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英国“敌基督”观念的政治化转型

敌基督是基督教神学中的重要概念，从中世纪起它就被人们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找到并铲除这个基督的对立面才能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敌基督的观念在基督教思想中蕴含着革命色彩。
宗教改革期间，新教改革家用敌基督来指称教皇，并谴责天主教会滥用权力蹂躏信徒和破坏真正的信仰。

英国接受了新教赋予敌基督的革命性意义，并利用其反教皇和反天主教的性质发展起 “至尊王权”。
在查理一世治下，安立甘宗偏离了新教对敌基督的传统认知，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天主教”特征，与此同时，清教逐渐丰富敌基督的政治意涵，将铲除敌基督与反抗暴君统一起来。
将敌基督与天主教会相联系的“异端”思想古已有之，但这种观念在宗教改革开始后快速演化。

1528年，路德在《启示录注解》中率先指控教皇为敌基督’，后来的改革家梅兰希通、加尔文、布林格以及英国的新教徒接受并发展了这种观念，将教皇和教皇制都归为敌基督，并强调这种观念对于教会兴衰的重要性。
英国自宗教改革起就接受了新教的敌基督观念，后来渐成国教会的共识，并促进了“至尊王权”的建立和巩固。
亨利八世时代，国教会中的改革派神学家就接受了教皇是敌基督的观念，玛丽女王的血腥镇压强化了人们对敌基督的这种认识，与此有关的讨论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

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教皇为敌基督的观念成为国教会内安立甘宗和清教的共识，而且新教学者赋予君主制以推翻敌基督的政治和宗教功能。
认为君主有义务带领新教徒退出罗马教会，将臣民从对敌基督的服从中解放出来并建立真正的宗教，这也是“至尊王权”得以建立的重要神学基础。
到了斯图亚特王朝，对于敌基督的这种认知仍然盛行，以神学家自诩的詹姆士一世在苏格兰和英格兰期间都曾发表作品讨论对《启示录》的看法，并一直认为教皇就是敌基督。

詹姆士国王的教会并不是统一的，他主张的绝对主义理论在当时已经引发众多反对声，但安立甘宗和清教在对敌基督的认识上却是统一的，反教皇成为国教会和“至尊王权”得以巩固的坚实基础。
在查理一世治下，安立甘宗动摇了对敌基督的传统看法，急剧变化的宗教形势促使清教中敌基督观念的转型。
阿明尼乌本人对敌基督持有更为温和的态度，英国早期的阿明尼乌主义者理查德·蒙塔古在詹姆士国王时期也提出过，将教皇定义为敌基督是一种过于冒失的观点。

真正让英国的加尔文主义者和阿明尼乌主义者决裂的是1626年的约克宫会议，会议期间，加尔文主义者认为蒙塔古违背了国教会的共识。
已经接受了阿明尼乌主义的安立甘宗高教派则宣称，教皇是否为敌基督在新教徒内部尚未成定论。
劳德在掌握国教会的统治权后，完全转变了之前对敌基督的认知，安立甘宗不再宣称教皇是敌基督，相关的《圣经》解释类作品也不再出版发行。
对教皇的这种暧昧观点引起清教徒的怀疑，与此同时，清教一直对安立甘宗内部的天主教元素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厌恶，指责其在制度、礼仪和教义方面向天主教倒退。

而且敌基督概念在早期就被认为是利用宗教实施政治压迫，清教徒认为主教们便是拥有强制性权力的“巨兽”，把这些天主教残留视为敌基督的一部分。
所以，当时英国的新教徒对敌基督的态度分为四类：第一，在过去几乎得到官方支持的教义主张教皇是敌基督；第二，主导安立甘宗的高教派从根本上质疑教皇为敌基督；
第三，温和派清教徒认为国教会中保留了诸多敌基督元素，需要对其继续改革；第四，激进的分离派清教徒认为国教会完全就是敌基督。
事实上，劳德本人明确承认罗马教廷是一个腐败的教会，后世学者也广泛承认劳德派并不是天主教徒。

如英国内战史学者凯文·夏普认为正是天主教因素让国王丧失了民众的信任，但他否认劳德个人以及劳德时期的国教会有天主教倾向。
然而，当时劳德派的反对者坚持将安立甘宗与天主教相提并论，查理一世的国教会已经失去了可以实现统一的基础，安立甘宗和清教走向高度分裂。
与16世纪70年代法国胡格诺信徒的形势类似，查理一世的绝对统治在世俗领域和宗教领域招致广泛不满，致使英国的君主制和主教制均面临信任危机。
有关敌基督的革命意识形态突破了宗派的限制，在更广泛的立宪主义层面上取得了共识。

反教皇制曾是促使都铎王朝和詹姆士时期的国教会达成联合的旗帜，当时过境迁，英国不再是教皇的打击目标和敌手，并被国内的清教徒认作是天主教阴谋的一部分时，部分神学家就开始转而攻击这位绝对主义君主。
尽管教皇制在英国经常被认为是反君主的同义词，但在传统上它还与专制相联系，尤其指教皇的精神专制，在劳德的反对者看来，绝对主义王权理论等同于教皇制或天主教。
在17世纪20年代早期，清教徒托马斯·斯库特就在一份小册子中把反天主教与有限君主制联系起来，1625年查理一世继位后，这种观念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种交叉性意识形态将反对查理一世绝对统治的人和反对劳德宗教创新的人联合起来，难以区分因反对绝对主义王权而反对教会的人和纯粹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教会的人，宗教与宪法事务的融合变得日益明显。
到了30年代，国王推行的宗教政策使安立甘宗往高教派方向发展，高教派的反对者开始主张国王的宗教权力应当像他的其他特权一样，服从于议会的最高立法权，并受到普通法的限制。
遭受劳德教会迫害的三位清教徒普林、巴斯特威克和伯顿，就同时反对高教派改革以及这些改革行动的非合宪性，因为当时劳德派的宗教举措并没有经过议会，而是通过国王与主教的形式制定颁布的。

清教认为，议会已经在英国规定了真正的宗教，国王另立宗教的行为不仅会破坏更高的上帝法，也违反了人类的成文法，这种主张可以看作宗教领域内反绝对主义的宪政观念。
最终，将敌基督与暴政联系起来的观念，推动了内战的发生和发展。路德率先把“敌基督”转变成宗教改革神学中的核心概念。
敌基督者教皇不仅在教堂这个上帝的殿堂任职，还在世间统治着社会秩序，随心所欲地使用职权，从这一点看，敌基督者与暴君的联系已经相当密切。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暴政的概念经历了变迁，在1640年前，传统暴君和敌基督之间的区分已经被打破。
清教徒认为议会是新教的坚定支持者，天主教徒妄图通过推翻议会并建立专制政府来重建天主教，查理一世长期抛弃议会的个人独裁统治令清教徒对这种推测更加笃定。
1642年内战爆发后，议会方用“敌基督党派”形容国王的武装支持者；
1643年 5月，清教徒弗朗西斯·切尼告诉议会下院：“为了从敌基督手中恢复被国王侵占的权力，就不是反抗和叛国”，“我们的解救行动会流血伤亡”；

1647年的一份小册子指出，个人的专断比教皇更像敌基督，在精神事务中的专制和所有的迫害都是敌基督。
霍布斯在回顾英国内战的起因时，认为议会反对派利用了民众对罗马天主教的痛恨，他们为了加深民众对国王政府的不满。
散布了当时流传的两个观点：一是污蔑国王查理一世要在英国推行天主教，二是诽谤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是天主教徒，企图争取英国对天主教的宗教宽容。

从霍布斯的分析可以看出，国王阵营和议会阵营背后分别是安立甘宗和清教两股宗教力量，清教改革运动与议会宪政运动在当时的确实现了合流。
内战爆发后，长老派和独立派先后掌握了清教的领导地位，其斗争目标由温和改良转变为激进革命，从谋求有限君主制发展为弑君与共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