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出“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的梁漱溟为何敢于当面顶撞毛主席？

回顾中国历史，出现过的狂人可谓数之不尽，可谓层出不穷。曹操狂，他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李白狂，他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唐伯虎狂，他说过“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在新中国成立后，狂人依然会时时涌现出来，梁漱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经非常认真地表示:
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您就说，这句话狂不狂？牛不牛？拽不拽？飒不飒？很多人赞誉梁漱溟是“中国甘地”，我个人却认为他应该叫作“中国狂人”更加合适。
接下来，文史不假带您还原历史，走近这位“中国狂人”梁漱溟。为了抵制原文抄袭现象，本人只得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标识，实属是无奈之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梁漱溟（1893年10月——1988年6月），字寿铭，蒙古族人，原名梁焕鼎，曾用名瘦民和寿名。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活动家、国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素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赞誉。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于北京的官宦世家，先祖为元世祖的第五子忽哥赤，父亲梁济通过科举入仕，历任内阁中书和民政部主事等职。

寻常孩子三四岁时就能自己穿衣袜，可梁漱溟到了六七岁时还不能自理，甚至需要妹妹的帮助才能穿好裤子。而且，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甚至还伴着莫名其妙的眩晕之症，父母亲都担心此子不能长大成人。
这个病殃殃的梁漱溟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天赋，很多文章和典籍都能过目不忘和融会贯通，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神童。可是，梁神童实在是太狂了，竟然从顺天中学毕业后就开始闭门自学，以至于将第一学历定格在了“初中”。
自学期间，梁漱溟更是惊为天人，不仅专研旧学和新学，而且对佛学和历史都颇有研究。1913年，他发表了《社会主义粹言》，成为中国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作者之一；1916年，他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更是彻底将整个学界都惊得目瞪口呆。
从此以后，梁漱溟进入了蔡元培先生的视野，不断被大力推崇。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开始推行“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立即就向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发出了邀请。

蔡元培
1917年，年仅24岁且只有初中学历的梁漱溟受到了蔡元培的盛情邀请，直接进入北京大学担任了哲学系的讲师。很快，他证明了蔡元培的眼光，将自己主讲的“印度哲学概论”上升到与马叙伦主讲的“老庄哲学”和胡适主讲的“中国哲学史”同等地位的明星课程。
在此期间，梁漱溟与刚到北大任教不久的杨昌济成为了忘年交，时常过来串门和走动。而作为杨昌济在湖南师范的学生，毛泽东此刻正暂居在杨家勤工俭学，自然对这位与自己同龄的“传奇老师”非常钦佩，二人在此地初次相识。
自从隆裕太后被迫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标志着清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之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就陷入了无尽的苦闷中，他对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的局面已经忍无可忍，反而怀念起昔日的满清帝国来。
1918年11月8日，梁济在60岁生日前夕投积水潭自尽“殉国”，还留下了遗书《敬告世人书》。其中提到:
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
父亲以这种方式离世，对青年时期的梁漱溟打击很大，此后的人生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还尝试过自杀。被抢救下来后，他似乎看透了生死，对于佛教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甚至还萌生了前往湖南衡山出家为僧的想法和行动。

痛定思痛后，梁漱溟越来越意识到父亲自杀的意义绝非“殉清”，而是“殉道”，是对新旧交替下“礼崩乐坏”的一种警示。所以，他有了这样的一段感想:
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正是父亲用自己生命去殉道的行为，让梁漱溟对生死和善恶都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更加深刻的感悟。从此，他不再只是单一的研究文化、历史、佛学和哲学等，而是将它们与国家和社会都结合起来。
悟透到这一层后，梁漱溟再也不提出家为僧和避世静修了。他旗帜鲜明地提出:
佛教分为小乘教和大乘教，小乘教是出世，讲究独善其身；大乘教是救世，讲究不舍众生。

1921年冬，梁漱溟与黄靖贤在相识不久后就匆匆结婚，此事再次成为“狂人”的又一证据。黄靖贤旗人出身，原名黄峭始，两人的初次见面并非一见钟情，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据他这样回忆初见时的情形:
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气度像个男子......。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按照常理，相亲约会时出现了这样的评价，那必定不会再有下文了。可是，梁漱溟还是和黄靖贤结婚了，一个是知名学者，一个是标准文盲，婚姻生活必定是磕磕绊绊。对此，他倒是没有回避:
我喜欢读书，喜欢思考，而她却恰恰相反。
梁漱溟虽然有些瞧不起妻子，也有些大男子主义，但他毕竟是信佛的知识分子；黄靖贤虽然相貌平平，也不知道举案齐眉，但她却是真正的贤妻良母。渐渐地，夫妻之间越来越和谐，相互之间也有了更多的体谅和包容。

1924年，梁漱溟竟然从北京大学辞职，从此开始四处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还去山东的农村进行“村治试验”。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的各项试验工作都圆满铺开进行。
期间，黄靖贤相继诞下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可均不幸夭折了，之后才生下了梁培宽和梁培恕这两个儿子。由于梁漱溟还想再要一个女儿，妻子不顾高龄毅然怀孕生产，最终导致难产而死。
妻子的过世，梁漱溟非常悲痛，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悼文纪念。之后，才全身心投入到了社会实践中，就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都没有停止。
不过，随着山东的沦陷和韩复榘被枪决，梁漱溟的所有实践活动只得被迫终止。无奈之下，他转而担任了国防参议员，算是文人报国的一种方式吧。
1938年，梁漱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亲自前往延安进行考察，以准确了解共产党对于抗日的真实想法和实际困难。期间，他与毛主席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还一同回顾了曾经的北大岁月。

由于毛主席历来就有白天睡觉和夜间工作的习惯，所以二人的谈话从下午六点一直持续到了次日凌晨。梁漱溟表示，自己对于抗战的现状非常失望，甚至还隐隐担忧中华民族是否能挺过这关。
梁漱溟的顾虑在当时非常普遍，几乎每个民主人士都有这样的担忧。毛主席向他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中日对比，彻底打消了他的所有疑虑，顿时觉得犹如醍醐灌顶一般。临行前，还特意送给毛泽东一本自己新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声浪达到了高潮。面对危机重重的国共合作前景，一些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四处奔走，迫切希望能继续团结抗日，为此还整合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除了张澜、沈钧儒和黄炎培以外，梁漱溟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民盟成立后，梁漱溟出任了常务委员，还代表民盟亲自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以作为宣传阵地。可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最终占领了香港，他只得中转澳门后返回国内，期间还发表了著名的“狂人宣言”: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1946年初，日本投降后中国到了一个关键十字路口，虽然之前通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显然没有真正和平的诚意。身为民盟常委和秘书长的梁漱溟再次来到延安，向毛主席憧憬他所期望的和平局面。

相比国民政府的冷漠，共产党人对于民主人士历来十分的重视。毛主席不仅亲自接见了梁漱溟，还召集朱德、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一同参加，认真倾听他的意见和观点。激动之余，他这样表示:
重庆到处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我却以为并不合适。一不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需要，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
不过，梁漱溟虽然提到自己不赞同欧美式的宪政制度，但对于中国究竟适合哪种政治制度却也是模棱两可，犯了所有民主人士的通病。
到了1946年春夏之际，西南联大开始北迁工作，学生和教师们已大部分离开了昆明返回北平和天津等地。期间，仍有10多名教授留在昆明，继续组织进行反内战活动。

为了打压浓浓的反战情绪，国民党当局竟然指派特务人员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卑劣行径引得民怨沸腾和举国愤慨。梁漱溟再现了自己的“狂人”本色，他公开表态声讨:
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苏联率先承认了诞生的新中国并且带动了一大批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跟进，极大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妄图孤立我国的局面。两个月后，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的莫斯科访问，临行前特意邀请梁漱溟等民主人士尽快进京商讨国事。
1950年3月10日，毛主席圆满完成了访苏任务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各界人士齐聚火车站迎接。在欢迎的人群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人士也赫然在列，伟人一边握手一边表示:
梁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改日来找我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眼见毛泽东如此真诚友好与和蔼可亲，在场的民主人士们都受宠若惊，梁漱溟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两天后，中央办公厅安排专车接他来到了中南海，主席当面邀请他加入新政府工作却被婉言谢绝。

梁漱溟认为，自己长期作为第三方人士监督国民政府，如今还愿意继续以这个身份监督人民政府。当时，许多民主人士都积极加入新政府参加国家建设，比如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沈钧儒等人，面对主席的亲自邀请时只有他拒绝了。
毛主席对梁漱溟的选择表示了充分理解，只好由他进入政协工作。从1950年4月到9月，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前往山东和河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国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绩。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局势的变化。1950年9月，随着麦克阿瑟率领“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一举就将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进而改变了半岛的局势。

为了维护周边的国际局势，为了抵制美国的霸权行径，为了声援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我国政府多次发表严正声明要求美国不得越过“三八线”。结果，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却依然大举用兵，甚至还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10月份，中央经过数次会议集体讨论，终于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准备由彭德怀元帅统领志愿军赴朝作战。为了鼓舞士气，毛主席还提出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口号。
在正式入朝前夕，毛主席又约见梁漱溟谈起了朝鲜局势。可是，他却怀着一种悲观的情绪消极看待“抗美援朝”，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实在不应该卷入朝鲜战争，更不应该和美国直接交火，否则将会被拖入战争的泥潭中。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毛主席虽然对梁漱溟敢于直言的态度表示了肯定，但是却对他的悲观情绪甚为不悦。之后，党和政府多次重申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民主人士的赞同。

1951年春，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随中央土改组连续考察了西南的多个地区，于8月30日才返回北京。9月3日，毛主席就再次邀请他前往中南海会谈，希望听听他对于土改工作的真实感受。
梁漱溟首先肯定了土改工作的成绩，认为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吃饭难”的问题。不过，他也指出了局部地方出现的问题，比如殴打地主甚至致人死亡的现象应该被严厉杜绝，这些中肯的建议都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截止1952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指南。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总路线”进行了完整的表述:
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

1953年9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要求发言。他表示，中共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才发展壮大的，但进入城市后却将工作重点改变，甚至还忽略了农民问题。
客观讲，梁漱溟的这段发言并非无的放矢，当时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我国效仿苏联模式的确优先发展了重工业。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和提法却引起了争议，比如这句“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就非常刺耳，也非常令人反感。

听完梁漱溟的发言后，毛主席在会上进行了即席讲话: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和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听完毛主席的发言后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咄咄逼人般再度发言。甚至于，他还公然要求伟人在会上作自我批评，终于引起了全体参会人员的不满，齐声将他赶下了发言席。

毛主席虽然在会上很生气，但并没有打算追究他的责任，更表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他这样表示: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之后，梁漱溟依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处分。不过，他却在政坛上逐渐销声匿迹了，此后再没有机会前往中南海和毛主席一对一面谈国事家事。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北京逝世，梁漱溟也发出了自己的无限感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
1983年，已经90岁高龄的梁漱溟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再一次真诚忏悔自己当年的“无知无畏”。他表示，自己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也没有站在国家一穷二白角度去全盘布局的“雅量”，竟在大庭广众下逼迫毛主席做自我批评，实在是惭愧之至。

说到动情处，老人已经是泣不成声，但还是哽咽地表示:
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话。这件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手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
1988年6月23日，一代奇人和狂人梁漱溟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的告别厅举行，灵堂的入口赫然悬挂着一副横批为“中国脊梁”的挽联:
百年沧桑，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文章结尾处，我很想总结和评价一下梁漱溟先生，可绞尽脑汁也找不出一句话甚至是一个词，勉强只想到了一个字——狂！可以说，他的“狂”并非十全十美，但的确狂出了意境，狂出了性情，也狂出了边际，更狂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