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时期，莱茵河成为地域、民族和文化上的分界线

前言

在罗马对贝尔吉卡行省的治理中，形成了族群划分与管理的多元性、军事部署兼具防御性与进攻性以及边疆建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的显著特征。
这些治理特征构成了罗马帝国莱茵河边疆建构的战略均衡性基础，进而奠定了莱茵河在此后西欧各个历史阶段作为重要界河的基础。

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起，莱茵河既是地域、民族和文化上的分界线，也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是贝尔吉卡行省治理特征的基础。
族群划分与管理上的多元性、军事部署上兼具防御性与进攻性以及边疆建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是罗马对贝尔吉卡行省治理的显著特征。这些治理特征塑造了罗马帝国莱茵河边疆行省贝尔吉卡行省的独特性，进而奠定了莱茵河在此后西欧各个历史阶段作为重要界河的基础。
国外学界关于贝尔吉卡行省等高卢各行省与罗马帝国初期莱茵河边疆的研究成果颇丰。此外，关于罗马帝国时期高卢地区以及帝国莱茵河边疆的大量著述中，也有涉及莱茵河边疆行省贝尔吉卡的内容。
在通史类著作中，法国学者卡米尔·朱利安和简·查理·莱奥纳德·西蒙德·德·西斯蒙迪的著述，是关于罗马时代高卢诸行省的通论，虽涉及贝尔吉卡行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但论述较为宏观，对贝尔吉卡行省建立、发展的历史过程多偏向于概括介绍。

在罗马文明与高卢当地文化的碰撞方面，阿梅德埃·蒂耶里、卡米尔·朱利安和格莱格·沃尔夫的研究，从高卢人对“罗马化”的接受与抵制两方面着眼，阐释了罗马文化向高卢地区传播的曲折过程。
他们的著作侧重于包括贝尔吉卡行省在内的高卢诸省对罗马统治的接受或抵制，立足于高卢本土人对罗马文化传入的反应，对罗马治理措施有一定涉及。
关于罗马帝国莱茵河边界的研究成果中，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的《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从莱茵河地域研究的角度阐述了莱茵河作为高卢和日耳曼两种文化边界的形成，进而阐述了莱茵河两岸及其延伸到的高卢北部地区多种文化的整合。
阿奇耶·法乌莱和卡米尔·朱利安的著作，是关于罗马时代莱茵河两岸高卢人地域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整合过程的专论。

这几部著作的特点在于从莱茵河边疆着眼，研究包括贝尔吉卡行省在内的高卢北部诸省在莱茵河边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侧重阐释高卢北部诸省的共性，对贝尔吉卡行省的个性特征则鲜有论述。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艳红的《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和《中世纪法国的空间与边界》两篇文章，侧重于古代晚期及中世纪以来莱茵河边界的形成。
薄海昆的《罗马帝国莱茵河防线军队部署情况及其对驻地的影响》，袁波、马钰涵的《帝国初期罗马放弃吞并日耳曼地区原因初探》和苏猛猛的《日耳曼战争（14—16）与提比略莱茵河边境政策的关系》
关于罗马帝国初期莱茵河边疆确立的专门研究，均是从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战争的视角着眼，涉及少量罗马对高卢诸省治理的概论，鲜有涉及关于贝尔吉卡行省治理的专论。

纵观国内外关于罗马帝国初期贝尔吉卡行省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是将贝尔吉卡行省治理置于罗马帝国对高卢地区治理的大主题下，偶有考古学上关于贝尔吉卡行省某一处具体考古发掘的微观研究，鲜有关于罗马对贝尔吉卡行省的治理特点的总结归纳及专门论述，更缺乏贝尔吉卡行省治理特点在莱茵河边界形成过程中独特意义的专门论述。
着眼于帝国初期罗马对贝尔吉卡行省的治理特点及其对罗马帝国莱茵河边疆建构的独特意义，探析贝尔吉卡行省作为边疆行省在罗马帝国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莱茵河作为西欧各个历史阶段重要界河的缘起和基础。
贝尔吉卡行省是罗马帝国高卢北部三省中位置最北的行省，更是毗邻莱茵河的重要边疆行省。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地区不仅处于罗马帝国与日耳曼尼亚诸部族势力争夺的中间地带，而且处于罗马文化与日耳曼文化交融的中间地带，这是贝尔吉卡行省治理的基础。
对贝尔吉卡行省境内族群在划分与管理上的多元性，是罗马对贝尔吉卡行省治理中不同于其他行省的显著特征之一。首先，在古代世界，“高卢”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古希腊罗马人依据山川河流划定出来的特定区域，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过渡性。

最初，罗马人以阿尔卑斯山为界，粗略地将高卢人居住的地区划分为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到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人在高卢南部建立那尔波嫩西斯行省，它是高卢地区罗马化程度最高的行省，因当地居民逐渐改穿罗马式长袍），得名“长袍高卢”。
与此相对应，高卢北部广大地区罗马化程度较低，当地居民仍保留披发习俗，因而得名“长发高卢”。在地理上，高卢北部地区处于大西洋、莱茵河与卢瓦尔河环绕地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高卢北部地区族群林立，居住分散，习俗各异。部分族群受罗马文化影响较深，部分族群则与日耳曼尼亚诸部族习俗趋同，直至罗马帝国初期仍未形成统一的民族。高卢北部地区特别是贝尔吉卡行省内部各族群具有极强的分散性。
早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罗马人就越过阿尔卑斯山，向高卢地区扩张并传播罗马文化。高卢南部的那尔波嫩西斯行省罗马化程度极高，普林尼称：“它的农业、它的人民和习俗的高度声誉、它所蕴含的巨大财富，足以令它与其他任何行省相媲美：换言之，它不太像是一个行省，而更像是意大利的一部分。”

与之相对，高卢北部诸部族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被罗马征服前，高卢北部部族林立。法国历史学家卡米尔·朱利安称：“在罗马征服前，人们看到的是‘高卢’，而非一个民族。当地居民没有共同的血统，没有在同一时间演变成‘国家’。
古典作家确信他们不会说同样的语言。他们没有同一个组织机构，也没有相同的法律。”他又进一步补充道：“高卢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没有单一的政治实体，也没有单一的种姓。他们没有单一的组织机构，各部族之间既不是联邦政府的关系，也不相互统属，更没有一个共同的国家。
他们唯一知道的‘爱国主义’是对本部族的热爱，或者对其所生活地域的热爱。”高卢北部各部族内部社会组织较为松散，各部族之间缺乏联系，与罗马斗争中基本各自为战。
针对这一特点，恺撒在高卢战争期间采取了罗马人在扩张战争中的一贯策略，即拉拢潜在的同盟者、孤立主要敌人，为战争之后罗马对高卢北部地区的治理特别是莱茵河边疆的贝尔吉卡行省的治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于当时高卢北部地理和居民的基本概况，恺撒在《高卢战记》开篇记载道：“整个高卢分为三个部分：贝尔吉人居住在其中一部分，阿奎塔尼亚人居住在另一部分，第三部分居住着另外一个族群，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称为‘凯尔特人’，在拉丁语中称为‘高卢人’。
所有这些族群在语言、制度和法律方面都不相同……所有这些居民中，贝尔吉人最为勇悍，这是由于他们距离行省的教化和文明最远，鲜有商旅携带能够影响人心智的货物到访他们居住的地方。
同时也由于他们距离居住在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最近、与日耳曼人之间频繁交战的缘故……贝尔吉人居住的地区起自高卢人居住地区的边界，到达莱茵河下游地区，朝向北斗星方向和日出方向。”
恺撒的记载虽然是出于当时罗马人对高卢北部地理、居民的粗浅认识，但反映出包括贝尔吉人在内的高卢北部各部族居莱茵河两岸各部族间的广泛交流，使得日耳曼文化传播到高卢北部地区。

通过莱茵河，日耳曼尼亚的工具、武器、首饰传播到高卢北部。例如，高卢战争中，高卢北部一些部族使用的巨剑，就是由日耳曼尼亚传入的。对此，吕西安·费弗尔称：“第一铁器时代早期特有的巨剑，不见于高卢南部和瑞士西部，却可以在巴登地区、阿尔萨斯、洛林和勃艮第等地找到。”
12受到过希腊文化的影响。在高卢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在当地甚至发现过希腊文化的遗存。例如恺撒记载：“在赫尔维特人的营地中，我们发现了几块写有希腊文的木板。”
可见，贝尔吉卡行省甚至整个高卢北部地区在文化上具有显著的多元性。综上所述，地理上的过渡性、族群上的分散性和文化上的多元性，构成了贝尔吉卡行省的中介性。
贝尔吉卡行省处于罗马文化与日耳曼文化交融的中间地带，如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所言：“高卢位于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交界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罗马人不得不因地制宜，采取“分而治之”的治理方式。

结语

帝国初期罗马对贝尔吉卡行省境内族群的划分与管理具有显著的多元性。这一治理特征使得贝尔吉卡行省境内原有的社会组织得以保留，极大程度上保障了该行省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