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的痛感叙事——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

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从边缘到主流，社会身份的剥离与再造，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建构的特别现象。当民办教师成为与公办教师相区别、相竞争的“他者”关系时，便历史性地注定了民办教师命途多舛的宿命。在社会转型中，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导致城乡差距增大，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上，农民的身份被整体性边缘化的大环境中。对于民办教师来说，从踏足于教师职业的那一天起，他们的身份便成为了这个社会主流文化的“他者”，成为主流中心话语的边缘人。这种无法改变的我们与他们、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关系，几乎是别无选择的决定了民办教师，始终只能以一种游离于中心的“边缘化”状态和心态生活在他所选择的生活里。因此，民办教师对主流身份的追寻，往大处说，它关乎人类生存的意义；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为什么奋斗”的追问，并由此而构建起人类的生存话语空间。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刘醒龙的小说《天行者》，讲述的是民办教师努力打拼、奋斗，努力地尝试着由边缘向中心挪移的故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散落在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山坳里的民办教师，实际上过着十分贫困艰辛的生活，他们需要不断实现物质和精神的突围，承载着伤痛、义气和理想，志同道合的上演着为构建独立文化身份而奋斗的悲喜剧。

精致的美食
小说《天行者》分别由“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所描写的中心事件都是民办教师转正的纠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转正已经成为了贯穿小说《天行者》的一条基本叙事主线。
与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一样，民办教师寻找身份的过程同样困难重重、发人深思。小说《天行者》的世界，处处是某种沉重的玄音在流动，人物之路在宿命般的世界里滑动，仿佛有了上帝之眼，瞭望人们日常所看不到的地方，甚至由于人们身处在这样的“场”中，也会不知不觉被主宰。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等几代民办教师身上，具有民办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奋斗，需要付出其他角色更加沉重的代价。围绕着“转正”，他们内心的挣扎、人性的考验、生活的悲剧性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万站长因为不光彩的“转正”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蓝飞因为不正当的“转正”受到了包括母亲在内的众人的蔑视，余校长和孙四海、邓有米三个界岭小学的“元老”也只有到了“转正”时才会爆发真正的“勾心斗角”，而明爱芬则为“转正”而失去了一切。
深山里的一所小学，是小说意义上的空间，也是刘醒龙传达对人生、对人性、对这个时代理解的载体。界岭村民办小学是整个中国乡村民办小学的缩影。读界岭村就等于读中西部农村民办小学，读共和国版图上的任何一个农村民办小学。中国农村民办小学的所有不幸和有幸，中国农村民办小学的灾难和狂欢，中国农村民办小学的笑颜和眼泪，全部浓缩在了界岭村民办小学。
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次比一次疼痛。民办教师的尴尬之处在于，挂教师之名，有教师之职，行教师之责，却无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他们明明就是教师，但是教师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却要期待“别人”来赏赐，这是何等的尴尬，又是何等的不公！因此，“转正”如达摩克利特之剑，时时高悬。结果我们便惊奇地发现，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恰恰是在“转正”这根魔棒的指挥下，时时焦虑，进退失据，甚至有时不得不丧失尊严。

玉米丰收
余校长们总是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期盼着能够有一个转正的机会，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种转正的机会终于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居然由于自身的贫穷而无钱转正。多少年来一直孜孜以求地谋求转正的机会，希望能够通过转正的方式改变自己另类身份，改变贫穷的生存方式。可是令余校长他们根本无法预料的居然是是，转正的苛刻条件要求民办教师们必须首先缴纳一万元左右的所谓工龄购买费，对于这些生活在山坳里一贫如洗的穷教师来说，肯定是一笔一时很难筹集到巨款。盼望转正本身，本应该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贫穷状态，但要想转正的前提，却又必须缴纳自己根本拿不出来的昂贵费用。于是，余校长他们这种充满悖反意味的人生遭际，便演绎成了一出充满滑稽、荒诞意味的人生悲剧。
民办教师寻找身份的艰辛过程，实际上是他们追逐梦想而承受苦难的历程，而所有的苦难，其实都来自物质发达的城市与贫穷乡村的社会紧张，来自合理制度的缺失。或许，这也正是作者面对严峻的现实所想要展示的一种批判姿态。是作者通过一群底层民办教师的悲剧命运对社会现实进行的严厉拷问。

乡村生活
刘醒龙的小说一贯关注人与人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们内心世界的纠结和伤口。人们内心的伤口从来都是隐性地，在中国目前快速的物质发展和似乎日益稀薄的精神空气里，这些伤口随时都在隐性发作。为了反映这个混乱而多变的世界，小说《天行者》正在寻找与狂暴的历史合拍的叙事节奏。抛却“时代的文学”一词中隐而不言的历史目的诉求，刘醒龙的小说的表述是有说服力的。
在语言的跋涉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刘醒龙始终有自己不能平息的焦虑和思考。我想，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只要有焦虑和思考存在，就总会有思想的光辉照亮那些阴暗的角落，就会客观上推动社会的良性前进。民办教师的肉体和心灵总有避不开的伤，但作家的良心，总可以为我们治愈些许疼痛。
刘醒龙的小说，散发着清新的乡土气息，他总是以自己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审美理解与独特表达，为读者营造一个蕴含诗性的乡土家园，一个可以引领我们精神还乡的别样世界。刘醒龙说：“作家是一种天职，重要的是每时每刻对每位弱者的每一个细小的愁苦，展现我们的仁义之心。” 小说《天行者》用深情的笔触探究乡村世界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普通民办教师中发现高贵而感人的品格，真实地表达了一位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自然和人类本真状态的感悟与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出上演在山坳里的一群当代民办教师凄美激情的舞蹈。

天高云淡
《天行者》之所以感动读者，关键在于小说充分展示了一群“隐匿”在中国广大农村，几乎被忽略了的民办教师群体，艰辛苦涩的命运遭际、坚忍不拔的生存姿态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刘醒龙认为，“民办教师”是一段谁也绕不过的历史。称他们为“民间英雄”，是一种艺术的说法，就其贡献来说，完全应当称之为“民族英雄”。上个世纪后半叶，在急需人文教育的中国乡村小学，大部分教鞭都执掌在“民办教师”的手里。“如果不是这类教师的存在，中国的乡村将会更加蒙昧。”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明爱芬等这样一些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偏僻贫瘠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虽然生存条件十分艰难，工资收入极其微薄，但为了能够让身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以自己十分单薄的肩膀，承担起了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重大使命。虽然这些民办教师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虽然他们之间也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蝇营狗苟、你蹬我踹的矛盾冲突，但是，在以一种兢兢业业的姿态对待神圣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们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民办教师是中国社会的另类存在。一方面，中国民办教师承担了中国乡村的基础教育，培养了中国乡村最初的知识者，传播、建设了乡村文明；另一方面，他们长久在被冷落、被忽略的一种生存尴尬的境遇中悲壮地前行着。作为特定人群，民办教师的生存悲剧来源于他们卑微的身份与职业使命之间特别剌眼的色彩反差，但也正是这种身份与职业的荒诞剥离，使小说获得了深刻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余校长们先天的权力崇拜情结和长期沉沦底层的生存处境，带给他们拼搏的强大动力，使得他们一开始就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诉求。
小说《天行者》通过一群底层民办教师的悲剧命运对社会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但是作家又显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表现现实严酷和命运悲剧时，作家并没有忘记对于自然的神秘、生活的诗意和人性之美的发现与展示。作者以中国农村社会一群特殊阶层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对象，真实地展示了现实人生处境和人们无力而又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在充满悲剧意蕴的苦难现实生活中，探寻人性美好、单纯、富有诗意的生命潜质。

田野里的小花
刘醒龙是一个严肃的批判现实作家，但他的潜意识里却存在着一种对于未来文明的期待，或者说是一种诗意生存的期待。他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冷峻，又蕴涵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天行者》高扬的是一种穷且愈坚、安贫乐道的个人操守，一种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困境中空前高涨的献身精神。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的身上存在着山村男人最坚忍顽强的一面，但他们的纯粹却让人心动，而且他们的精神追求，流动的是无序的，反理性的幽默；流露出的是对权力的抵抗与批判和在抵抗中焕发出的生命美感。小说对夏雪的悲情塑造、对余志、李子、叶萌、叶碧秋等学生一代的期冀，以及贯穿小说的凤凰琴声，无不给人以悲悯的浪漫与温暖。《天行者》匠心独运，一架凤凰琴、两管竹笛，让整个界岭小学的故事沉浸在悲凉的音乐声中，仿佛舞台上的一场配乐演出，庄严和神圣的旗帜就在这种悲凉的音乐里高高升起，猎猎飘扬。
我认为，只要作家独立的思考，努力靠近真理和良心的思考，就会有思想的光辉照亮那些阴暗的角落，就会客观上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张扬生命之美，只要这种美是真实的、内在流露，它就必定动人。
作家的心不但在乡村中游走，也在现代文学中的乡土绿荫下流连。《天行者》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会令读者反思与领悟：何处是人类精神的家园？何处是人类心灵的栖息地？刘醒龙似乎不忍心对于弱小者的拷问，也没有士大夫的雅趣和对经验哲学的偏爱。他沉浸在自己的小说王国里，撕裂着历史之维的幻象，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未来。

寂静的小河
就文学作品而言，在写作过程中它总会带着作家设定的密码，因此也必然突显作家的独特个性。鲜明的批判意识、深切的人文关怀、浪漫的挽歌意蕴，共同构建了刘醒龙对现代化进程的文学表达及其创作的独特风格。
刘醒龙所关注的是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命运遭际，他的小说充满诗性，也充满感动，具有一种能够直指人心的力量。他的大部分小说都习惯于沉浸在一种绿色的世界里，因此阅读他的小说，总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不过，刘醒龙沉浸而不逃逸，他在坚持着另一种对抗。在小说《天行者》文本里，你能看到作者一种冷峻的精神面对，甚或是一种勇敢地搏击，并常常以幻觉的存在冲击苦难，咀嚼苦难。小说中所有诱人的表达都和对抗有关，绝不躲在安详之中沉湎于某种宿命的承担。
（作者：黄自华 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