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子弟和《血色浪漫》

在圆桌派第一季中，马未都提到，自己从小是空军大院，空军大院是第一大院。
“因为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嘛，部队要有位置。有位置呢，当时因为北京是不是再用旧北京城还是有争议的嘛，所以一开始想在石景山建新北京。所以现在很多特老的人还说去新北京，是说的石景山。那么在这个老城和石景山之间，这块空白地带就给了部队了。给了部队呢以天安门为中心要向西推进，第一个大院就是空军大院，在公主坟嘛。第一个大院，空军大院。第二个是海军大院，然后依次往那边排开。”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大院”的来历。彼时公主坟复兴路以西，路南一字排开的是各种军队大院：海军大院，军训部大院，空军大院通信兵大院，装甲兵大院等等。
而在另外一个节目，许知远的《十三邀》中，许知远在采访姜文之前，到了姜文曾经住了30年的地方，也就是内务部街一带采风，跟着镜头也能看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一些建筑物和那个烟囱。
内务部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内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南邻史家胡同，北有支巷通本司胡同，因北洋政府内务部在此得名。
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交代的马小军的父亲和母亲的情况，马小军虽说也勉强算大院子弟，但和另一个影视作品《血色浪漫》中钟跃民、张海洋、袁军等人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后者的父辈大多是将军一类的人物，在文革中被查，但大多在文革后平反。他们大多数人在上山向下之前也和马小军一样有大量的荷尔蒙需要释放，所以插科打诨、拍婆子（泡女生）一样不少。但到了要上山下乡的时候，有的人父辈平反了找关系留在了北京，有的人在插队的地方有父辈认识的人，走关系当了兵。最后他们还是依靠这些资源回到了北京。

当1968年的序幕缓缓拉开时，钟跃民等一帮“顽主”们也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挥洒他们的青春。“顽主” 的生活是由两件事情构成的:打群架和“拍婆子”。原著小说惊心动魄地描写了李援朝、钟跃民等一帮干部子弟同“小混蛋”恶斗以及钟跃民追求周晓白的过程。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血色浪漫中》提到的“小混蛋”应该是确有其人。小混蛋本名周长利， 曾因“统一”了新街口和德胜门一代而名声鹊起，后因为在京城和大院子弟们（大院子弟们自称老兵，下文简称老兵）对抗，引得全北京城的“老兵”们联合起来围剿他而轰动一时。
968年6月24日中午，北京二里沟无轨电车站见证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斗殴。绰号“小混蛋”的新街口玩主周长利落荒而逃，在这个电车站被几十名大院孩子追上并团团围住。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这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混蛋”也不得不低下自己倔强的头颅。然而他的告饶并没有赢得对手们的宽恕，局面迅速失控，这个年轻的生命最终消失在一片血色之中。
1968年底，另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改变了当时几乎所有青年的命运,这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小说没有让钟跃民成为例外,这也是他父亲的“问题” 没有解决的缘故。提起知青离城,我们马上就能想起食指那首著名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那是怎样的送别情景，“一片手的海洋翻动”，“一阵阵告别的声 浪,就要卷走车站”，直到我们听到食指凄厉的呼声“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知青们种种 的不舍与惶恐历历在目。钟跃民的离城却不是这样的离城,在人群的哭声中，他点燃了爆竹，以一种娱乐的方式宣告了他的出走。

在他看来,做知青，是在对顽主生涯厌倦以后另一件好玩的事情。但其实，在“知青”文学里,太多的苦难迎面扑来，北大荒、橡胶林、茅草地已成为艰苦恶劣环境的象征，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卑微的生命常常被毁灭。 等待钟跃民的，也毫不例外，除了穷山恶水以外,还有饥饿。可钟跃民用他特有的游戏精神消解了一切。出门乞讨，一件剥夺人的自尊、让人变得屈辱的事情，钟跃民兴致勃勃地把它演练成了一场狂欢。然而，这饥饿并 不完全是自然意义上的饥饿，它更多地还言由政治形势造成的——村支书克扣了知青的口粮，最后演化成知青同村支书乃至同村民的对立。《血色浪漫》 再一次放逐了政治，它将整个事件喜剧化，所谓的“对立”就在一片“哈哈”声中消失殆尽。
历史在转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觉察到，只有在若干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时才能清晰地辨认出那些转折点。钟跃民就是在要饭的闹剧中遭遇到了命运的转折， 由此他得以告别知青生涯而走向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 了的参军之路。小说秉承了“将门虎子”的叙事逻辑，钟跃民自然成长为部队里的骨干。同所有军队文学一样， 小说的叙事核心是部队这座大炼炉将一块铁炼成钢。 正当他的前程如日中天的时候，钟跃民选择了主动要求离开了部队，其潛在的政治语境是1984年中国政府裁军一百万。复员以后的钟跃民摆过煎饼摊儿,当过集 团公司的部门经理,开过小饭馆,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书写中国当代史，《血色浪漫》采取的是一种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大多数当代的讲述者都采取的是 一种僵化的话语形态，并将讲述重心放在重大历史事件上，不能有效地整合起大众的认同。《血色浪漫》则不然，它清楚地意识到了当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可讲述性，于是以钟跃民一代人的人生经历串起了整叙事,并致力于驱散政治意识形态的痕迹，于是，连续的当代史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