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轰动全国的女知青，叛逃苏联成女特工，她后来结局如何？

一提到知青这个词，很多人心中浮现的都是扎根乡土，甘于奉献的正面形象，似乎没有人会把知青和特工联系在一起。但我国历史上，就是有这样一位双面人。
她叫傅索安，天津人，长得十分漂亮，十几岁时便独自去北京，和千千万万名学生一起，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68年，傅索安顺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
傅索安的举动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学生们一改之前对政策的怀疑态度，打着“向傅索安学习”的口号，纷纷加入知青队伍，傅索安也因此火遍全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前途无量的女孩子，却在犯错后叛逃出境，当上了苏联女特工，多次参与苏联的对外间谍活动。从中国女知青到苏联特工，傅索安到底经历了什么？她去了苏联后，最终的结局如何？

知青

阴差阳错，不安分的“第一知青”

傅索安是天津人。她的家庭条件很好，父亲是老师，母亲是英语翻译，两人都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
夫妻俩对傅索安的教育十分上心，倾注了全部心血去培养她。父母的悉心教导，使傅索安从小就比同龄人聪明。
再加上有良好的家境兜底，傅索安的性格自信开朗，做事也张扬大胆，从不瞻前顾后。
1966年8月，十七岁的傅索安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此后，她便响应国家号召，开始走出校园，深入社会各地。
三个月的时间里，傅索安辗转内蒙古、新疆和东三省各地，足迹踏遍了城市和农村。最疯狂的一次，是傅索安独自一人走到了中国和苏联交界的额尔古纳河边，在距离这条河不到二十公里的齐玛村认了对干爹干娘。

额尔古纳河
这对干爹干娘在齐玛村颇有威望，干爹李能达是生产队队长，干娘郭菊花在邻村都有自己的人脉。收了傅索安这个漂亮的大闺女后，夫妻俩还特意杀猪宰鸡宴请村民，也算是将傅索安的身份过了明路。
傅索安在齐玛村待了十天，之后就返回了天津。回到学校后，傅索安还时不时给齐玛村的干爹干娘邮寄一些东西，双方也算是有来有往。
当然，此时的他们都还不知道，就在不久后，傅索安会再次回到齐玛村。
1968年，国家推出了“知青下乡”的政策，鼓励知识分子去农村实践。聪明的傅索安意识到这是个干大事的好机会。当别人还在犹疑不定时，傅索安就已经报了名，请求去齐玛村插队落户，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知青。
天津的优秀女高中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去祖国的边境小山村扎根奉献，这是多么励志的事情啊！简直就是青少年的榜样！

知青
一时间，傅索安风头无两，年轻的学生们纷纷喊出“向傅索安学习”的口号，这让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顶着这个光环，傅索安深觉责任重大，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知青事业中，勤勤恳恳地工作。
然而，这种勤恳没有保持太久。因为优越的家庭环境和姣好的面容，傅索安一直像只高傲的孔雀。
她到了齐玛村后，凭着“知识分子”的身份收获了村民的好感，他们热情的追捧让傅索安的性子变得激进要强，大事小事都要插一杠，而且喜欢出风头，争强好胜不服输。
这样的性子放在农村，就是大写的“搞事精”。果不其然，傅索安到达齐玛村后不久，就接二连三地秀了一波骚操作。

知青

奇玛村械斗：潘多拉的魔盒

齐玛村位于中国边境，和苏联之间隔了一条河。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不太好，但胜在和平安宁。
傅索安没来之前，齐玛村最大的矛盾就是水库问题，矛盾的另一方则是邻村鲍家庄。因为事关生存，双方谁也不肯让步，争了十几年都没有停歇。
不过，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也没有闹得太过分，大部分时间都是过过嘴瘾，互相骂几句，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也只是赤手空拳地较量几下，动真格的打架斗殴几乎没有。
这种总体还算和谐的局面，在傅索安插手之后迅速恶化，并且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而去。

知青
这年冬天，鲍家庄在水库边凿了个大大的蓄水池，一边日常取用水库的水，一边往蓄水池里灌水，当作备用。
这下子齐玛村可不干了，双方又开始扯皮。傅索安知道这件事后，深知这是个展现自己才能的好机会，她自作主张，想了个“好主意”。
“我们把鲍家庄的蓄水池刨开个缺口， 让里面的水流回小水库。”傅索安提议道，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她迫不及待地想去试一试，甚至搬出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去干这件事！”
于是，当天晚上，傅索安就和几个知青偷偷摸到鲍家村的蓄水池边，将它开了个大口子。哗啦啦的水声响起，一整个蓄水池的水都流进了水库。

水库
第二天，鲍家庄的村民看到空空如也的蓄水池，傻眼了，心道这肯定是齐玛村干的好事。于是，当齐玛村的人去水库边取水时，就被五个鲍家庄村民围攻了。
无辜被打的齐玛村村民一头雾水，但人家都抽到脸上来了，那还能忍吗？顿时，双方人马扭打在一起，铁管、木棍、扁担等等都往人身上招呼，场面十分混乱。
最后，齐玛村因为人少占了下风，不仅被揍得鼻青脸肿，就连抽水机也被抢走了，只能拖着一身伤回到了村里。
这下子，矛盾彻底爆发了，齐玛村发誓一定要报仇。然而，齐玛村人口没有鲍家村多，打不过怎么办？
生产队队长李能达找到了他的干女儿傅索安，询问她的意见。傅索安听罢，提出了搞“突然袭击”的方法。

知青
傅索安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齐玛村的村民当晚就冲进鲍家庄，将白天那五个人从被窝里拖出来暴打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听到动静的鲍家庄村民闻声赶来，发现有三个人被打到骨折，还有一人的眼睛被打瞎，十分惨重。
到了这个地步，这件事就不能善了了。很快，鲍家庄就喊着“以血还血”的口号，对齐玛村发起了攻击。齐玛村那边，也在傅索安的指挥下造好了防御工事。
鲍家庄的人一靠近齐玛村，齐玛村的村民就鸣枪示警，鲍家庄只能撤退，谋后再动。为了破坏齐玛村的防御工事，鲍家村开始制作土炮，召唤援军。
战斗一触即发。关键时刻，当地政府注意到了异常，随即派人前去阻止。经过多方协调，村民们才握手和解，拆除防御工事，那些准备好的武器也被一一收缴。至此，一场惊险万分的群众械斗事件终于和平解决。

村民
正事解决后，就该好好算账了。经过一番调查，挑拨群众械斗的幕后黑手浮出水面：以傅索安为首的六名知青。调查组立马写了一份报告呈给上级，要求对这六个知青实施逮捕。
察觉到调查组的意图后，傅索安灌醉了齐玛村的村干部，趁着夜色仓惶逃离。
她伪造了一封组织介绍信，一路畅通无阻，最终到达天津，藏在了一家“东方红”电镀厂里，决定等风声过去后再出来。
不过，傅索安到底还是太年轻，低估了公安的侦查能力。她到达天津后不久就被追捕小组抓住，一行人全部缉拿归案。其中，傅索安作为要犯，被单独关押。
得知自己被定为“要犯”，傅索安的心凉了半截。要犯的下场，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缓或者死刑。她该如何摆脱这种危险的境况？

审判

末路狂花：女知青叛逃出境

傅索安六人被捕后，内蒙古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就收到了“逃犯已悉数落网”的好消息，傅索安一行人也被押解到内蒙古，接受审判。押解途中，傅索安看着十分安静，但心思却很活络。
她深知自己的下场不会好，便开始琢磨逃跑的事宜。
傅索安想到此处，看向了缚住双腕的手铐。她在学校时是优等生，各科成绩都很优异，要破解这个手铐并非难事。火车还没开到内蒙古，傅索安就已经弄清了手铐的结构原理。
1968年5月6日，傅索安等人被押到了齐玛村，关押在他们当知青时住过的集体户里。傅索安依然是单独关押，其他几人则挤在东边那个屋子，双方之间隔了个堂屋，公安人员就歇在堂屋里。

知青
下午，傅索安的干娘心疼闺女，给她送来了饺子。傅索安看着装饺子的盖帘，顿时计上心来。吃完饺子后，她让干娘把盖帘留下，然后从上面掰了一根高粱杆，藏在衣兜里。
当天晚上，傅索安就开始策划逃跑。晚上十一点，值班警察进来检查了下傅索安的手铐，见一切正常就离开了。
傅索安强装镇定地躲进被窝，摸出高粱杆解开了手铐。趁着值班警察去东屋检查的空档，傅索安轻手轻脚地从床上爬起来，迅速打开窗跳了出去。
外面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傅索安闷头往前跑，她的方向正是额尔古纳河。跑了十几分钟后，天上传来雷声，风也渐渐大起来了，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倾泻而下。

公安
与此同时，集体户里熟睡的公安人员也在风雨声下被惊醒。他们再次起身检查，却发现关押傅索安的西屋早就人去楼空。
另一边，顺利逃出的傅索安用尽了全身力气往前跑。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傅索安早已全身湿透。大雨冲刷下，她连眼睛都睁不开，只能半眯着眼，深一脚浅一脚地狼狈前行。
因为风雨太大，额尔古纳左旗的通讯被迫中断。公安联系不上边防军，也就没能阻止傅索安外逃。
午夜时分，傅索安终于跑到了额尔古纳河边。此时，天际闪过一道电光，照亮了翻腾不息的河面。暴风雨下的河流像是一头咆哮的巨兽，扑面而来的冷意更是让人心头直颤。傅索安深吸一口气。

额尔古纳河
此时的她早已无路可退。回去，就是必死的局，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没有思考太久，傅索安立马脱掉衣服，穿着内衣内裤，一头扎进了汹涌的河水之中，咬着牙游到了苏联。
从这时候起，中国就再也没有女知青傅索安，只有苏联特工傅索安。
被苏联人救下的傅索安，身体痊愈后就去了特维尔谍报学校，在里面接受了一系列残酷而专业的特工训练。
1970年，傅索安从谍报学校毕业，接到了她的第一个任务：去中国香港取一份情报。这不仅是任务，还是克格勃对傅索安的考验。首次执行出国任务，傅索安完成得十分顺利。中途虽有波折，但她还是带着情报安全返回了苏联。

克格勃
傅索安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克格勃的高度肯定。此后，傅索安屡次被委以重任。苏联武器专家尤里·巴甫伦夫被刺杀、中国台湾“GV计划”情报被窃均出自她的手笔。
1971年，林彪乘坐的256号专机在蒙古坠毁，傅索安被克格勃要求去现场辨认林彪的尸体。这是她叛逃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中国内地产生交集。
这之后，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越来越重视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傅索安也被调到了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始阅读大量中国书籍，为以后的间谍工作做准备。
也就是在这里，傅索安遇到了她的一生所爱---来自哈尔滨的黄一煌。两人情投意合，在学校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然而，这份恋情并没有持续太久。

克格勃
1973年11月，黄一煌被派到中国东北进行谍报工作，被我国公安机关抓获，再也见不到等着他回去的傅索安。
远在苏联的傅索安情况也不太好。她被查出肝癌，来自肝区的疼痛时常让她痛不欲生。病情恶化的时候，傅索安还会发高烧，理智全无地说着胡话。当然，这些胡话都被特工记录下来了。
1974年4月，傅索安病情恶化，她预感自己大限将至，叫来了自己的朋友胡国瑛。胡国瑛也是来自中国的特工，她是傅索安的老乡，两人关系非常好。胡国瑛进入病房后，傅索安将一张纸举起来，示意胡国瑛认真看。
纸上面写着：“以后若有机会见到黄一煌，请向他转达问候，并告诉他：傅索安至死还深爱着他！”

苏联
胡国瑛看完后泪流满面，缓缓地点了点头，傅索安这才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她将纸条捏成一团塞进嘴巴，然后咽了下去。
4月13日，傅索安以要看书为由，支走了照顾她的胡国瑛。之后，她看着病房外的天空，想到了自己远在中国的父母亲人，留下了两行清泪。
等胡国瑛再次回到病房时，就见到了傅索安悬挂在窗框上的尸体。她的手腕鲜血淋漓，病房的墙壁上用鲜血写了一个“悔”字，不是俄语，是中文。
这是傅索安最后的忏悔。她本是前途光明的优秀学生，却在野心的驱使下走上了歧路。

纪实
挑拨村民械斗，深夜叛逃出境，傅索安一步错，步步错，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才幡然醒悟，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没有好友陪伴，没有家人相送，傅索安带着对故国亲友的思念，带着无尽的悔恨和悲伤，孤零零地死在了异国，就连尸骨都无处可寻。
这大概就是对她最大的惩罚吧。

参考资料

东方明-《狂花凋落，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