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扯掉欧美蒙羞布后死亡，死因至今不明

尼克松曾告诫基辛格：“……在轰炸方面，你太关注平民了。我不会考虑这些，因为和我无关。”
这句话不是见诸于报端，不是出自于解密文件，而是来自于一位名叫安德烈·弗尔切克的记者。他在阅读了数十万封废弃的报纸之后，才发现了这句话。
但事实上，报道这句话的报纸一经印刷即是宣告报废，弗尔切克为了内心的“事实”，为了新闻的“自由”，努力探寻史料，揭示美国政府虚伪而残酷的事实。
他抨击着美国的“好战”，宣布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人士”，狠狠地撤下了欧美国家的遮羞布！
美国政府对其畏惧不已，因为有这样一句话——对真相的尊重一旦瓦解，或是哪怕稍有削弱，一切都不再可信。
如今，整个美国正经历着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生活危机。
而安德烈·弗尔切克就在继续揭露事实之后，在2020年9月意外地死在了出租车上，死因至今未明。

（安德烈·弗尔切克）
那么，安德烈·弗尔切克究竟何许人也？他揭露了怎样的真相？又曾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呢？

一、颠沛流离求学路，携笔从戎揭露真相

安德烈·弗尔切克生于苏联，求学于捷克，学成之后栖居美国，看清西方世界的丑恶嘴脸后游走于世界各国。
他的一生充满了艰苦与坎坷，却从未放弃过追寻希望的光明。
弗尔切克1962年出生在苏联列宁格勒的一个“小康”家庭，但在求学过程中却吃了不少的苦头。

（苏联）
他最早在苏联求学，苏联国内环境恶化之后，便随着父亲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在三岁的时候移居捷克的比尔森。
弗尔切克初到比尔森，而后又“随着学校从捷克徒步翻过云雾缭绕的山岭，穿过险恶崎岖的栈道，到了捷克南部一个幽静的城市里过着学生生活”。
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感到非常苦闷，尽管在小城市里度过了数年远离战争的平静生活，但这并没有让他放松下来，反而为自己找不到报国之路而感到更加的烦恼。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洗脑策略轮番冲击着弗尔切克的心灵，自由完美的西方世界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自己的祖国苏联被弗尔切克认为是“邪恶之都”。

（美国的冷战宣传画）
恰好他之前的老师邀请他去美国继续深造，成年的弗尔切克便欣然答应了。
1982年夏天，弗尔切克动身前往美国纽约。
但是，当时的纽约冲突四起，弗尔切克刚到美国就收到了“纽约禁止接受苏联籍人士”的消息。
此时，弗尔切克已经身无分文，但天无绝人之路——恰逢美国教育部门颁布新规，允许具有同等学历的人报考大学，于是弗尔切克凭借自己一年半所学的知识考上了大学，在美国某大学的统计系进行学习。
但是，随着求学过程的深入，他发现：自己生活的美国似乎和媒体口中宣传的完全不同。
在求学过程中，弗尔切克多次看到美国侵略者在全球发动的种种暴行，渴望揭露真相的种子也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中。
他在回忆录写道：“我争取到战场当随军记者，目的是以揭露真相的心情，亲眼看看各种实况，并通过报纸向广大读者介绍。”

（弗尔切克）
大学毕业之后，他并没有找一份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选择从事新闻工作。
据其大学校友安德森回忆，“弗尔切克在大学里喜好文学，文笔出众”，由于他善于写作，多次给报社投稿，在学生时代就成为《华盛顿邮报》的学校通讯员，并发表了数篇报道。
在大学毕业之后，弗尔切克曾收到了某杂志社的邀请，希望他能担任责任编辑一职。但是，弗尔切克却不满足这种在后方工作的职位，他积极争取，想要成为随军记者。
但是，他的第一站并非是“战场”，而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现场。
也正是从卢旺达开始，弗尔切克开始了揭露欧美遮羞布的悲壮历程。

二、卢旺达大屠杀：西方媒体集体噤声

在1994年爆发的这场百日大屠杀中，西方媒体集体沉默，似乎全然不知非洲发生的惨案。

（卢旺达大屠杀）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西方的作家、影视导演，在呈现大屠杀爆发的原因方面，都刻意地模糊了这一点。这让弗尔切克百思不得其解。
实际上呢？这其实正是西方世界在卢旺达的博弈，欧美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挑拨卢旺达两大种族的矛盾，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只是弗尔切克并未知晓其中的缘由。
但为了探寻真正的原因，弗尔切克孤身一人，在卢旺达行走了近一年的时间，制作了纪录片《卢旺达式的开局》，还原了由于西方世界的干预所引发的悲剧。

（卢旺达一度沦为人间炼狱）
《卢旺达式的开局》展示了卢旺达千秋广播电台在屠杀期间播发的大量煽动性言论的效果，使卢旺达进入到全民屠杀的状态中。
弗尔切克向世人介绍道，卢旺达的新闻三巨头对大屠杀的爆发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而三大新闻巨头的背后，正是欧美各国。
西方媒体为何在持续一百多天的大屠杀中失声呢？其原因已是了然。
在《卢旺达式的开局》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很多残忍的杀戮画面：
屠杀者挥舞着大刀朝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图西族人挥舞过去；
屠杀者举着枪支朝向整个学校的学生开去；
屠杀者挥动着大刀，大喊着屠杀的口号，整个卢旺达处于一片骚动状态中的画面在电影中比比皆是。

除去广阔的画面，弗尔切克也很注重个体的感情。
弗朗辛是被弗尔切克采访后，记录在《卢旺达式的开局》中的幸存者。
25岁的她在回顾大屠杀的访谈录中，谈到自己的家人全部在大屠杀中丧生。
弗朗辛说自己和一些图西族的伙伴为了躲避屠杀，白天不得不躲在沼泽地里浓密的植物间，甚至是泥塘里，晚上等屠杀者离开之后才敢找一处干燥的地方睡觉。
一天，她和一个老女人一块躲在沼泽地里，被屠杀者发现后，屠杀者们对她进行一连串的棒击。
等她醒来后，发现老女人已经被杀害，自己身受刀伤且遭受了屠杀者们的强奸。
奄奄一息的弗朗辛对生命不抱任何希望，被其他一些幸存者们发现后，她得到了一些食物，也获得了来自他人的鼓励和劝慰。

（弗尔切克）
被解放的那一刻，搜救者们看到躲在沼泽地里的人们的状况如此不堪，有的人被他们身上的臭气熏得无法开口；有的人对他们深表同情；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说话。
如今，获救的弗朗辛结婚并育有两个小孩，领养了四个孤儿。
四个孤儿曾亲眼目睹了残忍的大屠杀，弗朗辛说会等自己的小孩长大后，将一些与大屠杀的相关事件告诉他们……

（弗尔切克）
弗尔切克为什么要书写暴力？
这是因为西方世界仅有的媒体报道和小说、电影并未涉及到战后幸存者们的情况，而弗尔切克则是力求还原真实的卢旺达，好让世人看清欧美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行。
美国人的电影《所有卢旺达人》以蒙太奇的手法，展现了战后罪犯的忏悔和战后幸存者们对杀手们的宽容。
这无疑是一种粉饰太平的虚伪之举，完全违背了“卢杀”事件的真实性。
在弗尔切克对战后幸存者们的访谈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出于卢旺达国情的考虑，释放部分接受教育后的罪犯，让罪犯和幸存者们实现比邻而居的生活，并不是一件简单地事情。
对无辜的受害者来说，要与曾经举着大刀砍向自己、砍死亲人的罪犯一起生活，未必不是一件十分恐惧又隐藏矛盾的难事。

（美军）
弗尔切克通过这种血淋淋的现实呈现，让世人看清欧美国家这种“播撒仇恨，却不善后”的恶行！
像是一些想要渴望真正自由的国家，比如古巴、叙利亚，甚至是中国、俄罗斯，却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美国人的制裁，一些国家因此举步维艰。
在弗尔切克看来，西方才是真正地“吃人”社会，整个世界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但是美国正在开启全新的冷战。

三、“新的冷战”，离奇去世

罗斯福卸任后，杜鲁门上台，开启了近50年的“冷战”。出生于这一时期的安德烈·弗尔切克自然颇有体会。
冷战结束后，一切似乎都迎来了新的开始，但是果真如此吗？

（弗尔切克）
在缓慢调整自己适应“冷战”后生活的同时，弗尔切克也将目光投向了其他正在努力适应战后世界的人们。
但21世纪初乃至今天的美国的大环境，还是让弗尔切克明显察觉到了和平时期的“暗流涌动”。
以弗尔切克自己的挑剔眼光来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苟延残喘，但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审判日”即将到来。
起初，弗尔切克对首府华盛顿有几分好感，很高兴能近距离观察到政客们和在文章中写过这些政客的经验丰富的记者们。
但在他看来，这个城市似乎拥有一种平淡世界里缺乏的活力，而对此他一直难以适应。
与此同时，特朗普频频就中国新疆、西藏问题发难，甚至借“新疆棉”之手抨击中国，这让弗尔切克更是愤怒不已。

（特朗普）
早在2013年，弗尔切克就勇敢地站在西方舆论漩涡的中央，为中国过进行辩护。
他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发动的战争全部指出，称他们是“新世纪的铁骑，罪孽深重的国家”。
两年后，他彻底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坚定地支持古巴、中国。
但他很快就被迫注意到，在冷战后，美国的政治世界里浮现出一个令人不快的新危险。
虽然在2013年3月，美国《生活》杂志还称中国为“好一个民族”，说中国人“有时候看起来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思考也像美国人”，但到了2017年，没有人再认同这种观点了。
当弗尔切克在2019年重返美国的时候，共和党右翼已经成功制造并滋养出一种恐惧，即在美国境外存在叛国行为，而始作俑者就是中国人，后者正忙于从内部破坏和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

而在弗尔切克看来，这一切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一战后美国社会图景的又一次重演，只是这次更加恶毒——时任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反动孤立主义者，利用了美国人民的沮丧和轻信。
共产主义、中国都成为了诽谤和攻击的目标。
首府华盛顿，因为在颠覆和忠诚之间不断犹疑，开始向偏执疯狂逐渐靠近。无中生有、巧立名目，一场永无止息的政治迫害才刚刚开始。
面对这样的情况，弗尔切克起初感到不安，而后就变得越来越愤怒。
对关于特朗普和他执政方针的一切，他都感到厌烦至极，万分排斥。
从理论上讲，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的“肺结核”已经被根除。
然而，“播种恐惧”这种可怕的邪恶，现在又威胁着中国、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此，他感到绝望，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好人现在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就是疲惫到无力改变这种危险的现状。周围跟他有同感的人少之又少。

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此时此刻美国的精神氛围只让她想起圣路易斯一处叫佩雷斯河的地标，这条河沿途风景优美，浓密的树木从岸边的淤泥中长出来，但实际上呢？佩雷斯河其实是一条开放的下水道。
很显然，如此“刚直”的记者并不受美国政府的待见。
对于弗尔切克这样的共产主义人士而言，等待他的命运其实早已写就，悲怆却辉煌。
弗尔切克是一位共产主义人士，但他本身的职务是一位战地记者，更宽泛地说，是一位反对美国霸权的记者。
尽管美国表示“新闻自由”，但是因为报道事实而获罪的记者数不胜数。

（弗尔切克）
弗尔切克也是如此——他的足迹踏遍战火纷飞的国度，但他却因为“报道事实”而处处遭受打压，只能移居土耳其。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新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尽管危难重重，但是弗尔切克仍是坚定地表示，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无惧死亡。
不幸的是，这句话恍若魔咒——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在2020年9月22日的凌晨，安德烈·弗尔切克死在了返回住所的出租车内。
车上的司机与其素不相识，而身边的妻子是弗尔切克最为信赖的人。
根据医院的验尸报告，弗尔切克的死因是“窒息死亡”，但作案者又会是何人呢？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弗尔切克之死仍是一桩悬案。

尽管美国CIA被指认为是最大的嫌疑者，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给出答案。
不过，弗尔切克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的精神恰如星星之火，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了燎原之火！

结语：

在利益面前，美国的媒体与美国政府是“连体婴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大众传媒和美国政府权力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
媒体与政府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政府官员也涉身于媒体行业，可谓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孤立地看。
因此，与其说安德烈·弗尔切克主动离开了美国，不如说他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遗憾至极。
用杰·温特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殉道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是自己职业理念的殉道者，也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殉道者。
在此种状况下，那些为他辩护的同行的声音自然被埋没。
因此，美国政府战略性地利用媒体作为一种软实力武器，故意歪曲事实为自己谋利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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