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曾拿过相似的剧本

文 | 包邮区

所有人都在关心经济，从庙堂到江湖。
奥密克戎病毒，在今年上半年侵袭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甚至超过2020年。
其实，2003年的中国，拿到过相似的剧本。
那年“非典”的重灾区是北京和广东，今年这两个地区都曾“再次中招”。而03年和今年更为相似的一点是，“非典”对发达地区的冲击同样影响了上半年的经济表现，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
九十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的阵痛，仍在消化期；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连续多年的通货紧缩，经济回暖的基础仍不巩固；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但是不少人都担心市场的开放，会让相对脆弱的本土企业受到冲击，“狼来了”的声音屡屡见诸报端。
今年的经济形势，直接影响了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官网披露的数字，截至4月中旬，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23.6%，也就是说大约只有244万高校毕业生找到了毕业后的出路，这其中，还有110万选择了读研。而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总数是，1076万。
这一点和2003年也很像。正好是高校扩招生的第四年，212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相比上年增加了近一半。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从前一年的80%降到了50%左右。
《中国新闻周刊》将其概括为“50年来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下岗工人的处境更加艰难。1998-2003年间，国有企业累计近3千万职工下岗，他们的再就业率在2002年只有26%，所谓“再就业”，和今天的“灵活就业”异曲同工。
他们的饭碗在哪里，谁也不清楚。这一年元旦第二天，湖北随州市副市长与铁树集团下岗职工对话，即便职工仅仅讨要每月127元的生活补贴，副市长也只能回复：
企业没钱了就不能发补贴，你们有胆量就去堵铁路。
农民的日子也不好过。2003年6月，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代》杂志发表，读者最多的评价是“哭着看完”，其次是“明白了什么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至于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兄弟，按全国总工会的统计，被拖欠工资数额累计已达到一千亿。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千亿。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这一年出了本《断裂》，将当时的中国概括为“下岗和失业者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断裂社会”。
疫情侵袭，转型阵痛，就业承压，今年我们遭遇的这些，03年我们都遇到过。
1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虽然已经暴发，但广州却不准备停办广交会。它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展会。
广州的信心来自市卫生局的汇报——3月报告病例比2月下降46%，4月前半月报告病例，又环比下降56%。“非典”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了。事实果然如此，广交会一期闭幕后，广州本地媒体报道称，展会上无一人感染“非典”。
当时，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非典”的严重性。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还在记者会上表示：
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直到4月20日晚间，新闻里说，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因为数据瞒报和措施不力被撤换”。大家终于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而广州“无一人感染非典”的保票也被证明事与愿违。4月23日，浙江省卫生厅就通报，一位从广交会上返回的宁波余姚供销员被诊断为疑似病例，此后，更多的广交会外溢病例出现了。
5月6日，阿里巴巴一位参加过广交会一期的女员工，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500多名员工都成了密接。这家年轻的公司也“中奖“了。
阿里办公地华星大厦里的数十家公司，把阿里视为公敌，马云和彭蕾不得不站在大厦门口逐家道歉。好在当时杭州政府在通报中隐去了阿里巴巴的名字，才让阿里免受舆论的围剿。
那时，阿里在B2B战场正与慧聪网和环球资源鏖战，财大气粗的eBay也参与进来。“双线作战”之下，阿里巴巴决定做一个采用免费模式的C2C平台，打入eBay的腹地，这便是后来的淘宝。
正准备“大战”的阿里，只能全员居家隔离。员工把台式机抱回自家，开始了“居家办公”，把家里的座机也变成了办公电话，以至于家属都学会了，接起电话先说：“你好，阿里巴巴。”
有的客户甚至都不知道阿里出现了病例，因为它提供的服务一天都没有中断过。
在全员隔离的5月10日，淘宝上线了。页面写着：“纪念在‘非典’时期辛勤工作的人们。”由于被隔离，马云没法到现场去主持上线仪式。他在自己家中，举起酒杯遥遥祝福：
保佑淘宝一路顺风。
淘宝上线不久，就有人质疑网店会在税收等问题上“钻空子”。时任浙江省长吕祖善在调研中发现，在淘宝上开店的相当部分是社会上最底层、最普通的人群，比如大学生、下岗职工和农民，他就跟质疑者争论：
有这样一个阿里巴巴解决了这么多政府该管的就业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吕后来撰文回忆道，（当年）并不是说政府提前看到数字经济的前景了，而是因为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
2003年，网购在中国还很小众，电脑和网络，更多是游戏需求。彼时，中国势头最猛的互联网公司是盛大，它先是引入韩国的页游《热血传奇》，2003年又发布了自研的端游《传奇世界》，很快风靡全国。
这一年，丁磊终于走出了阴霾，靠的也是游戏。网易曾在2001年因财务问题遭遇摘牌危机，股价一度只有64美分。然而，《大话西游2》大获成功，《梦幻西游online》更成为现象级游戏，注册用户达到了3.1亿。
2003年，网易的净利润达到3900万美元，同比实现翻番，也把丁磊再一次送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
腾讯这一年也进入游戏领域，上线了QQ游戏平台，最初只有军旗、斗地主、升级、梭哈、象棋五个游戏，但却成为了这家全球最大游戏公司的起点。
“QQ秀”同样在03年上线，腾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盈利模式。皮肤、道具等虚拟产品，与腾讯社交、游戏的业务形态天然契合，为商业化铺平了道路。
至此，电商和游戏，中国互联网的两大底层建筑开始成型，此后十多年的江湖格局，就此埋下伏笔。更重要的是，中国互联网终于走出了美国科技股泡沫的心理阴影。
2
2003年5月7日，“非典”疫情最严峻的阶段。国务院提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其中提及了汽车。2003年也的确成了中国汽车业的井喷之年。
这一年，一汽的国产奥迪A4正式上市，但却遭遇了宝马325i和凯迪拉克左右夹击，华晨宝马和上汽同步筹划这两款车型的国产化，北汽和德国戴姆勒也达成合作，准备生产北京奔驰，中国豪车市场告别奥迪一家独大。
日产在中国加注更大，这年6月，日产和东风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67亿，成了汽车业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东风随即顺势将总部从十堰迁到武汉，这一家因“三线建设”而生的企业也彻底走出了大山。
这一年，国产车开始崭露锋芒。奇瑞QQ和长城赛弗，以亲民的价格，成为许多家庭的“第一辆车”。吉利轿车通过了3C质量认证，成为第一家通过该认证的民营车企。比亚迪收购了西安秦川汽车，成为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
这一年，吉利第一次实现了整车出口，成为第一家进军国际的民营汽车企业。
200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一跃超过400万辆，私人购车占比第一次超过了50%。
另一帮做着更“小”生意的浙江商人，也在这一年做成了一件大事。
那一年，欧盟拟定了一项CR法案，要求海关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防止儿童开启装置”。这是欧盟针对中国打火机设立的贸易壁垒，当中国企业想安装这种装置时，却发现它受到欧盟壁垒森严的专利保护。
欧盟这一招是和美国学的，美国此前出过类似法案，结果是中国对美打火机出口当年即下降70%，温州人丢掉了大半个美国市场。
CR法案只是射向中国企业的其中一枚子弹，2002年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占全球案件总数的14%，中国企业普遍选择放弃应诉。
但“温州打火机大王”黄发静决定应诉，他发动了温州烟具协会的会员，提议大家按份额分摊200万元的诉讼费。16家打火机大厂承担了费用、聘请律师、联系政府主管部门、游说欧盟官员。
应诉的全过程，都是温州民营打火机业界的自发行为。那时候，中国企业常被西方指责政府背景，并因此而遭受打压，黄发静们缜密的操作，让别人挑不出刺来。
事后有人评价，没有条条块块束缚、产业高度聚集、形成稳定利益共同体的民营企业，才能完成如此高效的集体行动。
2003年，黄发静们赢得了反倾销诉讼，CR法规被欧盟叫停。中国民营企业上了宝贵的一课：
国际游戏规则原来也可以为我所用。
这一年，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2003年年初，重庆力帆的尹明善和浙江传化的徐冠巨分别当上了所在省市的政协副主席，这是民营企业家第一次担任省级政协的领导。
以前，党章规定，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可以加入执政党。2002年11月党章修订后，“其他革命分子”的表述变成了：
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民营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新社会阶层，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
3
2003年，房价终于成为国民话题。
从1998年到2001年三年间，杭州市区的房价从2000元一平蹿升到7000元，翻了三倍。2001年8月，《温州晚报》组织157人的温州购房团奔赴上海：
狂扫100多套房。
炒房团就此成为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直到今天。
2003年，北京朝阳区房价的中值是3900元，CBD旁的新城国际高档公寓单价突破了万元。北京媒体评论说，国际上的CBD都是先有写字楼后建住宅，北京的CBD还没建起来，住宅价却上天了。
6月初，央行发布了121号文，严厉批评房地产“过热”问题，严控贷款发放，并且规定楼盘封顶才能按揭。
政策一出，本就受到“非典”影响的楼市更加低迷，一些地方楼市交易量继续直线下滑，售楼中心门可罗雀。地产业内也炸了锅，他们不仅向决策层上书，声称中小企业资金链会出问题。
仅仅两个多月后，政策陡然转向。8月，国务院发布了18号文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开发商和项目，要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更重要的是，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可以促进消费、拉动投资、扩大投资和就业。
今典集团的张宝全对这个文件的评价是：
感觉是开发商参与起草了一样。
一度徘徊的楼市迅速转暖，2003年的商品房销售额，比上年增长了34.1%。
此后中国房地产和城市化的狂飙突进，18号文无疑是个重要的节点。
4
2003年还是传媒大年，央视新闻频道、东方卫视、《东方早报》、《新京报》都诞生于这一年。百度在BBS的大潮中推出了贴吧，至今是最大的论坛社区。
2003年贺岁档，张艺谋的《英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2.5亿元票房，这一个数字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2002年全国电影总票房才8.6亿，这还是摊派后的额结果。
《英雄》的商业化之路鼓励了人心，广电总局在2003年连续发了四项规定，在外商和民企投资、电影立项、制片、发行、放映的诸多环节降低了准入门槛，彻底打开了电影市场化的大门。
这一年，民营资本终于正大光明地进入电视剧市场。8月，广电总局首次向英氏、华谊兄弟等8家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颁发《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
这意味着，这些公司拍电视剧不再需要挂靠国有单位，英达的版权公司英氏的总经理王小京说，有了这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放手地去干，不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
这一年，中国电视剧的年度产量，在2003年突破了10000集大关。
年底，冯小刚的《手机》上映，拿下了贺岁档票房冠军。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手机通话还是有些贵的，不仅有长途费、漫游费，还是“双向收费”，接电话也得交钱。许多人选择比手机成本更低、只是单向收费的“移动固话”小灵通，这一年小灵通的用户超过了3000万。
在年轻人群体里，比小灵通更流行的是MP3。实体唱片销量已经连年走低，MP3的出现，让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曲，以更快的速度在内地疯传。对于千禧一代而言，父母那一辈人用卡带翻录邓丽君歌曲的年代已很遥远，他们耳机里的节拍：
可以和台北街头的年轻人同步。
王心凌在这年2月出道，她的专辑《begin》并没有大火，但这张专辑里收录的《当你》却因为她主演的偶像剧《西街少年》而广为流传，为她次年因“爱你”成为“甜心教主”奠定了基础。
张韶涵主演的偶像剧《海豚湾恋人》同样在这年播出，主题曲《遗失的美好》让她正式进入乐坛。
蔡依林发行了加入索尼后的第一张专辑《看我72变》，收录了同名主打歌《看我72变》和《说爱你》、《布拉格广场》等；孙燕姿在八九月间，接连推出了两首现象级的金曲《遇见》和《神奇》；梁静茹的新专辑《美丽人生》虽没有大爆的曲目，却让她在第二年第一次入围台湾“金曲奖”；萧亚轩发布了专辑《爱上爱》，10首歌里有6首都是R&B。华语音乐圈的“四小天后”成为一时之选。
女子组合S.H.E的专辑《Super Star》，再度获得现象级传播。她们和“四小天后”以及更年轻的张韶涵、王心凌等，创造了台湾唱片工业的最后辉煌。
这一年，不少粤语歌手推出了国语歌，加速进入内地市场。陈奕迅连发了《黑白灰》和《七》两张唱片，其中包括《十年》《K歌之王》《你的背包》等大热金曲。容祖儿用普通话重新填词翻唱了英文歌《Proud Of You》，即《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原曲本来是香港一家楼盘的广告歌，却因翻唱版本红遍了内地的大街小巷。
2003年最红的男歌手，还是非周杰伦莫属。他的新专辑《叶惠美》在不同曲风间游刃有余，不仅有《晴天》《以父之名》这样的经典之作，还有周氏“中国风”的开山之作《东风破》。
陈小春《算你狠》、潘玮柏《我的麦克风》，朴树《生如夏花》、王菲《旋木》、刘若英《分开旅行》、张惠妹《勇敢》、庾澄庆《春泥》、范玮琪《那些花儿》、陶喆《Molody》《黑色柳丁》、张敬轩《断点》、信乐团《离歌》《天高地厚》……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全是在2003年发布的。
后来的人们：
把2003年称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
2003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去世，“港乐”告别了一个时代。以偶像歌手为代表的新生代，主宰了华语乐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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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基建狂魔”开始成为中国的“人设”。
6月，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发电。“四大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鸟巢和水立方也开工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
10月，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进入太空，中国成为了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当航天员遨游太空之时，普通人也开始看到更大的世界。
6月，内地和香港签署了CEPA，港澳个人游就此开放。8月，公安部出台了30条便民措施，100个大中城市的居民可以自主申领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出国不再需要工作单位和派出所的意见。出国出境一年以上的人，也不需要注销户口。
中国人开始大规模走出去了。
外资进入中国的渴望更趋强烈，中国履行了降低关税、开放外贸等入世承诺，2003年，外企在中国货物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一半，在进口中的比重达到56.2%。
更多的本土产业开始勃兴，譬如互联网。2002年，全国网民的总数只有5910万，互联网覆盖率不足5%，还没有太多人担心新技术的破坏性，新生事物恣意生长。
淘宝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信息中介，而开始和现实经济发生深度勾连。注意到这种新趋势的并不只是浙江当地的政府，2003年10月中央全会关于完善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发展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现代流通方式。
200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来的“发展计划委员会”更名重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释放了继续推进市场化的鲜明信号。
2003年前九个月，全国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达到9577亿，同比增长30%，创下八年来的最高水平。
企业家也在卸下原罪的枷锁。《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报道毫不避讳地写道：“恐私、怕私、惧私”的传统观念仍在束缚人们的手脚。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认为，“原罪论”是对民营企业不公正的议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更在一档央视节目上直言：
民营企业家明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怎么成了原罪分子？这简直是大倒退。
这年12月，执政党关于修订根本大法的建议正式公布，释放出更加清晰的信号。
这一次修订，有不少显眼的句子。以前的条文是，国家保护公民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修订之后变成“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前提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用词是“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而这次修订，在“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之前，加上了一句“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民营经济的指导思想从政策支持完全转向制度保障。全国工商联的专家做了乐观的预判——全社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可能出现根本性变化。
民营经济得到进一步“正名”，城镇化和汽车消费的加速，外资的加速涌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勃兴，2003年的中国，在渡过“非典”考验之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
这一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了10.0%，增速比上年还高。时隔7年，中国经济重回两位数的增速。这个增速远远超过了年初的既定目标——7%。有香港媒体评价这一年：
潮平岸阔、风正帆悬。
几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在2003年被改编成电影。那是部纯粹的爱情电影，但电影的名字，却暗合时代的大势。
彼时的中国也处在十字路口。朝野各界都理解，中国不可能再陷入那些向左或向右的争坳，这个国家必须向前走。观念遇禁区，就去突破；体制有藩篱，就去拆除。正是这份对于未来的笃定，给人们带去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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