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日本“黑箱”，女记者伊藤诗织遭性侵案终胜诉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陈思众
当地时间12月18日下午，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诉原TBS记者山口敬之性暴力案民事诉讼宣判。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裁决，伊藤胜诉，山口敬之被判赔偿3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
“我太开心了。”伊藤诗织走出法院后说道。这一天，她已经等了四年。门外，等待多时的媒体和普通市民层层围了上来。在获知胜诉的消息后，不少人表达了喜悦的心情。

主审法官铃木昭洋作出判决，伊藤诗织提起的民事诉讼案宣告胜诉，并驳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的起诉。
据日媒NHK报道，铃木法官认为，山口的供述与他事后和伊藤诗织的邮件内容有出入，供述中的“关键部分”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因此可信度存疑。因此，可以认定山口在伊藤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符合日本刑法中对“准强奸”的定义。

此案是日本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性侵案之一，伊藤也是日本历史上首位公开告发性侵事件的女性。根据日本内阁政府2017年的一份调查，在日本，仅有4%的强奸受害者会选择报警。
“胜诉并不代表这一切可以从头来过，我仍然需要面对它给我造成的伤疤。”在短暂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后，伊藤再次留下了泪水。

发生了什么？
2015年4月3日，当时还在路透社实习的伊藤诗织就工作签证问题与山口敬之相约进餐会谈。山口敬之时任TBS（东京广播电视系统公司）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也是首相安倍晋三传记的作者，是业内资深人士。然而，赴约的伊藤最终却在无意识状态下遭山口性侵。
“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伊藤事后写道。
她记得自己在餐厅中去了洗手间，在没有醉意的情况下，突然感到身体特别难受，“晕得天旋地转”，再次睁眼醒来时便是在酒店房间内，她遭遇了山口敬之的性侵。而中间的记忆被拦腰斩断。
监控录像显示，伊藤被山口拖拽着进入酒店。但警方一再强调：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则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
起诉过程阻碍重重
在报警后，作为受害者的她在警视厅的调查中遭受重重阻碍：法庭签发的逮捕令未能执行、律师建议庭外和解、曾代理此案的检察官被调离……与此同时，山口敬之的工作还在照常进行，2016年6月，他为首相安倍晋三撰写的传记出版，开始作为时事评论家活跃于各种电视节目。
2016年7月，关于伊藤性侵受害一案，日本检察厅首次做出不予刑事起诉的决定。

在遭遇媒体对此案的冷漠反应后，伊藤诗织决定自己发声呼喊。2017年5月29日，她向日本检察审查会提交了案件复议申请，并于当日在日本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
“比起报案，这次的动作需要跨越一条更大的沟堑。”伊藤在《黑箱：日本之耻》一书中回忆起当时的心境，“不，倒不如说，需要从悬崖纵身跳下的勇气。”
在记者发布会后，来自社会的各种恶意揣测纷至沓来：“这是一场具有政治意图的发布会”、“要是没什么好处的话，不会这么干的”、“这女的是朝鲜间谍”。伊藤的家人和朋友也遭到网络人肉搜索、窥探隐私、扒料……甚至有一些威胁危及她生命的声音。
同年，山口敬之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仍然矢口否认“强奸”和“迷药”一说，声称在发生性关系时，伊藤“完全清醒，并且没有做出任何反抗”。
2017年9月，东京第六检察审查会再次驳回伊藤的抗诉。
角色的转变
抗诉被驳回后的当月，伊藤诗织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山口敬之赔偿1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0.3万元）。与此同时，山口仍然坚持辩称性行为在双方同意下进行，对伊藤提起民事诉讼，要求1.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00万元）的赔偿。
在一次次遭遇挫折的过程中，伊藤诗织强迫自己打起精神。
“唯一的方式就是隔离我的情感——我必须将它看作我正在追踪的一篇报道。我要像一个记者那样追问真相，就得做到不带感情、客观面对。”
2017年10月，伊藤诗织根据亲身经历写就的纪实作品《黑箱》面世。在书中，她忍痛写下自己不愉快的经历，并诘问日本社会、司法和媒体，抗击对性暴力和性骚扰的偏见，并在书中为受害女性提出积极的自救方案。
2018年，BBC（英国广播公司）将她的遭遇拍成纪录片《日本之耻》，在全世界引发强烈反响。

今年7月，伊藤诗织曾来到中国，在上海、杭州、北京、成都四地展开了五场活动。当时的她，仍在为民事诉讼的未知感到焦虑。并不止一次表示，反复谈论起当时发生的事，其实并不是愉快的话题，如果有让大家感到不适的地方，她很抱歉。

她表示，在日本，以性侵受害者的身份发声仍然很困难。但她也看到了一点光明：“强奸”、“性暴力”等词汇在媒体上可以被更加直接地使用，这在以前无法想象。
目前，伊藤诗织正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纪录片工作者努力地生活着，比起“Victim（受害者）”，她更愿意将自己称为“Survivor（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