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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战争论：Ⅱ
另外，这种防御方法看起来是既大胆又科学，可以称得上高雅的防御方法。但是高雅的一般容易流于华而不实，而在战争中不像在社交中可以允许华而不实的作风存在，因此采用这种高雅方法的实例是很少见的。不过，从这第三种防御发展出一种辅助前两种防御的特别手段，即通过控制桥梁和桥头堡，总是以渡口威胁敌人。
这三种江河防御中的任何一种防御，除了可以旨在以主力进行绝对抵抗外，还可以旨在进行假抵抗。
防御者固然可以采取很多其他举措，而且说到底可以以任何一处与行军宿营地有所不同的阵地来造成这种不想真正进行的抵抗假象，不过对一条大江河的假防御确实能起到欺骗作用，因为人们为此多少要采取复杂的举措，其效果通常较其他所有场合更大和更持久。对进攻者来说，在防御者眼皮底下渡河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往往要考虑很久，或者要推迟到更为有利的时间进行。
因此防御者在进行这种假防御时，要求主力大体上像真防御那样分布和部署在河边。但是由于假防御这种意图本身说明当时的情况不利于进行真防御，因此如果部队真的进行了哪怕只是适度的抵抗，也会由于不得不多少拉长的防线和分散的部署而很容易面临损失惨重的危险。从本来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不彻底的举措。可见在进行假防御时，一切行动的目的必须是使部队确实能在遥远后方（往往相距数日行程）的某一地点集中，因此在进行假防御时，其抵抗只能以不妨碍这一集中为限度。
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看法，同时指出这种假防御可能具有的重要性，我们想提一下1813年战局末期的情况。当时，拿破仑率领约4万～5万人退过了莱茵河。联军按照自己前进的方向可以在曼海姆至奈梅亨
采取第二种江河防御，即利用中等江河进行防御时，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欺骗，只是效果一般说来要差得多，因为这里仅是试图渡河，所做的准备工作远没有真正渡河时的复杂，所以这种戏法很快会被戳穿。
采取第三种江河防御时，估计假防御的效果还要更差些，不会超过临时进入某一阵地后进行防御的效果。
最后，前两种江河防御非常适于在为某一次要目的而部署的前哨线或其他防线（哨所线）上采用，也非常适用于仅仅为进行监视而部署的次要部队。这两种江河防御相比没有江河的场合可以给上述防线和部队带来更多的力量和把握。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只是进行相对的抵抗，而河流这种地形自然会显著地加强相对抵抗的力量。在这里人们不仅应该想到抵抗在战斗本身中可以持续相对很长的时间，而且应该想到敌人在针对这一抵抗的每次行动之前都会有很多顾虑。在没有紧迫动机的情况下，这些顾虑往往会使其99%的行动不能付诸实施。
★ 第十九章 ★
我们现在还要谈谈本身并未设防的江河在国土防御中所起的作用。
每一条大的江河连同其主流的和支流的河谷，构成一个很大的地形障碍，因此总的来说对防御有利，其特有的影响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进一步说明。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这条大的江河与国境（总的战略正面）是平行的，还是倾斜的或垂直的。如果是平行的，我们还必须分清江河是在我军（作为防御者）的前面，还是在进攻者的前面，并弄清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军与江河之间的距离。
如果在一支进行防御的大部队后面不远处（但不少于平常的一日行程）有一条大河，而且在这条河畔有足够数量的安全的渡河点，那么防御者的处境无疑比在没有这条大河时有利得多。这是因为，虽然防御者要顾及各渡河点而在行动上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由于战略后方（主要是交通线）安全了，因此获得的好处更多。不言而喻，我们这里设想的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因为在敌国，即使敌军主力在我们前面，但我们作为防御者总还是或多或少地担心在自己背后的江河的另一岸出现敌人。这时，由于江河对道路通行有限制作用，它对防御者处境的影响更多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江河在防御部队背后越远，对部队的好处就越少，到了一定距离，它的影响就完全是零。
如果进攻的部队不得不渡过江河前进，那么江河对它的运动只会起到不利的影响，因为江河把部队的交通线限制在个别渡河点上了。1760年，海因里希亲王
如果一条江河或多或少地垂直穿过战区，那么由此带来的好处就又在防御者一边。首先，由于有江河做依托，以及可以利用下沉的横贯河谷，防御者通常可以占据很多有利的阵地来加强正面（例如易北河在七年战争中对普鲁士人所起的作用）；其次，进攻者要么不得不对江河两岸中的一岸不管不问，要么不得不分兵，而分兵对防御者是有利的，因为防御者将比进攻者占据更多的安全的渡河点。人们只要纵览一下七年战争就会看到，尽管普鲁士在整个七年战争中对奥得河和易北河本身并未进行过真正的防御，而且这两条河的走向与敌人的正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是相倾斜或垂直的，很少是平行的，但是这两条河对弗里德里希大帝防守他的战区（西里西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边区）是非常有利的，并顺理成章地对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占领这些地区构成了很大障碍。
一般来说，江河只有与战区垂直，并且可以作为运输通道时，才对进攻者有利，原因是进攻者的交通线较长，在运输各种必需品方面困难更大，因此水运可以极大减少运输困难的做法想必主要是给他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防御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自本国边境起可以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但是江河流入本国边境前的河段给进攻者带来的好处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不过，有些从军事上其他角度来看宽度不算小的江河，却并不能通航；有的江河不是四季都可通航；船只在有些江河上逆流航行时非常缓慢，往往十分困难；有些大江河曲折很多，往往使路程增加一倍以上；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主要交通线大多是公路。最后，大部分必需品现在通常是在最近的省份筹集，而不是像商人那样习惯于从远方运来。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这一切，就会清楚地看出，水运对部队给养所起的作用根本不像书本习惯上所描绘的那样大，因此它对战事进程的影响很小并不确定。
第二十章
一、沼泽地防御
像北德意志的布尔坦沼泽地
沼泽地防御的举措虽然与江河防御的举措相当一致，但是毕竟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沼泽地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特点是，除了堤道以外，步兵在沼泽地中根本无路可走，通过它比渡过任何一条江河都困难得多。这是因为：首先，筑一道堤坝不像架一座桥梁那样快；其次，没有临时的通过沼泽地的手段，无法把保护筑堤的部队先运到沼泽对面去。在江河上，可以用部分船只把前卫部队先运到对岸，再开始架桥，但在沼泽地没有相应的辅助手段。即使只是步兵要通过沼泽地，其最简便的方法也是要铺设木板，但是如果沼泽地有一定的宽度，那么铺设木板这一工作所需的时间比第一批船只渡河的时间要多得多。如果沼泽地中间还有一条没有桥梁就过不了的河，那么把首批部队运过去的任务就更困难，因为在只有木板的情况下，单个人也许可以通过，但架桥所必需的沉重器材无法运过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通过后不能像毁坏渡口那样彻底地破坏沼泽地上的通路。人们可以断开桥梁，或者将其破坏到根本无法再利用的程度，但对堤坝充其量只能将其挖开，而这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条小河，固然可以拆掉小河上的桥梁，但整个通路并不会因此而像大河的桥梁被破坏后受到那样大的影响。因此，要想使沼泽地对自己有利，就必须用相当多的兵力占领现有的所有堤坝，并且进行认真的防守。
于是在沼泽地防御中，人们一方面不得不进行局部的防御；另一方面，由于堤坝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减轻了这种防御的难度。上述两个特点使沼泽地防御必然比江河防御更局限在一个地点，从而更为被动。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在沼泽地防御中投入的兵力相对要比直接的江河防御多一些。换句话说，人们无法设置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在这里，即使是在对防御最有利的情况下，通道的数目通常也还是很多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局部防御都有一些极为棘手和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欧洲最大的江河也无法与之相比，因此防守通路的哨所绝对没有被对面火力消灭的危险，而哨所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非常狭长的堤坝提高了很多，而且通过这样一条1/4普里或1/2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搁更多的时间，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在其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种洼地和沼泽地是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坚固的防线之一。
正如我们在论述江河防御时曾谈到的那样，人们应利用难以通过的地形进行间接防御，于己有利地开始一次主力会战，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沼泽地。
但是由于通过沼泽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困难很大，采取在敌岸占领阵地的第三种江河防御的方法在这里就过于冒险了。
有些沼泽地、草地、带树丛的泥沼地，除堤坝以外还有其他能通行的地方，在这些地带进行防御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敌人只要发现一个能通行的地点，就可以突破防线，而若防御者进行真正的抵抗，常常会给己方带来重大的损失。
二、泛滥地防御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泛滥地。无论作为防御手段，还是作为自然现象，泛滥地无疑都与大的沼泽地最接近。
当然，这种泛滥地是很少见的。荷兰
荷兰的泛滥地与普通泥泞的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以下不同特点：
1.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或是干燥的草地，或是耕地。
2.很多深浅和宽窄不一的小的灌溉和排水渠在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使这些泛滥地一片一片地平行排列。
3.这里到处都有用于排灌和航行、周围筑有大堤的较大运河，这些运河没有桥梁是无法通过的。
4.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显著地低于海平面，因此也低于运河的水面。
由此可见，借助于挖开堤坝和开关水闸就可以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燥的，其他道路或者完全淹没在水中，或者至少被水浸泡得松软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水深只有3～4普尺，那么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以涉水，但是当上述第2点所说的那些小排灌渠也淹没在水中，无法被看见，那么它们就会妨碍涉水。只有当这些沟渠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可以在它们之间行进而不必跨越它们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难理解，这种情况常常只能出现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就是说只能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道行进，这些通道都在相当狭窄的堤坝上，而且左右两侧通常有水渠，使其成为一条很长的让进攻者面临危险的隘路。
2.这种堤坝上的任何防御设施可以很容易地加强到难以逾越的程度。
3.由于防御者如此地受限制（涉及各个点时也是如此），只能进行最被动的防御，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被动抵抗上。
4.这里的防御并不是像一道保卫国土的屏障那样的一条单独的防线，而是到处可以利用同样的通行障碍保护自己的翼侧，也可以不断地设置新的防御阵地。第一道防线的某一段失守后，可以这种方式用新的一段来替代。可以说，这里的各种防御部署组合就像是棋盘上的情况，是无穷无尽的。
5.但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耕作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整个状况，因此通道和封锁通道的阵地的数量自然比其他战略部署中的要多得多，从中又可以得出结论：这种防线不应过长。
荷兰最主要的防线自须德海
1672年，这条防线确实抵挡过两位著名统帅（起初是孔戴，后来是弗朗索瓦·卢森堡）指挥的有显著优势的军队。他们本可以率领4万～5万人进攻这条防线，但是他们按兵不动，想等待冬季，结果当年的冬季并不十分寒冷。与此相反，1787年荷兰人在这第一道防线上的抵抗丝毫没起作用，甚至在须德海与哈勒姆湖
两次防御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最高指挥的不同。1672年，荷兰人在没有备战的情况下受到路易十四世的袭击。众所周知，荷兰步兵平时的战斗精神不是很强，当时绝大多数要塞装备很差，守军很少，而且都是雇佣兵，要塞指挥官不是一些毫无忠诚可言的外国人，就是一些指挥能力差的本国人。因此荷兰军队原来从勃兰登堡手里占领的莱茵河沿岸要塞，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一防线以东所有的要塞（除格罗宁根
但是1672年8月，德·维特兄弟
1787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成为进攻者真正敌人和进行主要抵抗的，不是七省联合组成的共和国，而只是荷兰一省。这次进攻者谈不上攻占所有的要塞（这在1672年是主要的事情），荷兰的防御也一开始就仅限于前述防线。进攻者也不是15万人，而只有2.5万人，担任指挥的不是相邻大国的有权势的国王，而是遥远的、在某些方面受到约束的国君
我们用这么多时间谈这个问题，为的是进一步明确这一防御举措的概念，同时指出，由于整个指挥在统一性和连贯性上的不同，其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别。
尽管这种防线的组织和抵抗方法属于战术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就1787年战局来说明一下这种抵抗方法，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于战略。我们认为，尽管各个哨所的防御就其属性来说必然是被动的，但是当对手像1787年那样不占显著优势时，防御者从防线的某一点进行还击并非不可能，而且并不一定没有好的结果。尽管这种出击只能在堤坝上进行，不会有很大的运动自由和特别大的冲击力，但是进攻者毕竟不能占领所有其未在上面推进的堤坝和道路，因此熟悉国土情况并占据坚固阵地的防御者还是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对推进中的进攻纵队进行真正的翼侧进攻，或者切断它们与储备物资之间的通道。如果人们考虑到进攻者本身的处境极为被动，具体是他比其他一切场合更依赖于交通线，那么就会很好地理解，防御者的任何一次出击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作为一种佯动就已经能产生大的效果。
如果荷兰军队实施一次这样的佯动（例如自乌得勒支
★ 第二十一章 ★
首先，我们必须把茂密的、难以通行的野生林与大面积的人造林区别开。人造林一方面非常稀疏，另一方面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该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避开它。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通常是较弱的一方；另一方面，防御位置的天然有利条件使他可以晚于进攻者展开自己的计划。如果防御者在一片林地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让自己像盲人一样与健全人作战。如果他在林地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成了盲人，但这种双方利害相同的情况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
因此，防御者除了在这种林地的前面设防，从而借助林地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并保护和方便退却外，林地给防御者的战斗带不来任何其他好处。
这里谈的只是平原上的林地，因为一个地方如果具有明显的山地特点，那么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举措起很大影响的就是山地的特点了，而关于山地特点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但是难以通行的林地（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才能通过的林地），无疑会提供类似间接防御的优越性，使防御者像借助山地那样，利用林地开始一场有利的会战。这时防御者的部队可以在林地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部署，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立即向其发起袭击。从效果来看，这种林地更接近于山地，而不是江河，因为林地中的道路虽然很长，通行非常困难，但从退却的角度来看，林地却是利多弊少的。
即使林地再难通行，对林地的直接防御也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丛林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林地的通行难度都不会大到让小部队无法从上百个地点通过，这些小部队对一条防线来说，就像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很快就可以让整个堤坝溃决。
任何类型的大片林地对民众武装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大片林地无疑是民众武装活动的正确场所。因此，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让敌人的交通线通过大片林地，那么就等于给防御这部机器加装了一个有力的杠杆。
★ 第二十二章 ★
凡是用一系列彼此联系的哨所来直接保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都可以被称为哨所线。我们之所以说“直接”，是因为一支大部队的多支部队并列部署时，即使不构成一道哨所线，也有可能保护广大地区免受敌入侵，而这种保护不是直接的，是通过一系列部署和运动的效果实现的。
一条计划直接保护一大片地区的防线必定很长，这么长的防线显然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即使在这条防线上部署最多的兵力，如果对方的兵力与防御的兵力差不多，那么这条防线的抵抗力也还是很小的。因此，部署哨所线的意图只能是抵御较弱的进攻，包括战斗意志力较弱或进攻兵力较少的进攻。
中国的长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修筑的，它是为抵御鞑靼人的袭扰而修筑的屏障。与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设施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这种场合下运用哨所线，既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目的的。当然通过这种哨所线并不能阻止每一次袭扰，但是它毕竟能增加袭扰的难度，从而减少袭扰的次数。在亚洲各民族几乎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哨所线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近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也曾出现过的防线（例如法军在莱茵地区和在尼德兰的防线），其作用与哨所线的上述作用最为接近。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说到底只是抵御敌人为征收战争税和以敌养己而发起的进攻。这些防线只应用于抵御敌人的小规模行动，因此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但是，当敌军以主力前来进攻这一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得不以主力防守这一防线，而由此体现出的防御举措并不是最好的。由于有这种不利，以及在一场短暂的战争中防止敌袭扰是非常次要的目的，而为此设置这种防线很浪费兵力，因此这种防线在今天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举措。战争的威力越大，这一手段就越没用，就越危险。
最后，所有保护一支军队的舍营地，有一定抵抗能力，延展很大的前哨线，也可被视为真正的哨所线。
前哨线的这种抵抗针对的主要是袭扰，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对个别舍营地的行动。如果地形有利，这种抵抗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足够的威力。而针对推进中的敌军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即旨在赢得时间的抵抗。而且这样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很多，因此不能将赢得时间视为设置前哨哨所线的目的。敌军本身的集结和推进绝不可能保密到防御者通过前哨报告才得知的程度。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也就太可怜了。
即使在这种场合，哨所线也只能用于抵御较弱力量的进攻。在这方面，哨所线像在其他两种情况下一样，并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
但是本应用于保卫国土的主力部队面对敌军主力分散成一长列哨所，也就是分散成一道哨所线，看上去是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伴随和引发这种部署出现的情况。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占据它的意图是集中兵力进行会战，都可以而且必须有比平原阵地更宽的正面。之所以说山地阵地的正面可以更宽，是因为地形条件使抵抗能力大幅提高了；之所以说这种阵地的正面必须更宽，是因为防御者需要有一个更宽的供退却时使用的基地（如同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如果无望很快进行会战，如果敌人很可能与我们长时间对峙，只要不出现对他有利的时机，他就不采取行动（这是大多数战争中常见的状态），那么防御者自然可以不局限于占据最必需的地区，而是在确保部队安全的前提下向左右尽可能地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得到一些好处（对这一点，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在便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通过运动可以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开阔地区很少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兵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得多，因为分散后的每个部分只有较小的抵抗能力。
但是在山地要想占据任何一个地区，更多是要依靠局部防御；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很快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在山地，如果敌人先于防御者抵达某地，那么防御者即使有一些兵力优势，也很难再把敌人赶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山地总是愿意采用这种尽管不是真正的哨所线，但多个哨所形成一列，毕竟近乎哨所线的部署。当然这种分散成很多哨所的部署距哨所线还有一大步，但是统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跨过这一步，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被牵着走的：起初他们分兵的目的是保护和占据某个地区，后来是为部队本身的安全。每个哨所的指挥官都希望占领其哨所左右两侧的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有利。这样一来，整个部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分散了兵力。
因此，如果出现一场以主力进行的哨所线战争的话，不能将其视为为阻止敌军每一次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而是应将其视为防御者由于追求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目标而陷入的一种状态，这一目标就是针对一个无意采取大行动的敌人，守住和保护某一地区。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设立一个个哨所的理由，与一支主力部队应达到的目的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我们的上述观点至少说明，统帅有可能犯盲目设置哨所线的错误。人们往往忽视这是统帅的错误（错估对手和自己处境）造成的，而认为这只是错误百出的防御方法造成的。但是每当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有利的结果，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人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尽管海因里希亲王在七年战争的几次战局里部署了占用兵力最多和最令人费解的正面极宽的哨所阵地，以至这几次战局比任何其他战局更称得上是哨所线战局，但是由于国王
我们以上述方式努力说明在战区的主力部队中为何会出现所谓的哨所线战法，以及这种战法如何才能是理智和有利的，也就是说不再是荒谬的。同时，我们还想指出，统帅或他们的参谋部有时确实可能忽略了哨所线战法的本来意义，把它的相对价值看成是普遍存在的了，相信它真的适于阻止敌人的任何进攻。这就不是举措不当，而是把举措完全理解错了。我们承认，1793年和1794年，奥普联军在孚日山脉防御中看来就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蠢事
★ 第二十三章 ★
在军事艺术中，没有一个理论概念在评析时能起到我们这里要研究的这个概念那样的重要作用。这个概念是人们记述会战和战局时最爱炫耀的东西，是做出一切论断时最常用的根据，是评析者用来夸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但是这个概念既没有确定，也从未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概念阐述清楚，并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对与它首先有关的山地防御和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等概念，我们必须先于它阐述清楚。
在这个古老的军事比喻词
如果有一个地区，不占领它，人们就不敢进入敌国，那么该地区当然有理由被称为国土的锁钥。不过这一简单但内容不很丰富的概念没有让理论家们感到满足，于是他们把它的含义扩大了，把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想象为决定是否能占有整个国土的地点。
如果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那么他们首先必须控制彼列科普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关键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总有一些特别重要的点，有很多道路汇合到那里，在那里便于调集给养，从那里便于向各个方向运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点就可以满足一些需要，得到一些好处。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样一个点的重要性，从而把它称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对此加以反对，我们认为用这个词比喻这样的点是很合适的，是很令人满意的。然而，如果有人想把这朵纯粹的语言修辞上的小花变成一粒种子，欲让它发展成像一棵大树那样有众多枝干的系统的理论，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不得不追溯一下这种表述的真正价值了。
统帅们在谈论他们的军事行动时，在他们的记述中使用“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是实用的，但其含义自然是很不确切的。如果人们要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理论，想必会过渡到一个更明确的，但同时也更片面的概念。人们从所有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选择了“较高地带”这一内容。
如果人们沿着一条穿过山脊的道路抵达了最高点，然后开始下行，那真是要谢天谢地。对单个行人尚且如此，对一支大部队来说更是如此。这时，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被克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这样。下行是件容易的事，这时人们会觉得比任何企图阻挡自己的人都占优势，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可以先用目视控制整个地区。因此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这样，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因此统帅们在记述历史时常常把这样的地点称为关键点，当然他们又是从少许变化了的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这样称呼的。有一种错误的理论就是主要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劳埃德
由于在那个时期，即18世纪的下半叶，恰好正流行着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冲刷形成的，于是这一地质学理论体系中的自然科学就向战史伸出了援手，使现实真理的每个堤坝都溃决了，当时的各种论断都飘浮在与地质学类比的虚幻理论体系中。因此，人们在18世纪末听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读到）的，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源头有多么重要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当然，这种胡闹大多只是出现在书本里，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永远只是小部分，而且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但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意志并非没有产生过有害于行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提请注意两个事件。一是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脉的两次重要战局。这两次战局都受了格拉韦特和马森巴赫
一个地区的较高点即使是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大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的点而已。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人们所写的有关这种高地对战事影响的所有内容，由于夸大和错误地使用了这个本身正确的概念，从而完全成为荒诞无稽的东西。一座山即使是莱茵河、多瑙河以及德意志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发源地，除了在它上面设置一个三角标记外，不会有更多的军事价值。要在这座山上设置烽火信号已经是不大适宜，部署一支骑哨部队就更不合适了，而要部署一支大部队，则更是件根本行不通的事。
因此，在所谓的关键地区（不同支脉的共同的发端地和河流的最高发源地）寻找一个国家的关键阵地，纯粹是纸上的空谈，与大自然本身是相违背的。大自然并未像迄今所谓的地形学所说的那样，让山脊和谷地自上而下便于通行，而是随意地向四外散布山峰和沟壑，而且极高的群山环绕极低水位湖泊的情况并不少见。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就会知道，某一地区地质学上的最高点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很小的，而其他地形条件和部队的其他要求比它重要得多，以至人们构筑的阵地防线往往在最高点的侧面通过而没有必要去依托这个最高点。
我们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错误的观点，是因为有一个十分妄自尊大的理论体系是与之相关联的，现在我们离开这一错误观点，再回到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在战略范围内找到一个与关键阵地这个名词相符合的独立概念，那么它只能是不加以占领就不敢进入敌国的地区。但是如果人们想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任何一个便于进入敌国的入口，或者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便于接近的中心点，那么它就失去了原来的含义，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价值，等于是在描述某种程度上到处都能找到的东西。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只是让人高兴的华丽辞藻。
我们所说的关键阵地当然是很少的。多数情况下，打开一个国家门户最好的钥匙就是消灭敌军；只有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时，地形的概念才可能比军队的概念更重要。我们认为，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包括下列两种情况：第一，部署在这个地点的部队借助地形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战术抵抗；第二，这种阵地可以在敌人有效威胁我方交通线以前，有效地威胁敌交通线。
★ 第二十四章 ★
我们也许不用特别说明：在这里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从侧面发起的进攻（战术上的翼侧行动），则与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行动在它的最后阶段与战术上的翼侧行动合二为一时，我们还是可以把二者明显地区分开，因为它们其中的一个从来就不是另一个的必然结果。
这种翼侧行动以及与之有关的翼侧阵地也是人们在理论上用以炫耀的东西，但是在战争中很少起到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是被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竭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无法预防对方翼侧行动的情况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无法预防对方翼侧行动的很少的情况下，这个手段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常让人产生顾虑，因此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尽管战略范围的翼侧行动不仅可以用于防御，而且同样可以用于进攻，但是它毕竟与防御更接近，因此它是一种防御手段。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然后在考察时从不忽略它，这就是：受命在敌背后和侧面行动的部队不能在敌人的前面对其采取行动；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开赴敌后本身就已经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开赴敌后这种行动本身还什么都不是，只有当它与其他情况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情况的不同成为有利的或不利的行动。现在我们就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些情况。
首先，我们必须把针对战略翼侧的行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采取的行动，另一种是对退却线采取的行动（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采取行动）。
当道恩1758年派出袭扰部队去拦截前往围攻奥尔米茨的普鲁士运输队时，显然是无意阻止国王
在1812年战局中，俄军主力在9、10两个月派出的所有袭扰部队只有中断敌交通线的意图，并没有阻止敌退却的意图，而契恰戈夫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把有关观点说清楚。
对交通线采取行动就是袭击敌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使、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型仓库等，也就是以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作为袭击的目标。这些行动应以这种方式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采取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此只有当对手确实决定退却时，这种行动才能够达到目的。当然这种行动如果使敌人感到面临危险，也能促使敌退却。因此，对敌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那样的效果。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行动不能单靠迂回和兵力部署的几何形状产生效果。只有具备了相关的条件，这些行动才能产生效果。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翼侧行动完全分开来研究。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行动。
在这里首先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对敌交通线的行动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对自己的正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处于其进攻路程的末端，已经没有能力再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说，如果我军退避，敌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追击。
我们暂且把后一个主要条件放一放（这一条件绝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少见），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交通线有一定的长度，无法再仅由几支精良的哨所守军保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交通线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交通线的走向不是垂直于其部署的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那么其暴露的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人们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有人会认为，如果进攻者要保护的是一条40或50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这条交通线末端的部队与交通线的位置是斜向还是垂直，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部队展开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几乎只是一个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垂直于其部队的情况下，防御者即使兵力占显著优势，其从大部队派出的袭扰部队也难切断进攻者的交通线。只要人们想到进攻者难以对某一地区进行绝对的保护，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能出现这种防御者难以切断进攻者交通线的情况，而会认为对进攻者来说，要在其背后（其后面的地区）抵御优势之敌所能够派出的全部小股部队，一定是很困难的。
当然如果人们在战争中能像面对白纸黑字那样洞察一切就好了！那样的话，进攻者负责保护交通线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像盲人一样，不知道袭扰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袭扰部队却能看见一切。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可靠又不完整，而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会知道，绕过敌军两翼到敌人背后去的袭扰部队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与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久了就一定会走向毁灭。因此，当敌军的阵地垂直于其交通线时，对这一阵地进行迂回的部队（在敌军附近而与自己的大部队完全分开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走向毁灭。这样，防御者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而且大部队本身也很快会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小股部队中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勇气和信心，于是人们看到的不是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戏弄敌人，而只是不断逃窜的场面。
由于对手有上述困难，因此，如果部队的部署正面垂直于其交通线，部队就能够保护距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根据部队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2～3日行程。这段交通线也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因为它距敌军也最近。
相反，如果部队的部署明显地与其交通线相倾斜，那么距部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无法得到安全保障。即使对手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最小的进攻尝试，也会立即击中它的要害。
如果部队的部署正面无法垂直于交通线，那么此时是什么因素决定部署正面的设置呢？是对手的正面。但是人们同样可以设想，对手的正面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于是这里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寻这种相互作用的起点。
我们设想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并设想ab对cd的位置使两线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角度，那么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e处部署部队，那么进攻者从b出发，凭纯粹的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自己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其交通线。
而如果防御者在交点的这一边（例如大致在d点）部署部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进攻者就不得不将正面朝向防御者，前提是进攻者的行动线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斜对其交通线部署的一方当然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但在几何要素上是得不到任何更多好处的，因为双方得到的利弊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考察中只以单方面暴露交通线的情况作为根据。
一条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如果它在敌国国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国的民众已经拿起武器，就不得不认为敌人已经沿我们整个交通线部署了部队，如此一来，交通线暴露到什么程度也就很清楚了。敌方的这些民众力量本身虽然很薄弱，既不集中，也没有强大的实力，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在我方漫长的交通线上，敌方这些民众力量一个挨一个，与他们接触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一点是无须进一步分析的。此外，即使敌国的民众没有拿起武器，而且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甚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但仅是他们与敌国政府的臣属关系，就会对另一方的交通线非常不利。敌军一支小的袭扰部队很容易与民众取得联系，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能获得各种情报，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小股部队的小规模行动是有决定性价值的，而且这些支持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传递到任何一支这样的小部队。
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会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庇护地，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部署守军，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对手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其他有利于防御者的条件同时存在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其部署正面，防御者还是有可能对其交通线采取行动，因为防御者的袭扰部队无须每次行动后总是返回大部队，而是只要躲入本国就能得到足够的保护。
由此可知，一支部队的交通线在面临下列三种主要情况时可能被敌方相对小的兵力切断：
1.交通线较长；
2.交通线斜对部队正面；
3.交通线通过敌国国土。
最后，要想使敌交通线中断后产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就是要使敌交通线中断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与这四个条件相关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比几个主要条件本身更重要，所起的作用也更大。为了使人们能够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我们仅列举道路的状况，道路经过地区的特点，可以用作道路保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运输队的重要性（例如运送攻城辎重的运输队），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一位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其对手的交通线，取决于所有上述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双方交通线状况的优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位能在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就取决于这种状况对比的结果。
在这里论述起来极为烦琐的问题，在具体情况下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做到这样还需要有娴熟的判断力。有些进行评论的著作家认为，无须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用迂回和翼侧行动这些词汇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了知道如何反驳他们这种常见的愚蠢看法，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上阐述的所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谈谈战略翼侧行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继续推进不是由于我军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也就不必再担心派出较多部队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因为即使敌军真的想通过进攻来对我们派出较多部队进行惩罚，我们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要形成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在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的边境每次都遇到这种情况
由于我方在这种情况下用于翼侧行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有关翼侧行动的其他条件就不需要特别有利，甚至我方交通线与敌方交通线的状况对比也不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不易对我们进行报复，而是更多地要考虑对其自己的退却进行直接的保护。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人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是想通过一种手段取得虽不如一次胜利那样成功和辉煌但危险较小的效果时，这种情况是非常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进入一个翼侧阵地而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大的危险，而且进入一个翼侧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对手斜对其交通线进行部署，因此上述列举切断敌交通线四个条件中的这个条件是不难具备的。其他有利情况越是共同起作用，翼侧行动这一手段就越能取得成功；而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以及在1760年和1762年战局中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这种战略机动之所以在原始威力偏弱的战争中频繁出现，当然并非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处于其进攻路程末端，而是由于他缺乏果敢、勇气和进取精神，以及怕担责任，这些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
如果我们把上述考察归纳为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行动在以下情况是最有效的：
1.在防御中；
2.在战局临近结束时；
3.特别是在向国土腹地退却时；
4.与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针对交通线实施这一翼侧行动，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行动应由精干的小部队来实施。它们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进攻敌小规模的守备部队、运输队以及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国民军的士气，并与之会合后进行个别的行动。这些小部队主要是数量要多，而战斗力不一定要有多强。组织这些小部队时应注意做到几支小部队集中后，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的行动，同时要求各小队指挥官不能自负和专断，否则他们将成为行动的障碍。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针对退却线的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那个原则：应在敌背后行动的部队不能用于敌前；对在敌背后或侧面采取的行动本身不能视为力量的倍增，而只能视为力量的使用方式有可能增加；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出现危险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就都有一种以自身安全为代价追求效果的趋势。从侧面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无论是集中兵力采取的，还是分兵从几面包围敌人。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在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包含着更大的成果和更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位统帅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种抵抗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意图用整个部队从背后进攻对手，这种进攻要么是从为此而占据的侧面阵地发起，要么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发起；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取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威胁敌军的背后，以另一部分威胁敌军正面。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要么是确实切断敌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大部分兵力；要么是迫使敌军为防止出现这种危险而大幅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增加的危险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此时的危险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类似情况下，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切取决于双方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他无论是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到的限制当然都比进攻者小，因此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不过，这一总的情况对比还不足以作为能够有效采取行动的依据，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能提供更多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援的弱国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后者的部队首先不得不盯住与援军会合的地点不放；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冲击力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时，俄国人在莫斯科通往卡卢加的道路上进入的翼侧阵地就非常有利
另一种抵抗方式（借助于分兵进行迂回和切断敌退路）带来的危险是：防御者的部队分开，而对手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在一起，有能力以优势兵力对我各部队发起进攻。因此，防御者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才能让部队不得不处于这种无法消除的不利境地：
1.兵力最初就是分开的，如果不愿耗费大量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就只得采用这种行动方式；
2.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拥有大的优势，可以采用有决定作用的抵抗方式；
3.对手已经到了其进攻路程的终点，缺乏冲击力。
1757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呈向心状攻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意图不是把正面进攻与背面战略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对此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做更多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在攻入波希米亚之前不能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集中兵力，因为这样就无法做到出敌不意，从而失去出敌不意带来的所有好处。
联军在进行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
1812年，俄国人终于可以让他们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开赴沃伦尼亚
源于富尔
由于对敌退却线的行动（如果它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从敌后面发起正式的进攻，因此对此还可以再谈一些问题，但是放在《进攻》一篇里更合适。我们就到此为止，说明这种抵抗应在哪些条件下进行就可以了。
但是当人们谈到对退却线的行动时，通常考虑更多的是通过佯动而不是真的行动来促使敌人退却。如果每个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真正行动的完全可行性为基础（初看上去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的所有条件与真正行动的条件就毫无差别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是与其他一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
★ 第二十五章 ★
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一种特殊的间接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时，防御者更多是使敌人通过他自己的劳顿走向毁灭，而非通过手中的剑。因此，防御者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或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已经大幅削弱以后再进行。
所有在进攻中前进的部队都会受到这种前进的削弱。对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进行更详细的考察，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先推定这一结论。我们之所以能够先推定这一结论，是因为战史上每一个前进路程较长的战局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而是率领未受挫折的新锐部队在进攻者面前主动退却，并且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使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断续的推进，而不是单纯的追击，那么进攻者所受到的这种前进中的削弱就会增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受到的损失要比事先主动退却大得多。因为即使他在会战失败后退却时有能力每天都对追击者进行抵抗（就是我们期待他在主动退却时能进行的那种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还要再加上在会战中受到的损失。但是这种假设与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符啊！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如果它在会战失败后被迫退向本国腹地，也会在退却时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如果敌人像我们谈到的那些情况中所假设的那样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像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总是经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演变为真正的溃逃，其结果通常是全军覆灭。
所谓均匀的、每天进行的抵抗，就是退却者每次只抵抗到战斗的均势勉强得以维持。在这种均势中，退却者及时放弃双方正在争夺的地方，并确保自己不会大败。这样的战斗可以使进攻者的人员损失至少与防御者的人员损失相等，因为防御者在退却中虽然无法避免人员不时被俘的损失，但另一方在交火中的损失会更大，因为他不得不经常针对防御者的有利地形作战。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因为他们通常要在医院里住上几个月。
因此，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摩擦中的损失程度大体上是相同的。
而在追击一支败军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受到了损失，秩序被打乱，勇气受到挫折，对能否成功退却产生忧虑，因此很难进行上述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抵抗。至于追击者，他在前一种情况下十分谨慎，前进时甚至像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以胜利者的坚定步伐、幸运者的大胆以及神化英雄般的自信冲锋陷阵，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是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力量不受物质世界中有限的数字和尺度的束缚，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双方军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抵达可被视为进攻者征程的终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会是多么不同。
上面所说的只是双方试图摧毁对方时的结果。此外还要加上进攻者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而另一方面，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得到后来赶到的援兵，这些援兵可能是通过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补充的。
最后，在给养手段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的给养手段却少得难以维持生存。
退却者可以在他要去的所有地方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不得不从后方运来。只要追击者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会面临缺乏物资的问题。
退却者首先使用当地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无所有的村庄和城市，被收割和践踏一空的田野，被汲空了的水井，以及混浊的小溪。
前进的部队往往从第一天起就要为获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波。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有时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粹出于偶然，或者是由对手不可原谅的过失造成的。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主动退却的方法可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更有把握获得胜利。这样不仅获胜的可能性会因兵力对比的变化而增大，而且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一次会战中失败与在敌国腹地的一次会战中失败是多么不同啊！而且进攻者在抵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他在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也仍可能促使他退却，因为他在这时既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完善和利用胜利，也无法补充损失的兵力。
因此，防御者是在进攻者开始进攻时与他决战，还是在其进攻结束时与他决战，有着巨大的差别。
除了上述几大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式有两个缺点：第一是随着敌人的推进，国土会受到损失；第二是主力退却会在士气上给人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保持国土不受损失绝不能作为整个防御的目的，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才是目的。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不能过于看重眼前的牺牲。不过，即使损失的国土没有决定战争胜负，也要加以考虑，因为国土的损失毕竟是涉及防御者利益的一个内容。
这种国土的损失不会直接影响到防御者的部队，而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可退却本身却能直接增加防御者的部队的力量。因此，要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没有相互接近的共同点。我们只能说：如果防御者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会大些。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准备好一半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么就应该看作最大的损失。
第二个缺点是对士气的不利影响。统帅有时不得不无视这种影响，依旧实施自己的计划并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者所引发的压力，但是这种对士气的影响毕竟不会因此就是可以被轻视的幻觉。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产生影响的力量，而是一种以闪电般的速度侵入本国人心的力量，会削弱本国民众及其军队的本应有效的行动。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虽然也能很快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期待，但这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民众和军队连退却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这个计划是由于明智地预见到今后肯定能得到好处，还是由于惧怕敌人的武力，就更分不清了。看到被放弃地区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后卫战斗会一再增加部队的这种忧虑。人们不能低估退却的这些后果。
如果一个民族坦然应战，以便让进攻者不遇到这个民族的保护神，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无法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那么仅就这样做本身来看当然更合理、更简单、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现在谈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因素。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因为仅是几天的行军当然不会显著地削弱敌人。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部队在维捷布斯克附近时有25万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时有18.2万人，在博罗季诺附近时才减至约13万人，也就是说开始时与俄国中央部队的兵力是相同的。博罗季诺距国境90普里，但是俄国人在莫斯科附近才开始确切地占有优势
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只有极少的国家可能有100普里长的退却线，但是像1812年法军出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也是不多见的，像这次战局开始时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就更少见了。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明显占有士气方面的优势。因此，俄军在这次战局中经过100普里才得到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也许经过50或者30普里就可以得到了。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因素是：
1.一个农作物不多的地区；
2.忠诚而尚武的民众；
3.气候恶劣的季节。
这一切都会使敌军在维持方面更加困难，迫使其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出很多的部队，执行繁重的勤务，引起各种疾病，同时便于防御者进行翼侧行动。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影响这种防御的部队的绝对人数问题。
无论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支小部队的力量一般来说要比一支大部队的力量先衰竭，因此其进攻路程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队的那样长，其战区范围也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队的那样大，这是很自然的。因此部队的绝对人数和这支部队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在其他情况的影响下总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只要说明在这些事物本质的最深处有这种关系就够了。率领50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而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率领5万人也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的。
现在我们假设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部队的绝对人数与地区大小的比例是一样的，那么不容置疑的是，敌人的数量越多，它由于我们的退却而受到的削弱也就越大。
1.部队的规模越大，其给养和住宿就越困难。因为即使部队占有的地区与部队本身的规模以同样的比例增大，部队也绝不可能完全在这个地区取得给养，而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都会受到较大的损失；部队可以用来宿营的也绝不是整个地区，而只是这个地区的很小一部分，这部分地区不会随部队人数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
2.部队的规模越大，推进的速度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推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当3000人追击2000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不会允许退却者以每程1、2或3普里的距离轻松地退却，也不会允许他们不时停下来休息数天。要想追上、进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要数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双方军队的人数各增加100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用数小时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现在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这时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因此部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时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他在给养方面的困难比退却者大，不得不比退却者展开得更宽，因此总是面临在某一地点受到退却者优势兵力进攻的危险。俄国人在维捷布斯克附近就曾试图发起这样的进攻。
3.部队的规模越大，每个人在日常战略和战术勤务中的体力消耗就越大。一支10万人的部队每天要出发和列队进入战场，一会儿停下，一会儿继续行军，一会儿战斗，一会儿要做饭或者领取食物，而且在收到各方面所需的情报以前，这10万人不能进入营垒宿营。这10万人为这些次要勤务花费的时间通常比5万人所需的时间多1倍，但是对两者来说，一昼夜都是只有24小时。部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时间和劳顿是多么不同，我们在前一篇第九章
（1）追击者的人数较多（我们假设追击者兵力占优势）。
（2）防御者以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保持主动的权利，使敌人总是受他支配。防御者可以预先做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计划不会被破坏，而追击者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部署情况制订计划，只有通过事先侦察才能知道防御者的部署情况。
为使人们不至于认为我们的论述与第四篇第十二章相矛盾，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说的退却者此前是没有遭受过大败的，连一次会战都未败过。
退却者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这个优先权对赢得时间和力量以及争取某些次要利益来说，与没有这个特权是有区别的，时间一长，这种区别就会变得重要。
（3）退却者一方面尽力使自己容易退却，如派人整修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竭力使追击者难以前进，如派人破坏桥梁，使那些本来就不好的道路在自己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还可以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人民战争也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在这里就不做进一步分析了。
至此，我们谈了向本国腹地主动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要求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我们还想概略地谈谈它的实施。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退向一个敌军两侧为我们国土的地点。这时敌人处于我们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不至于有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距离国境太近，就有可能面临这种危险。假如1812年俄国人不是向东而是向南退却，就会面临这种危险。
这一条件是这种退却举措的目的所要求的。至于防御者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直接保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的意图，或符合诱敌离开通往该地方向的意图，则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即完全是按计划进行的，那么他们当然应该从斯摩棱斯克朝卡卢加方向退却。这样的话，莫斯科很可能就免遭法军蹂躏，然而俄军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法军在博罗季诺会战前约有13万人。假如俄军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接受会战，那么法军在那里的兵力没有任何理由会比博罗季诺多。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又能够从这支部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显然很少。而这么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他们派到50普里（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以外的像莫斯科这样的一座大城市去的。
拿破仑经过数次战斗后，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时约有16万人。假设他当时认为，在进行主力会战之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队，为此抽出4万人，而只留下12万人与俄军主力对峙，那么这12万人到会战时可能就只剩9万人左右，也就是说比在博罗季诺附近时少4万人。这样，俄军在博罗季诺就会拥有3万人的优势。如果以博罗季诺会战的实际过程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可以认为，俄军凭这个优势将成为胜利者。无论如何，这个计算的结果表明，对俄军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相对于后来在博罗季诺会战时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之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接受会战时，总感到自己的兵力尚不足。当时他们的一切给养和援兵对准的都是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路，在斯摩棱斯克时没人会想到放弃这条道路。
此外，在俄国人眼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与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无法抵消因未保护莫斯科而让它有可能被占领所犯下的过错。
1813年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面进行这样的退却时，首都或者欲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无论如何都要具备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随便被一支部队占领和劫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及。
但是我们还要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转向。俄国人在抵达莫斯科附近以前保持一个方向退却，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会将其引到弗拉基米尔
当然，这时俄军也有可能陷入不利的态势，有可能处于与本国的主要部分分开的境地，这与他们在战局一开始就退向基辅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实际上俄军几乎不会陷入这种不利的境地，因为只有法军不是绕道莫斯科而是直接抵达基辅，俄军的处境才有可能不利。
退却线突然转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非常可取的，这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好处：
1.变换退却线方向使对手无法保持旧的交通线，而要建立新的交通线总是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对手只能逐步改变其方向，即很有可能不得不一再寻找新的交通线。
2.双方以这种方式又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通过其位置来保护已占领的地区，而极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它们。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捉人游戏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面积的国土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能根据具体情况的各种因素而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该向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派其主力前往这个方向。即使敌主力前往这个方向，我们也无力把上述一切条件强加于敌，而只能面临两个问题：是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避向侧面，也就是进行离心方向的退却。
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这种离心方向的退却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1.防御者这样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而本来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恰恰是进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防御者这样退却时，对手占有内线之利，其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因此有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当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进攻者的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但是这种不断退避总是要以能威胁对手而自己不至于被赶走为前提的，而防御者在做离心方向退却时有可能被对手赶走。此外，主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一个条件是主力能够逐渐取得可以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有把握做到这一点。
3.对兵力较少的一方来说，本来就不宜对敌采取向心状的行动。
4.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过长和战略翼侧暴露。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前往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这部分兵力（本来只应用于对付与它对峙的防御者的部队）此时就附带着完成了其他任务——保护了进攻者的一部分交通线。
因此，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方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防御者这样做是为了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读者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进行离心方向的退却，这就是为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会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结地点和前进方向，以及双方各个地区、要塞等的位置关系，防御者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其前进路线的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如果防御者把兵力部署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兵力浪费。至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部署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够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是比较难以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准确的判断。
俄国人在1812年退却时曾把托尔马索夫
防御者本身致力于尽量少把领土留给进攻者，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目的。我们能够限制敌人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更确切地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一切要有一个条件做基础，这就是防御者开始这样做时有获胜的可能性，而且不至于因派出部队去限制敌人而使自己的主力受到太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应优先在双方主力部队之间寻求最后决战，敌军主力处于困境是敌军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大敌军在退却过程中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损失。
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未被打败和未被分开的部队实施，而且应该径直在敌军主力的前面尽可能缓慢地实施，同时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对手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迫使对手忙于采取大量的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举措而消耗其力量。
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抵达了进攻一方进攻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在这条前进路线的斜前方进行部署，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对敌后方采取行动。
1812年的俄国战局展示了所有这些现象，并且像放大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虽然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还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假如俄军以现在对这种退却结果的认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一次这样的退却，那么他们对1812年绝大部分在无意中做的事，现在就会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然而如果认为在国土不如俄国辽阔的地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场合，无论防御者在采取这种抵抗方式时遇到了什么情况，只要进攻者的战略进攻未经决战，而是仅因其部队在维持方面的困难即受到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退却（不管其退却时的损失是大还是小），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和主要效果就已经达到了。弗里德里希大帝1742年的摩拉维亚战局、1744年的波希米亚战局，法军1743年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战局，布伦瑞克公爵1792年的法国战局
在俄国和上述其他战局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没有进行决定胜负的会战，局势就发生了骤变。即使是在不可能期待有这样效果的地方，这种抵抗方式也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这种抵抗方式可以形成有可能获胜的兵力对比，而这个胜利像首次撞击一个物体一样，能促使敌人退却，并使这一退却带来的损失不断加大，就如同按照落体定律，一个重物越坠越快一样。
★ 第二十六章 ★
人民战争在文明的欧洲是19世纪的一个现象。对于这种战争，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些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因为他们把人民战争看作一种革命的手段，是一种宣称合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对外部敌人固然危险，但对国内的社会秩序同样危险；有些则出于军事上的理由，认为人民战争取得的结果与投入的力量不相符。第一种看法与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仅仅把人民战争看作斗争手段，即只是从它与敌人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但是关于第二种看法，我们不能不指出，对人民战争，总的来说应该将其看作战争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限制的结果，看作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展和加强。如果我们从过去局限很大的军事制度出发看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征召制度、利用征召制度和普遍兵役制使军队员额大幅增加，以及后备军的使用，都是同一类事物，现在国民军的征召或民众武装也是这类事物。
既然前面几种新的手段都是打破限制后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且它们让先采用这些手段的人极大地增强了力量，以至其对手也不得不采用这些手段，那么就人民战争来说，情况也会是这样。一般来说，善于运用人民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人民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只能是这一对战争要素的新的增强手段对人类究竟是有益还是无益。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解答了战争本身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答。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留给哲学家们。也许人们认为，如果把人民战争所耗费的各种力量用在其他战斗手段上，可能会更有成效，但是人们不用多加研究就会确信，这些力量绝大部分是不可调用的，也不会随意让他人使用。这些力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精神要素甚至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能体现出来。于是我们不再问一个全体人民手执武器进行的抵抗会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而是要问这种抵抗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以及如何运用人民战争。
一个如此分散的抵抗不适于对敌人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集中的大规模打击，这是从事物的本性中得出的结论。这种抵抗的效果像蒸发过程的物理特性一样，取决于面积的大小。面积越大，民众武装与敌军的接触越多，也就是敌军越分散，民众武装的作用就越大。民众武装就像暗中燃烧着的火焰，不断破坏着敌军的根基。由于民众武装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在这两个要素
人民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单独产生效果：
1.战争在本国腹地进行；
2.战争不是由唯一的一次失败决出胜负；
3.战区占据很大一部分国土；
4.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举措；
5.国土或者是多山脉，或者是多林地、沼泽，或者是有持续利用土地的特点，总之地形非常复杂，不易通行。
人口的多少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人民战争中最不缺少的就是人。民众的贫富也不直接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至少不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贫穷的、习惯于吃苦耐劳的民众阶层往往也表现得更尚武和更有力量。
像德意志很多地区民众居住分散的特点非常有利于人民战争发挥作用。这种地区因这一特点而变得更零散，更隐蔽，道路尽管更多了，但路况更不好，部队住宿会遇到无穷的困难，尤其是人民战争总体上所具有的特点在这里会小规模地反复出现。这一特点就是：抵抗的因素到处都有，但是又处处让敌军捉摸不定。如果民众是集中在一些村庄里居住的，那么敌军就会占领那些反抗最激烈的村庄，或者也许会为惩罚民众而把这些村庄抢光、烧光，但是这种方法对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大概是行不通的。
国民军和武装的小股民众不能也不应被用于对抗敌军的主力，甚至不能和不应被用于抗击较大规模的部队，他们不应去粉碎敌军的核心，而只应在表面和边缘去蚕食敌军。他们应该在进攻者没有派大部队前往的战区两侧地区起来反抗，以便让这些地区完全摆脱敌人的影响。这些在战区两侧聚集起来的民众武装应像乌云一般，当敌人前进时，即成群跟在他们后面移动。在敌人还根本没有出现的地方，民众不会缺少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勇气，相邻的大批民众会陆续追随这个榜样，燃起反抗之火。这样反抗的火焰就会以燎原之势蔓延，最后烧到进攻者的基地，烧到他的交通线，蚕食他的生命线。即使人们不把人民战争夸张地想象成是万能的，不认为人民战争是敌人单靠军队几乎无法对付的以及我方取之不尽和不可战胜的东西（就像人们几乎无法对付风或雨），总之即使人们的判断不是以那些吹嘘人民战争的言论为基础的，但是人们毕竟要承认，人们无法像驱逐一队士兵那样赶走眼前的武装农民。
一队士兵像一群家畜那样相依在一起，通常是笔直地向前跑，而武装的农民无须什么巧妙的计划就会四向散开。这样一来，敌军的每一支小部队在山地、林地或者任何其他地形很复杂的地区行军就都非常危险，因为行进中随时可能发生战斗。一路正在行军的部队即使很久没有发现敌国民众，但那些很早被其先头部队逐走的农民还是有可能随时出现在这路部队的队尾。至于破坏道路和封锁隘路，正规军的前哨部队或袭扰部队所使用的手段与发动起来的农民所使用的手段相比，大致就像自动机器的笨拙动作与人的灵巧动作相比。敌人除了派出很多小部队护送其运输队，以及驻守兵站、隘口、桥梁等地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国民军的行动。国民军最初尝试行动的规模是有限的，敌人派出的小部队也是兵力不多的，因为他们害怕过于分散兵力。人民战争的火焰往往就是在与这些小部队的斗争中真正燃烧起来。
在一些地方，民众武装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战胜了敌军的这些小部队，他们的勇气增加了，斗志更激昂了，这种斗争的强度也更大了，直到应该决定结局的顶点来临。
按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人民战争应像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汇聚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适当的力量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并俘虏大量人员。然后民众的勇气就会低落下来，大家会认为大局已定，继续努力是徒劳的，于是便放下手中的武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云雾还是有必要在某些地点汇聚成较密的云团，形成将来从中能够放出强烈闪电的令人生畏的乌云。如前所述，这些地点主要是在敌人战区的两翼。在这里，民众武装应会合成更大的、更有组织的整体，并配以少量正规军，以至于他们已经拥有正规军的样子，有能力敢于参与较大的行动。从这些地点起，越向敌后，国民军行动的强度越应减少，因为他们在那里会面临最大的打击。那些更密集的民众武装的任务是袭击敌人留下的较大的守备部队。此外，他们还要使敌人产生恐惧和忧虑，增加整个民众武装给他人的士气高涨的印象。
没有这些较密集的民众武装，民众武装的整体影响就会乏力，整个局势就不足以使敌人感到不安。
统帅要想这样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整个民众武装，最简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规军的小部队去支援国民军。如果没有正规军的一些部队去进行这种鼓舞人心的支援，那么民众大多会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动力。受命执行这种支援任务的小部队人数越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就越大，民众斗争就会像倾泻而下的雪崩，规模会越来越大。不过支援民众武装的做法也要有其限度，因为一方面，为达到这个次要目的而把整个部队分开，在某种程度上并入国民军，从而形成一条长长的、处处薄弱的防线是有害的（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军和国民军都会被彻底打垮）；另一方面，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正规军如果太多，通常会减弱人民战争的力量和效果，原因一是如果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到这个地区，二是民众此时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三是大量部队的存在会在宿营、运输、粮秣供应等方面过多增加民众的负担。
防止敌人对付人民战争过于有效的另一个手段（同时也是运用人民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很少或者根本不把这一大的战略防御手段用于战术防御。一场国民军战斗的特点也是所有较差部队的战斗特点，就是进攻初期非常猛烈而有力，但是不够沉着，难以持久。此外，对一支国民军武装来说，被战胜和被击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此已有准备，但是他们不能承受伤亡和被俘者众多的打击，这样的大败会使人民战争的火焰很快熄灭。而这两个特点与战术防御的本质是完全相反的。防御战斗要求进行持续的、缓慢的、计划周全的行动和果敢的冒险。如果人们仅想尝试一下，随后很快放弃，那么这在防御中永远不会带来战果。因此，如果要用国民军承担某一地段的防御，就决不能让他们进行决定性的主要防御战斗，否则即使情况有利，他们也会全军覆灭。由此可见，民众武装只要有可能的话，可以而且应该防守山地的入口、沼泽地中的堤坝，以及江河的渡口。
但是当这些地点被突破时，民众武装不应汇聚在一处狭小的最后的避难所（一处正规的防御阵地）而被敌人封锁，最好是分散开，以出敌不意的攻击继续进行防御——无论民众多么勇敢，民风多么尚武，无论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多么强烈，地形对他们多么有利，不可否认的是，人民战争在过于危险的气氛中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如果人们想让人民战争的燃料在某个地方燃起熊熊烈火，就应在距离危险较远的地方进行，因为那里既通风又不会被一次大的打击扑灭。
上述考察更多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感受，而不是客观的分析，因为人民战争出现得还很少，而那些长时间目睹过这种战争的人对它的论述又太少。经过上述考察，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战略防御计划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将民众武装的共同作用纳入进来，要么把民众武装作为会战失败后的最后一个补救手段，要么将其作为决定性会战前的一个自然的辅助手段。后一种情况是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间接还击方式为前提的，我们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已经谈过。因此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谈谈会战失败后征召国民军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认为其命运（也就是其整个存亡）取决于一次会战（即便它是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一个国家战败后，通过征召自己新的力量和利用敌人在任何长时间进攻中都自然会受到的削弱，就有可能导致形势的转变，或者它还可能得到外援。一次会战的失败距亡国总还是有段时间的。就像溺水者抓稻草是本能一样，当民众看到自己被冲到深渊的边上，他们会试图穷尽一切办法自救，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规律的。
不管一个国家与敌人相比是多么弱小，也不应该省去这些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不得不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灵魂。这些努力并不排除签订一个代价很大的和约的可能性，从而避免自己彻底灭亡，而这种意图本身不排除利用媾和采取新的防御举措。这些举措既不会增加媾和的难度，也不会使和约内容对自己更不利，而是会使媾和更容易，使和约内容对自己更有利。如果我们期待那些对我国继续存在感兴趣的国家帮助我们，那么就更有必要采取这些举措。因此，如果一个政府在主力会战失败后只想着让人民迅速上到和平之床去酣睡，并且被严重的失望情绪压倒，从而失去发动一切力量的勇气和愿望，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是出于软弱而犯下了不能坚持到底的大错，并且表明这个政府是不配获得胜利的，而且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赢得胜利。
因此，无论一个国家遭受的失败是多么确切，还是应该利用部队向本国腹地的退却来带动要塞和民众武装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如果主战区的两翼受到山地或其他非常险要的地带的限制，那么这就非常有利于发挥这种作用，因为这些山地和险要地带像棱堡一样突出出来，进攻者不得不经受防御者从这里发起的战略翼侧打击。
如果进攻者正在对多地进行围攻，如果他为建立自己的交通线而到处留下大规模的守备部队，甚或为使自己能够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和维持相邻地区的秩序而派出了多支部队，如果有生的和无生的战斗手段的种种损失已经使进攻者受到削弱，那么防御者这时就应重新投入战斗，通过恰当的打击来撼动处于困境中的进攻者。
★ 第二十七章 ★
我们以上已经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御手段，也许可以到此为止了。至于这些手段如何与整个防御计划结合，可以放到最后一篇
根据我们的看法，防御无非是斗争的更有力的形式。保存自己的军队，消灭敌军，一句话，胜利是这一斗争的目标，当然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保全本国和打垮敌国是战争的最终目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缔结自己想要的和约是最终目的，因为双方的这一冲突在和约中得以平衡并以一个共同的结果（该和约）而告终。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敌国是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军队，其次是它的国土。当然还有很多在具体情况下可能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其他事物，其中主要是外部的和内部的政治关系，它们有时比其他一切事物更具决定作用。即使敌国的军队和国土并非国家本身，而且也没有包括国家可能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方面，但是军队和国土永远是主要的，就其重要性来说往往大幅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军队应保卫本国的国土，占领敌国的国土，国土则使军队不断得到给养和补充。两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军队被消灭了，也就是说被打垮了，不能继续抵抗了，国土自然也就丧失了，但是反过来，国土被占领了，军队不一定被消灭，因为可能是军队主动地让出部分国土的，以便之后更容易地夺回它们。的确，不仅军队被彻底打垮会决定国土的命运，军队每次受到较大的削弱也会导致国土损失。
相反，每次国土的较大损失并不一定导致军队受到较大的削弱（当然，时间久了也会导致军队受到较大的削弱，但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这段时间内不会总是这样）。
由此可见，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军总是比占有国土更重要，也就是说，统帅应该首先努力做到的是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军；只有用这一手段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占有国土才可以作为目的而居于首位。
假如敌人的全部兵力集中成一支部队，假如整个战争由一场战斗组成，那么能否占有国土就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局；能否消灭敌军、征服敌国和保全本国就取决于这场战斗，某种程度上与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一回事。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会首先促使防御者偏离这种最简单的作战形式而去分兵？回答是：他集中兵力有可能取得的胜利对他来说还不够。每个胜利都有它的影响范围。如果这一影响范围涵盖了整个敌国，即涵盖了全部敌军和敌国领土，也就是说，它们的所有部分都被我们压向敌人核心力量的同一运动卷走，那么这样的胜利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时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分兵。但是如果我们的胜利对敌军的某些部分和双方国土的某些部分不再有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部分。由于我们不能像集结部队一样把国土集中到一个点上，因此我们为保卫这部分国土就不得不分兵。
只有在领土形状近似圆形的小国家里，才有可能和很有可能对部队进行这样的集中，以至于一切都取决于这支部队的胜利。在敌国有大片领土与我们接壤，或者甚至几个环绕我们的国家结成同盟反对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完全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要分兵，从而也就出现不同的战区。
一次胜利的影响范围自然取决于这次胜利的大小，而胜利的大小取决于被战胜部队的人数，因此对敌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个部分进行打击并成功时，其影响最广；我们用于这一打击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这一成功。这一系列自然形成的概念使我们联想到力学上重心的特点和作用。通过这一画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确定这些概念。
正如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聚集最多的地方，针对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最有力的打击又总是由力量的重心发出的，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作战的每一方（无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多个国家的联盟）的军队都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通过这种一致性，军队之间有了联系；而有联系的地方就有与重心类似的东西。因此在这些军队中有某些重点，这些重点的运动和方向决定着其他的点，这些重点就是军队最集中的地方。而正如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针对各部分联系的重心的作用是有其尺度和界限的一样，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在物质世界和战争中，一次打击的力量很容易大于抵抗所能承受的力量，从而出现扑空和浪费力量的问题。
在一面旗帜下根据一位统帅的个人命令进入会战的部队，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支延展50或100普里，甚或基地完全朝着不同方向的联军部队之间的联系是多么不同啊！前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最紧密的，最容易形成一致；后者之间的联系距一致性很远，往往只是在共同的政治意图中还有一致性，而且也只是不充分和不完美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大多很松弛，往往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打击有力；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担心任何的过分集中兵力确实是一种不利，因为过分集中兵力会造成兵力浪费，而兵力浪费又会使其他点上兵力不足。
因此，识别敌军中的这种重心
我们绝不是认为在此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我们只是以各个时期和统帅们沿用的方法为基础提出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应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方法与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
至于有关敌军重心的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整个战争计划中起作用的，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里考察，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属于战争计划的范畴。我们现在先借用一下这个概念，只是为避免我们在列举一系列观点时出现遗漏。我们从上述考察中看到，分兵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利益：一个是占有国土，它要求分兵；另一个是打击敌军的重心，它又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兵力。
这样就出现了战区或各部队的行动区域。它们对国土和上面的部队进行区域划定，以至该区域内主力发起的每次决战都直接地涉及整体，并使整体随主力运动的方向而动。我们之所以说“直接地”，是因为一个战区的胜负自然也会对相邻战区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我们的定义中只触及某些概念的中心点，我们不想也无法为这些概念划出明确的界限。尽管这又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但我们还是必须明确地再次提醒。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战区（无论其范围大小）和该战区内的部队（无论其规模大小）是一个可以归结为一个重心的单位；胜负就应该在这个重心上决出；防御者在这一战区成为胜利者，从广义上说就是成功的战区防御。
★ 第二十八章 ★
防御是由两个不同的要素组成的，即决战和等待。本章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要素的结合。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虽然等待状态不是已经结束了的防御，但它毕竟是防御向其目标进发所经过的一个区域。只要一支部队没有离开交由它负责的地段，进攻所引起的双方的紧张状态就一直持续。只有决出了胜负，才会带来平静；只有当进攻者或防御者离开战区，才能认为胜负已经决出（不管是怎样的一种胜负）。
只要一支部队在它所在的地区坚守，这一地区的防御就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区防御与在其中的这一地区进行防御是一回事。敌人是否一时攻占了这个战区内或多或少的土地，在此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些只是“借”给敌人的。
我们想通过上述观点来确定等待状态与整个防御的正确关系，但是只有在确实应进行一场决战以及双方都认为决战不可避免时，这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因为双方军队的重心和这些重心所在的战区只有通过这一决战才是有效的东西。决战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军队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时构成整个战区概念的第二个要素——占有国土，就成为目的而直接跃居首位。换句话说，双方在一场战争中越是不寻求决定性的打击，战争越是一种纯粹的相互监视，那么占有国土就越变得重要，防御者就越追求直接保护所有地区，进攻者就越追求在推进中扩大占领的地区。
毋庸讳言，绝大部分战争和战局与其说是接近于生死存亡的斗争（至少有一方力求决战的斗争），还不如说是更接近于纯粹的监视状态。只有19世纪的战争才在极大程度上具有前一种特点，以至人们在这些战争中可以运用根据这种特点建立起来的理论。但是由于很难设想未来所有的战争都具有这种特点，而更可预计的是，未来多数战争将再次倾向于具有相互监视的特点，因此一个理论要想对现实有用，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为此我们将首先考察由决战意图贯穿和指导的整个军事行动，即发生真正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绝对的战争的情况，然后在另一章
在第一种情况下（是防御者不得不等待进攻者发起决战，还是防御者自己寻求决战，在此对防御者来说是一样的），战区防御的实质在于防御者以一种随时可以发起有利决战的方式在该战区坚守。这一胜负可能是通过一次会战决出，可能是通过一系列其他大规模的战斗决出，但也可能是通过双方军队的部署所形成的纯粹的态势（可能发生的战斗）决出。
即使假设会战不像我们认为的、以前借很多机会已经指出的那样是最主要、最常用，以及最有效的决定胜负的手段，但它毕竟是决定胜负的手段之一，足以要求只要情况允许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战区中的一次主力会战是重心对重心的打击；我们在自己重心上能够集中的兵力越多，取得的效果就越有把握和越大。因此任何部分使用兵力的做法，如果不是为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要么即使是通过一次获胜的会战也是达不到的，要么是会战胜利本身的一个条件），都是不可取的。
然而不仅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是一个基本条件，一个使部队能在足够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会战的部署和位置也是一个基本条件。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了解到防御有不同的层次，它们与上述基本条件是完全可以类比的，因此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这些基本条件与它们联系起来并不困难。但是有一点初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由于它是防御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加以阐明，这就是如何击中敌人的重心。
如果防御者及时得知敌人将沿哪些大路推进，在哪条大路上肯定能遇上敌军的核心，那么他就可以沿这条大路去迎击敌人。这种情况成为一种常见的情况，因为即使由于防御者在采取一般举措、设置坚固要塞和大的武器库以及确定军队的平时员额等方面先于进攻者，从而成为进攻者行动的依据，但是在行动真正开始时，相对于正在进入战场的进攻者来说，防御者已经拥有其特有的后发制人的优势。
要想以一支较大的部队进入敌国，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储备食品和武器装备等。这些准备工作持续的时间足以让防御者有时间采取对策。同时人们应该看到，防御者所需要的时间比进攻者所需要的少，因为在任何国家人们平时为防御所做的准备都多于为进攻所做的准备。
不过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防御者在个别情况下仍有可能不清楚敌人推进的主要路线。如果防御是以那些费时的举措（例如构筑一处坚固阵地等）为基础的，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即使防御者确实是位于进攻者的前进线上，但是只要他没有对进攻者发起一次攻势会战，那么进攻者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其原来的方向就可以绕过防御者所占据的阵地，因为在欧洲有人定居的地方，阵地左右不可能没有道路通过。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显然不能在阵地上等待他的对手，至少不能指望在那里进行会战。
但是在我们讨论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采取哪些手段之前，必须先考察一下这种情况的本质及其出现的可能性。
在每个国家，同样在每个战区（我们现在就是只谈战区），当然都有一些对进攻来说特别容易奏效的目标和地点。我们认为，在谈论进攻时更明确和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最为合适。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说最有利于进攻的目标和地点是进攻者决定其进攻方向的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反过来也会影响防御者，在防御者丝毫不了解敌人意图的情况下，这个理由应该引导他行动。假如进攻者不选定这个最有利的方向，那么他就将放弃他本可以得到的一部分好处。我们看到，如果防御者在这个方向上，那么进攻者采取避开他和从他侧面通过的手段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付出代价的。由此可见，一是一方面防御者错过其对手行进方向的危险以及另一方面进攻者从其对手侧面通过的能力，都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大，因为进攻者选定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时，其明确的、大多起决定作用的理由早已存在；
二是防御者及其固定在某地的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错过敌军的核心。换句话说，如果防御者的部署得当，那么通常可以确信，对手会来找他。
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因此就否认防御者连同其部署可能在某次遇不到进攻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此时应该怎么办，防御者的位置本来应带来的好处还剩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