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笑皆鸿儒，往来有白丁——胡适与麻饼小贩的故事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要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这是以往我们经常听到的伟大领袖的谆谆教诲；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却是彼岸的胡适博士。
胡适的安徽小同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笔者在纽约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馆子——多半是他领我去的——即时常看到那遍手油腻的厨司匆匆地从厨房跑出，两手在围裙上大擦之后，来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谈笑风生，真像是他们学生时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后，送别之人可谓三教九流，人山人海。台湾《民族晚报》记者冯仁安在胡适追悼会上见到一位泪眼婆娑、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独地站在灵堂那儿，在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学者和文人堆显得很突出。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抓人眼球、值得一写的东西，便打听是何许人物，后才了解到他是台北街上一个叫卖芝麻饼的小贩，叫袁瓞，却与大名鼎鼎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有着两年多的交往，不免感到惊奇，便与袁瓞约定次日前来采访。第二天采访结束，立马赶回报社，写下了《博士与麻饼小贩》一文。

胡适博士的晚年疾病缠身，这时这位卖芝麻饼的小贩，出现在他的视野，成了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安慰和快乐。
袁瓞dié在卖饼之余，还喜爱读书，常常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他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1959年的一天，他终于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收到了袁瓞的来信，读后唏嘘不已。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时间勤奋自修，问的又是他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胡适十分高兴，对袁瓞也很是钦佩，便写了封回信。信中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不能给你一个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但我可以告诉你，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大分别。”“我还可以说，在台北，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座上客。
袁瓞有一次还向胡适请教，改良主义是怎么回事。胡适在介绍了改良主义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后，告诉袁瓞：“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他的工作单位做客攀谈，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黄灿灿的芝麻饼，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地拿起一个，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嚼得吱咯吱咯地响，脸上现出几年来都少见的欢愉表情。

一个是近代的大学者，一个是底层的小商贩。胡适与袁瓞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胡适说，他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听了很担心，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信，让袁瓞去找高院长安排就医事宜。信上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
这个故事颇令人感动，有人说：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此言诚不虚也。胡适曾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是胡适待人对事的座右铭。胡适的那些完全出于自然的待人平等与真诚，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性的光芒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