杨和张，为男女主角球技的飞速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在影片的高潮，即最终的决赛场景中，却并没有出现他们二人的身影。
2017年上映的获奖电影《最后的食谱:麒麟之舌的记忆》中国人杨清明的戏份虽然比重较其他相关影片的比重较大，但仍主要起到一个推手的作用，帮助主角获得精神上的成长。

2021 年上映的《驾驶我的车》，其中的试镜中国女演员，不仅镜头颇少，作用也更多是凸显片中主要角色的个性与表演能力。
反战类电影也是如此。如《芋虫》、《赤月》、《间谍之妻》等反战类电影中的中国人物形象，所占戏份很少，主要充当展现战争罪孽性的助推器功能。
除了人物形象外，诸如《怪物之子》、《书道女孩!我们的甲子园》、《平成狸合战》等影片中出现的中国形象，也都被定位为工具，只是承担着助一定的辅助主要角色的作用。

03缺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相关涉华获奖日本影片中包含有大量的中国元素，诸如中国武术、大熊猫中国围棋、中国书法、中药、麻将、中国龙、中国宋朝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敦煌壁画、古筝等，向观众展现了古老而蕴含丰富历史文化的中国国家形象。
但现代化的中国同样极富魅力。而获得日本四大电影奖项的涉华日本电影中，其所展现的现代化中国的比例仍很低。
以美国电影为例，2013 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环太平洋》，曾获得好莱坞电影奖”视觉效果奖，影片中着重描写了由中国人制造并操作的机甲。
再如同年上映的电影《地心引力》，该部影片曾获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等奖项，影片中，中国空间站“天空一号”曾在危急关头，救美国宇航员于危难之中。

04具有中日交往的时代特征

王鹏坤、李寅生曾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中写道，“中日两国拥有 2000 年的交往历史，然而在我国的影视作品中却没有相应构建起丰富多彩的日本人形象，这是因为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日之间受害者与侵略者的关系成为确立影视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基础。”
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多以近代侵略者的“日本鬼子”形象呈现。
与此形成对比，从改革开放以来获得日本四大奖项的相关日本电影中看，其所展现的中国人物形象多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日往来的产物。

如 1989 年上映的《北京的西瓜》，以及 1992 年上映的《爱在东京》，2011年上映的《大鹿村骚动记》中展现的主要中国人物，都是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形象中日建交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日交往日益密切，进入蜜月期。仅 1986年，中国派往日本公费留学的学生就达到近 3000 人。
到 1996 年，两国人员的往来已从 1972 年的约 9000 人跃升到 178 万人。
密切的人员往来，较中国更加发达的日本，新奇的新世界等等，必然会在使两国关系更加交融的同时，带来较多的民间交流中的摩擦，这些都成为了日本影片创作者描绘中国人形象的重要素材。

再如描绘了在日中国偷渡者形象的《等待出击》、《燕尾蝶》、《不夜城》《悲伤假期》等日本影片。
其中不仅有在日本社会底层艰辛糊口的中国个体人物形象，还有对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不良影响的中国黑帮形象。这与当时中国偷渡之风盛行有密切联系。
从事反偷渡工作多年的公安干警王洪林曾在他的文章《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犯罪研究》中写道:“我国自 20世纪 70 年代广东出现零星偷渡港澳地区的现象后逐渐向福建、浙江蔓延。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偷渡活动愈演愈烈上世纪 90 年代，包括山东在内的沿海省份均经历了一次偷渡高潮”。

偷渡者的目的地也多以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
“更有甚者，因偷渡的同乡过多，还在当地发展出了黑社会。如让号称日本最大规模黑帮的山口组都惧怕三分的“福清帮”，其主要成员就来自中国福建省福清市。
反映中国偷渡者形象的这类电影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自21 世纪以来，相关形象出现的频次不断减少。
甚至在日本于 2011 年重新描绘在日外来底层淘金者形象的获奖电影《失乐园挽歌》中，也不见了中国人形象。这体现了影片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当时当代社会现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