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三章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一节概述

哲学的危机
19和20世纪之交是西方理论科学的危机时期。亚里士多德曾把理论科学分为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三门。从那时起，这三门学科一直是西方科学的主干和基础，并在近代全都取得长足的进展。然而，这三门学科在世纪之交都发生了危机。量子力学的产生使经典物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失效，由此出现物理学危机。数学的基础在本世纪初被成功地归结为逻辑，但随着逻辑悖论的发现，数学的基础也被动摇，由此发生数学危机。我们知道，随着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新发现，物理学危机被克服。我们以后还将谈到，数学危机的根源在于逻辑主义，以后的数学哲学克服了逻辑主义的一些前提，从而摆脱了危机。与物理学和数学的危机相比，哲学面临的危机更加尖锐，历时更长。哲学所面临的不只是一些基本观念、原则和方法的失效，而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险。每一门学问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失去了研究对象，那么这门学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权利。
传统的西方哲学有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上帝在哲学领域占有的地盘越来越小，上帝非但不是现代哲学的首要对象，而且也不是哲学的一般对象，只是在宗教哲学等分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另外，19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进展使得传统哲学关于自然的研究成为多余的累赘。科学家们早就摒弃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思潮，特别是马赫在物理学领域发起的现象主义，把自然哲学的思辨从实证科学中驱逐出去，自然科学对具体物质现象的研究取代了哲学关于物质世界的一般性原理和结论。就是说，物质不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在失去“上帝”和“物质”这两个主要研究对象之后，面临着继续失去“精神”这一研究对象的危险。本世纪初冯特开创实验心理学之后，对人的精神现象的研究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心理学也成为一门实证科学。更为严重的是，用心理学代替哲学认识论的“心理主义”思潮侵入了传统哲学的最后一块领地。心理主义的首要目标是数学和逻辑。我们已经看到密尔是如何把逻辑和数学的基础归结为心理联想的，密尔只是当时众多心理主义支持者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心理主义思潮迎合声势强劲的实证主义，符合方兴未艾的实验心理学发展方向，因而在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对哲学家的挑战尤为严重。如果像数学和逻辑那 样连传统经验论者也承认是纯思维的科学，归根到底也要依赖人的感觉经验，那么，再也找不到独立于感觉经验的纯思想领域，再也不可能存在与实证科学不同的思辨科学，再也不能有与经验真理相对立的先验真理了。
西方哲学始终以具体科学的指导者、监护者为己任，以形而上的精神价值为取向，以先验的真理为目标。如果心理主义得逞，那么哲学将从纯思想或精神这块最后领地被驱逐出去，将失去一切研究对象而不得不自行消亡。一切不情愿看到这一事实的哲学家当然不能接受心理主义的结论。
语言学的转向
在实证主义、心理主义思潮的挑战威胁着哲学的生存权利的同时，一些哲学家却从数理逻辑的成功看到了哲学的出路。自1847年布尔提出逻辑代数的构想以后，符号逻辑获得长足的进步。世纪交替之际，弗雷格、皮亚诺、罗素和怀特海等人建立了逻辑演算系统，并把数学的基本概念和规则纳入逻辑演算系统，从而首次把数学的基础归结为逻辑，证明了数学命题的分析性和数学公理系统的逻辑性。
数理逻辑的成功给哲学家以巨大的鼓舞。在哲学史上，数学和逻辑的性质一直是哲学家探讨的对象。休谟认为数学是分析命题，康德断定数学命题为先天综合判断，密尔则说数学公理为后天归纳命题。数理逻辑却以严密的方式证明，数学基础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分析命题。这对于当时不少哲学家来说，不啻是认可了休谟原初的结论，结束了关于数学性质的旷日持久的哲学争论。肯定数 学的纯思想性质，不啻在实证科学扩张之时，捍卫了一块精神领域的“净土”，为哲学思辨的驰骋提供了场所。
数理逻辑的进展又向哲学家提出了新的课题。把数学的基础归结为逻辑，并没有最终回答心理主义的诘难。现在的问题是：逻辑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确如心理主义者所说，逻辑的基础不过是心理活动，那么数学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并没有一个包容数学和逻辑在内的纯思想领域。于是，围绕着逻 辑性质的问题反驳心理主义，成为摆脱哲学危机的一个关键课题。
哲学家通过对逻辑性质的探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哲学领域，这就是语言的意 义。我们知道，逻辑由语言体现，语言的意义是与逻辑规则相辅相成的对应领域。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事实、思想和语言之间，既不属于物理世界，也不属于个人的心理世界。通过语言的意义来界定逻辑的基础、性质和作用，必然会通向一个超越物理的和心理的经验的新领域。历史上的哲学家一直以超越经验世界而又制约经验世界为其孜孜以求的理想，这个理想现在又重新向现代哲学家发出召唤。
在哲学危机的形势下，面临着心理主义的挑战，受到数理逻辑进展的鼓舞和启示，有作为的哲学家在本世纪初开始对数学的逻辑基础和语言意义进行探讨，开拓出新的哲学领域和哲学对象，实现了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的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哲学通过语言分析进入传统哲学的各个领域：世界、客体、思想、自我、真理、规律、经验、善恶、美丑，等等。在这些领域，有的哲学家得出了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结论，有的却阐发出古老哲学问题的新意义。
语言学的转向标志着分析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家常常自诩“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哲学革命”，其实，那不过是把哲学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通过语言意义的路径来更新哲学对象的一种方式罢了。分析哲学家认为，有意义的哲学活动只是对语言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分析的目的各不相同：弗雷格是为了给数理逻辑寻找本体论基础，罗素是为了对传统哲学进行根本改造，逻辑实证主义者想要创造与科学概念体系相适应的精确语言体系，维特根斯坦则要消除哲学问题。这些都不是成功的尝试。实际上，语言分析非但没有解决传统哲学问题，而且创造了新的问题，它自诞生便充满了争论和分歧。分析哲学初期的那些理论不再被看做是有效的；但是，它们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语言分析，它们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态度，都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派，但它以后的各种形态与学说，都可以在初期的理论与争论中找到萌芽。
分析哲学产生的另一重要理论背景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抗。本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在西方各国传播。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建立了一个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剑桥大学的一批青年哲学家起来批判他们前辈的思想，其结果是用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代替绝对唯心论，用数理逻辑代替辩证逻辑。剑桥可以说是分析哲学的策源地，分析哲学的三位创始者——穆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是剑桥的哲学家。在他们三人中，穆尔是师长，罗素说，他是跟随着穆尔反抗新黑格尔主义的。
穆尔的语义分析法
乔治·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年）在剑桥学习古典文学，后转入哲学，1925—1939年任精神哲学和逻辑学教授，著有《伦理学原理》（1903年），论文收集在《哲学研究》和《哲学论文集》中。
穆尔是第一个起而反抗新黑格尔主义的。他于1903年发表的《批驳唯心主义》和《伦理学原理》标志着与黑格尔的决裂。但是，穆尔反对的唯心主义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立场，而不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似乎认为，所有的唯心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区别意识的内容和意识的对象。他指出，意识的内容是心理活动，意识的对象是独立于心理活动的客观 实在。比如，“蓝色”是事物的性质，是客观实在，而对蓝色的感觉构成主观观念或心理过程。在《为常识辩护》（1925年）一文中，穆尔详细论证了“常识世界观”，用它来批驳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常识世界观由自明之理（Truism）的命题组成。这些自明的命题包括“我的肉体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还有其他许多具有形状大小的东西存在”，“地球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许多人在地球上生活，其中有些人已经死去”等等，这些常识是对唯心论的最有力批驳。
针对“只有意识才是真实的”的唯心论观点，穆尔举着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一只手”，因此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一样不是意识的事物存在；他又举着另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另外一只手”，因此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的意识之外的东西存在；他由此“证明”唯心论的荒谬。
穆尔的做法使我们不禁想起当年有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博士，他为了反驳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踢了踢路边的一块石头说，石头在我踢它之前已经存在了。这真可谓是：约翰逊一脚踢倒贝克莱，穆尔双手打倒唯心论。无庸赘言，他们对于唯心论的理解和批判都是十分粗糙的。维特根斯坦后来批评穆尔说，他没有看到，唯心论者并不是没有健全常识的人，唯心论的命题不是反对常识，而是反对日常语言的语法。哲学上的很多自明的命题是语法命题，即，我们对之确定不疑、不可能否定的命题。对于语法命题，不能用“我知道”这样的用法。“我有一只手”是一个有确定性的语法命题，“我知道我有一只手”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有效的哲学论证。
穆尔由批判唯心论而否定整个传统哲学。他在《伦理学原理》前言中说，伦理学和其他哲学领域中之所以存在着不可解决的争论，主要原因在于：
人们企图去回答问题，却没有首先精确地确定什么是他们所想要回答的问题。哲学家们试图以“是”或者“不是”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但这两种答案中没有哪一样是正确的。
因此，在回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分析问题。
伦理学问题的主要概念是“善”。穆尔是如何分析“善”的呢？他认为，善是一种性质，并且是简单的、不能再加以分析的性质，和“黄色”这样的简单性质类似，另一方面，善与黄色不同，它不是自然性质，不能通过感性经验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把握。关于善的判断构成伦理学公理，是不可还原和继续分析的自明之理。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传统混淆了简单性质与复杂性质，把伦理学公理作为思辨的对象和推论的结果。自然主义的伦理学（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快乐主义）把善看作自然性质，把感觉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这也是错误的。穆尔关于伦理公理的直觉主义对于伦理学有不小的贡献。
穆尔所说的语言分析，主要是对概念按照其字面上的意义进行分解，如把“兄弟”分解为两个概念：“男性”和“同母所生”。由于缺乏逻辑知识，穆尔没有进行逻辑分析工作。他所从事的分析要确定一个词语或表达式的日常用法，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哲学用法和日常用法之间的差异；找出差异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哲学用法，分析是批判的手段。如一个评论家所说，“他的哲学兴趣完全是分析的 和批判的，他根本不相信任何建设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可能性，他是摧毁这个体系所固有的各种错误和混乱的批判者”。穆尔的常识哲学并不代表早期分析哲学的方向，只是在后来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中，他的思想才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