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豫商，以重聚的方式，重磅回归了！

豫商根的意识
家国观念比较强
撰文 | 周健
01/
“未来的主人翁”
天下豫商，再次以重聚的方式，重磅“回归”。
2023年全球豫商大会，“河南新发展，豫商新机遇”，一个“新”字，意味着新站位、新开局。

现在的豫商，相对于历史，也叫“新豫商”，新新人类新族群。记得20年前，“新豫商”的概念由省内财经媒体率先提出，传播得如火如荼，到2005年前后被政策层面关注，成立组织，系统研究，全国巡游。
正是在媒体、政界、市场互动的过程中，其群体面目逐渐清晰，并以空前的热情和夺目的光彩一下子“站”在世人面前。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一个承继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本主义”商业时代到来了，豫商群落，就是我们这个中原省份挑大梁发展经济的“主人翁”。
“你走过林立的高楼大厦，
穿过那些拥挤的人，
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泛起一片水银灯，
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
未曾实现的梦，
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
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
每个人在痴痴地等，
每个人的眼睛，
都望着那盏象征命运的红绿灯，
在红橙黄绿的世界里，
你这未来的主人翁，
每一张陌生的脸孔里，
寻找儿时的光荣。”
2003~2005年间，我曾在广东、上海、福建等地寻找河南籍企业家的身影，有时和他们一起去卡拉OK，不约而同，罗大佑的这首既忧郁又激昂的《未来的主人翁》，往往会成这些游子们必唱的曲目之一。
当然是用河南话，新乡的、南阳的，武陟的、永城的，走遍天南地北，乡音不改。快20年了，有时我偶尔见到他们，问这首歌还会唱吗？他们往往会笑着对我说，要不，咱还一起来？
这群人多数都属于豫商中的中坚力量；此外，近些年随着一代又一代年轻创业者的崛起，豫商的群体更为庞大，在各自行业和地方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有不少已成为新经济、新科技、新业态、新模式、新商业浪潮的领军人物。

即便说到中原本土，那些历经数十年兴衰的在豫企业家、创业者，他们都以自身饱含喜怒哀乐的大合唱，重新诠释了这首《未来的主人翁》。
他们，真的成了“主人翁”了吗？或者，就像我在2006年的一篇报道中所说，“豫商”应该成立一所大学，每个河南企业家都要进去修炼并贡献经营智慧——如今，那些进去的人从中“毕业”了吗？年轻人还会把它当作闪耀的“徽标”吗？
02/
豫商需要“聚沙成塔”
豫商发展到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族群。
“谁是豫商”？长期以来，有不少人会提起这个问题。我记得最早的对它的回答是，“河南籍企业家和商人”。
但这种说法有许多问题，比如那些长期来河南办企业、做生意并保留原籍的外省人，究竟算不算“豫商”？又如那些走出河南且已经脱“籍”的企业家，还能被称为“豫商”吗？
所以，当前常常用来定义“豫商”的一句话，“指全世界各地的河南籍企业家和在河南的各地企业家”，也还是概括得并不全面。

与浙商、粤商、徽商、晋商、闽商等传统商帮不同，近代豫商因为与悠久的文化传承断裂（大宋南迁后，豫商文化式微），因而一直未在文化传统、经营思想、组织形态等方面形成独立体系，影响至今，无论是走出去的经营者，还是一直呆在本土的企业家，对“豫商”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一直并不强烈、并不深入。
不得不提的一些错位现象是：省外的河南籍老板会称自己是豫商，并热衷于成立各种协会、商会组织，而省内的企业家对“豫商”则常常缺乏痛感，近些年公开提得少之又少；外地籍的企业家在河南创业越久，也越会强化自身的原生地圈子文化，豫商文化并未强力“化”之。
都是出于做生意、以“关系”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吗？我看未必。都说文化是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近些年，我们的豫商文化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反而与浙商、粤商、闽商的文化凝聚力相比，变得有些孱弱、单薄和空洞，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历史上，四川人有“天下的盐”的说法，我们套用一下，称当今的河南人为“天下的面”——走出去创业、打工的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得广泛、均匀，连遥远的藏区和“一带一路”许多国家的乡村，都有河南人在那里卖烟（不像安徽人、四川人那样集中于国内部分省份）——这些人都有一个名字，“豫商”，但“豫商”发出的光，他们感受到了吗？

市场越是发展，越是消减血缘、亲缘、地缘之间的紧密关系，代之以信用、契约、平等、尊重等等现代市场机制。就此而言，商帮文化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血缘、亲缘、地缘之间的低层次生意文化，使得信用、契约、平等、尊重等现代市场精神在乡谊、亲情、友情的基础上得以建立和强化。
近20年，我们侧重于推动各地豫商的组织力建设（建立各地商会、协会机构），而忽视了豫商思想文化进一步的研究、培训和推广；我们侧重于豫商的官方和半官方交流，而弱化了豫商民间思想场的引导和培育；我们高度重视省外豫商的联络交流和回归家乡的“招商引资”，而相对弱化了省内豫商的思想认同和力量激发，这最终导致“豫商”未育化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配套的系统性商帮文化。
这也导致，作为一个文化聚合体，豫商的“聚沙成塔”的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
03/
“豫商精神”永流传
商丘是商人发源地，在中国数千年的建城史上，它史唯一一座没有改过名的都城。所以每次路过商丘，我总要在该市大大的城市雕塑“商字鼎”面前久久驻足。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但在它遍体通红而熠熠闪光的有形载体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今古传承、生生不息的“华夏商魂”。
这个“商魂”，到了近代被人注意到了。如今的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前的广场，矗立着一座威风凛凛的神兽雕塑，其基座上雕刻着“商魂”二字，总会让人联想起中国商业发展的悠久传统。

豫商根的意识
家国观念比较强
不错，中原不仅是古代夏商周“前三代”的龙兴地，更是古代中国商业的发源地。除了郑州和商丘，安阳、洛阳、南阳等古都既曾做过政治、军事中心，也曾是巨贾云聚、八方来朝的商业大都市。这片厚土所孕育的众多著名商人和商业理论家，其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的基础，也为今天的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极为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源泉。
我常会想象历史上的这些场景：王亥，赶着牛车，鬻粥卖浆之中，那长长的叫卖声展现出中原人的淳朴和勤劳。范蠡，远离庙堂，携西子之手游荡江湖，一个“商”字，写不尽中原人的浪漫与风流。大宋南迁，万千巨贾的身影从清明上河园的浩瀚长卷中消失，中原财富催生了江南9个世纪的繁荣。康家兴衰，其中蕴含着12代人穿越历史的欢笑和悲歌，直教中原大地经受数百年的风雨激荡……他们所留下的财富基因，皆深深融进了中国商业文明的血液。

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早期在中原也呈现百家争鸣的渊源流变。战国时期中原商人白圭提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并说如果有人“智不足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把商人的素质归结为“智、勇、仁、强”等四个方面。同时期的墨子（一说墨子为宋人，即今商丘人）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将商之利的理念广泛运用到社会各个方面。洛阳人单旗，阐述了货币的“子母相权论”，较全面地分析了货币流通必须结合货币价值的问题。商丘人计然讲求“积著（贮）之理”，把西周以来的传统经济观念，特别是贸易和价格等方面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范蠡，他治国采取“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平粜齐物”等调控措施，乘桴下海之后，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举动，更是被人尊称为“慈圣”。

到了秦汉时期，濮阳人商鞅在秦国实行抑商政策，力求将社会上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将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虽然对巩固新型的封建制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却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洛阳人桑弘羊认为商人是致富的本源，由于各地资源不同，所以商业交易的对象存在差异，而都市的繁荣与财富的聚集与商人密不可分，可以说，他不仅是西汉杰出的理财家，也是中国古代重商理论的倡议者。
此外，洛阳人贾谊关于货币理论方面的认识，东汉许昌人荀悦有关货币流通的理念，唐代孟州人韩愈关于农工商并重的理论，元代大儒许衡的学者当以治生为本论等，在当时重农抑商传统思想垄断的氛围下，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日本研究中国商业史的专家曾对源远流长的中原古代商业文化有一个精确概括，“士魂商才”，认为以“德”“智”“情”（“德”：道德、品行、人格和作风等；“智”：知识、能力和智慧等；“情”：仁义、兼爱和克己等）为内容的“三达德”君子人格思想，曾长期指导中国商人日常的经营活动。我们在身边所看到的康百万家族历经十二代400余年而不衰，在精神文化层面支撑他们的，其实正是这种“士魂商才”的商业伦理。
惜乎近世以来，中原地区战乱、天灾频仍，商人群体在此都如匆匆过客，现代工商业文明虽多有萌芽，但皆如星星之火，始终不能燎原。特别是，当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舶来的以蓝色海洋为背景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中原地区的商业文明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断代”和“断层”。
不过，到了改革开放后，新商帮逐渐兴起，以浙商、粤商、晋商等为主的区域性商业群体再次赓续中国商业文明的研究，大潮之下，豫商也逐渐觉醒，并在2006年前后以豫商联合会成立和豫商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新时期的“复兴之路”。当时，研究者除了以发展“河南人经济”为宣言外，更是提出了新时代豫商的精神，“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可以看出，这种新精神正是对传统豫商文化精髓的有效继承。

不过事实证明，近些年来，基于豫商精神、豫商组织以及豫商协同发展的研究陷入了某种停滞。比如，胖东来、蜜雪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称为一种“现象”？长垣、长葛、固始、巩义、内乡、西峡等地为何会形成越来越厉害的区域性商帮？“许昌假发”“上海码头工”“长江河工”“77级银行家”壮大后的演变轨迹是什么？发推动客家人经济与“客商”回归的意义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课题讨论，已经不再出现在大众视野。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在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度调整过程中，部分行业的豫商甚至迷失了自我，迷失了头顶指路的“星空”，暴雷事件频出，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仅如此，随着部分地区“重商主义”文化土壤的盐碱化，豫商有“商”无“帮”、重“关系”轻“契约”、重“利”薄“信”等失序现象又有所抬头。
还是前面说的，“商”就是“买卖”，是交易，核心指向“等价交换”。看似简单“等价交换”四个字，其实蕴含着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平等、规则、诚信、效率，这样做必将使社会始于逐利，继而逐义——很可惜，近些年来，我们除了在很多时候探讨“亲”“清”政商关系之外，对这些基本的商业伦理、商业文化的深度研究和实践性应用，强调的已是越来越少了！
立足中原，我们有些愧对那悠久而厚重的商业历史文化传统。
04/
走遍世界各地，
豫商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
如果我们承认，决定一个商帮地位的，是产生这个商帮的地区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力量，那么，我们会说，新时期豫商的春天已经来了。
首先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视，和对“重商主义”土壤的培植，已经峰回路转。前者毋庸讳言，后者则展现出无限发挥空间：浙商、粤商等之所以永立潮头并长盛不衰，就在于这些地方的营商环境、市场法规建设、资源要素流动等一直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这种“重商主义”已经渗透到当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豫商面对的具体的社会命题，也是如此。
其次是内需大市场的启动和当前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为一向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豫商提供了无限发展机会。豫商从事的产业，多属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竞争性产业，因为能够吃苦耐劳、躬身经营，所以，近些年不少豫商都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各自行业新的龙头，并长期保持强大的竞争力。牧原、锅圈、等等，莫不如此。

第三是中原崛起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豫商的“回归创业”提供了充分条件。豫商和别的商帮不同，“根”的意识强，家国观念深厚，纵是走得再远，都有衣锦还乡、造福乡里的乡愿情结。新时期，在“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作用力下，豫商回归必将成为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显著的一股潮流。
实际上，相对于“振兴豫商”这个概念，我们或许会越来越认同于当初豫商大会召开时提出的那个宗旨：发展“河南人经济”——这样做，不仅更符合当前的社会语境和市场理性，而且人群的覆盖范围更广，无论是引导投资还是促进消费，无论历史文化传承和现实的经济利益导向，都具有深度的“挖掘”“开发”空间。
当然，概念也只是概念而已。还是我的一位朋友说的好，“为啥一定要圈子？市场这个圈子还不够大？”当下，我们要尽量避免的，是过分强化豫商组织的圈层化、豫商经营的资本化、豫商发展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