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杭、波斯人与阿拉伯在呼罗珊与中亚的互动关系

迪杭的支持对于阿巴斯王朝在呼罗珊和中亚细亚的一定时期存在至关重要。例如马蒙时期减少四分之一的哈拉基税，此举受到了呼罗珊与中亚广大弟煮阶层的欢迎，所以他能筹集其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而在四年后击败他的兄弟，西部哈里发阿明，登上王位（哈里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阿布·穆斯林扶助阿巴斯组织夺取皇位的同时，因为原呼罗珊总督纳斯尔·本·雅赛尔受到朱戴·克尔曼尼所在的南阿拉伯部族与梅尔夫的哈瓦利吉派首领舍伊班的联合打击而不得不撤出梅尔夫，进而导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成果损失殆尽。阿布·穆斯林派出“平叛”的齐亚德因为得不到河中弟煮与贵族的支持而寸步难行。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军队不仅兵员往往靠“拉壮丁”拼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军饷后勤也严重依赖行军所经过的地区，因此，弟煮不配合的结果，就是军饷不足，而战斗减员也得不到补充。
迪杭们在阿巴斯葛明时期跟着当时还自居为什叶派领袖的阿巴斯家族一起闹事，这才导致纳斯尔最终撤出呼罗珊。呼罗珊就像是一个水加多了的高压锅，任凭什么外来的锅盖都盖不住。

事实证明，如果哈里发朝廷能够把当地的迪杭和原波斯勋贵稳住，那么什叶派、哈瓦利吉派就很难搞出动静来。因为对于行军者而言，人员的补充和粮饷的可持续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修筑寺院、资助圣徒讲经布道，这些脱离了迪杭们的支持也几乎不大可能。即便是想要起事，也是离不开当地豪强的。不过事实是，他们仅仅稳住了波斯勋贵，而没有真正对迪杭们去风险化，也就是解除其武装能力，保证税收常态化。这个问题在上一次的为什么阿拉伯帝国在东伊朗和中亚不能确立稳固的统治？里面已经都提过了，也有一定的讨论，但是这次我们需要更细致的讨论，因为阿拉伯贵族的波斯化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甚至显著增强了东部的分裂割据“在地化”。其实问题是一样的，波斯勋贵原先有影响力，除了自身有一定的军政动员与号召力，或者说是人事政治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本身也是迪杭的一员，也和迪杭之间有密切关系，但当他们自己也不在在野，而是在政的时候，支持他们的迪杭就不满了，因为迪杭自己没有得到在政利益，因此，除了最早的同教同权诉求外，迪杭们也是要求参与政治的，这是人性的逻辑，得陇望蜀是永远都会有的，除非你能遏阻他们，他们才会“有贼心没贼胆”，否则你就等着各种各样的花式叛乱吧。
事实上，如果没有宗教化的浪潮，他们也不会动歪心思去搞动员竞争，不然他们就可以老老实实的靠实力竞争来削藩了，这样一来，导致迪杭们根本不可能被消灭，后来不过是换了个名字，变成巴依罢了。巴依、头人、伯克、酋长、苏丹等等都是如此，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在部分地区的农奴化过程中，他们的利益被固化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成了农奴，则他们不能自由的积累财富竞争，进而成为新弟煮了，这是他们利益固化的真正原因。兼并往往和官商勾结之类的词联系起来，但是如果同样有好几个弟煮，则他们兼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同一块地的兼并需求，官府也不会贸然去帮助其中一个，而招致另外几个的不满。在强竞争格局中，利益固化是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固化的近义词不是世袭，而是弱化竞争，只有弱化了竞争，才能真正固化利益。

博利沙科夫指出，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的地位被削弱，这与霍希梯杨尼的观点相似，不过霍希梯杨尼更倾向于认为这是阿拉伯人有意运用更多的波斯官吏去管理东伊朗与中亚地区的结果，而博利沙科夫认为这与当地的小地主难以管理国家事务有关，当然没有提到的阿拉伯人管理不好也是一个因素。“家长式管理小块领地的中亚河中弟煮们”不具备“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经验”。不过，博利沙科夫也承认，波斯人凭借“阿巴斯葛明之子”的地位获取他们在职位上的优先权。由此形成了一个懿思闌-伊朗书记官人员阶层。一所巴里黑佛教寺院住持的儿子甚至成为了哈里发的首任维齐尔，维齐尔是原波斯帝国的宰相，维齐尔制度的恢复也能说明波斯因素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的恢复。马蒙时期继续对中亚实行征讨，尽可能的控制更多的土地，任命了被称为“佐尔耶敏宁”的塔黑尔家族在尼沙布尔做诸侯。

但是，波斯人的加入没有弱化竞争，而是强化了迪杭们的竞争欲求。他们之所以一开始希望利用波斯人接近阿拉伯人，不过还是希望被接纳，等到被接纳的过程结束，他们原先装出来的那副温良恭谦让的态度就全无了 ，而是换上了一家人要明算账的态度，毕竟你已经接纳我为“家庭成员”了，我作为“家庭成员”就有“权利”去声索“属于我的权益”。迪杭们办的是利用波斯人被接纳弱化竞争门槛，实际上是强化竞争，所以利益固化的格局反而更松垮了。这也是佐尔耶敏宁王朝最终被推翻的深层次原因。所以塔黑尔不能算是一个真正试图脱离阿拉伯人“恩典”的王朝。
在阿布·阿巴斯·萨法赫登基后，大量任用来自呼罗珊的人士是很正常的，因为呼罗珊是阿巴斯组织成功的地方，其他由什叶派扶持的系统基本上都没有成功，比如在库法、伊朗南部等地的什叶派起事，最终都被弹压下去了。而居住在麦加的什叶派秘密组织的伊玛目易卜拉欣所“认养”的奴隶阿布·穆斯林则在潜入呼罗珊后利用纳斯尔与朱戴·克尔曼尼的阿拉伯人内斗，依靠自身与易卜拉欣之间的关系极大的团结了当地的什叶派，除了梅尔夫的阿巴斯组织的头领苏莱曼·本·卡提尔外，几乎所有的当地什叶派都亲附于阿布·穆斯林。其次，利用纳斯尔所处的矛盾，利用朱戴的力量去对抗纳斯尔；再次，强调自己的虔诚性，团结了不少的哈瓦利吉派。由此，纳斯尔被极大的孤立。纳斯尔虽然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团结，但是鉴于纳斯尔唆使曾与克尔曼尼为盟友的梅尔夫的哈瓦利吉派哈里斯·
本·素来只之子去刺杀克尔曼尼，使得原先就一直不睦的移居到阿拉伯部族的南北部落矛盾更加严重。

纳斯尔出身北方部族穆达尔人的莱伊斯部，而南方部落大多数是也门人，也就是“吉祥的阿拉伯斯坦”的人们。当地的迪杭本来就处于观望状态，但是纳斯尔提出的口号里面还说团结阿拉伯人保卫懿思闌教，抗击异教徒和阿拉伯人中的乌合之众。所以号召力反而加速了迪杭们靠近阿布·穆斯林的进程。阿布·穆斯林本来在客观上就可以成为迪杭们对大马士革讨价还价的工具，纳斯尔此举无异于将自己进一步孤立。也正是阿布·穆斯林在与被刺杀的朱戴之子阿里结盟后巧夺梅尔夫，并依靠将才古塔伯扫平了前往尼沙布尔的一切障碍，夺取了呼罗珊。后来又围歼了刚在伊朗南部弹压阿卜杜拉·本·穆阿维叶的叙利亚军队（实际上就是形容倭马亚王朝的亲兵），一路直取莱夷（又译雷伊，今德黑兰）、伊斯法罕，并围困尼哈旺德，同时引诱在哲鲁拉的伊拉克总督伊本·胡贝拉出兵，歼灭其主力，破除了伊本·
胡贝拉兵分两路（哲鲁拉、库尔德斯坦）围歼古塔伯的战略企图，并在749年8月29日进入库法城内。这意味着阿巴斯组织的两大战略支点“合龙”。因为阿巴斯组织作为原阿里派的组织，在传给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的曾孙易卜拉欣后，一直处于隐秘状态，经由在库法的阿布·撒拉马上传下达，往呼罗珊输送布道分子。易卜拉欣后来被倭马亚王朝政府发现并逮捕，但为时已晚。麦尔旺二世在萨布河之战失败后彻底丧失元气，后来在卜绥尔被杀害，倭马亚末代哈里发去世，倭马亚王朝也寿终正寝。
易卜拉欣被捕后，其弟阿布·阿巴斯继位，前往库法执政，自称“赛法哈”。但与此同时，原库法“联络站”的负责人阿布·撒拉马则试图将帝位（哈里发）交给阿里家族的人，但诡异的是阿里家族的人都拒绝接任。阿布·阿巴斯的地位由此巩固。然而，阿布·阿巴斯也深知东部势力的权势炙手可热，所以在利用“和解之宴”几乎杀光倭马亚王室成员后，阿巴斯开始着手翦除库法与呼罗珊等地什叶派势力。因为无论如何，阿巴斯都不能算是出自女婿阿里一支的人，所以什叶派的“原则”就没有实现；对于哈瓦利吉派来说，阿巴斯也不是通过公正选举产生的哈里发。对于其他融合了懿思闌教义因素的本土杂流与非主流什叶派而言，阿布·穆斯林是新伊玛目，是可以轮回的，要为了他的轮回“重返”而战斗。阿巴斯因为大肆屠杀倭马亚前王室成员而获得“萨法赫”（屠夫 ）的称号。
阿巴斯明白自己的基础在呼罗珊，所以不可能真正大规模清算呼罗珊的波斯人。但是，他又不可能不去收拾阿布·穆斯林，因为阿布·穆斯林功高盖主，以至于哈里发都调动不了阿布·穆斯林手下的军队，阿巴斯的兄弟阿布·哲耳法尔对此十分恼火，所以在继任为阿布·哲耳法尔·曼苏尔哈里发后，设计将阿布·穆斯林处死。琐罗亚斯德教徒孙巴德以此为由发动起义，但不到三个月就被平定。这与原先纳斯尔任总督时期的那种手忙脚乱、狼狈不堪的情形大不相同。接纳波斯人而暂时不接纳迪杭，到了马蒙时期则开始接纳迪杭，利用波斯人压制迪杭。迪杭和波斯勋贵之间的争斗维持在一个平衡，就能保证东部省区不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阿巴斯王朝自己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警示，意味着东部尤其是呼罗珊地区，在某种条件下很容易形成颠覆性力量，这是倭马亚灭亡的经验；
而河中以北的钦察草原-蒙古高原西遁的诸游牧部族，则是波斯人的经验，也是后来萨曼王朝等的经验。不过巴格达不是被突厥人干翻的，而是被塔巴里斯坦的白益人干掉的。945年，阿巴斯王朝就丧失了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实控权。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