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历史之古巴篇(第二期)

2023-05-01 来源:飞速影视

民族主义(下篇)


(二十)政治世界主义具有地理政治学方案以匹配民族主义,追寻某种世界政府。极少有人心胸开放且公开地支持建立全球性政府,但政治世界主义影响国际刑事法的发展,并侵蚀国家主权。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最广泛而深远的替代性主义之来自激进伊斯兰主义,其否定基于伊斯兰教义以外事物为基础的国家之存在。对伊斯兰主义激进人士来说团结于伊斯兰教之下代表地球上只能有一个伊斯兰王国存在,这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府,所有现存的政府包含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之民族国家在内与这种理想皆不相容。仅有少数伊斯兰主义人士持此观点,而凯达组织的意识型态则包含建立伊斯兰王国在内。作为全球性宗教时伊斯兰教在名义上反对所有不具信仰者,伊斯兰教促进由穆斯林共同组成的乌玛(意为群众或团体)。许多穆斯林毫无疑问对宗教团体具有强烈认同,说不定比基督徒更深,斋月与麦加朝圣等共有的仪节更加促进这样的认同。
无政府主义与此类似,反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一般提倡创建基于自由结合与互助的互助性社会,不计种族之别。世界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从博爱与平等以及和平概念的普世性出发,每一个世界公民都不受歧视地自我决定其发展,世界主义则是此世界因互相依存的网络交流的全球状态。世界主义相信所有的人类都属于一个基于同样道德观念的社群,接受这种观念的人通常被称为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的社群包括一个包容性的道德规范、共享的经济体制和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政治结构,社群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通过彼此的敬意来建立关系。世界主义不见得推崇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仅仅是指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也有人把“世界主义”一词定义为一种宣传漠视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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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沙文主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之间的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舆论工具,今亦用于指狂热自大、极端本位主义者。沙文主义者一般都是过于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团体、民族感到骄傲,因此看不起其他的国家、民族和团体,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19世纪欧洲各国兴起民族主义,提倡拥有共同文化、语言及历史的民族建立属于他们的国家,于是多个民族发动独立运动,成功摆脱外族的管治,建立统一及独立的国家。比利时脱离荷兰的统治,在1831年取得独立。普鲁士(德意志邦国)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帝国及法国,于1871年建立统一的国家。
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为了增进本民族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试图加强自己在欧洲及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令这种拥护自己民族的情绪变质,成为一种危险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即大国主义,是国际关系中较大的国家对待较小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沙文主义倾向。主要特征为:不尊重对方的独立平等地位,而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对方的内政,侵犯对方的利益,损害对方的主权。
(二十二)大国沙文主义即“大国主义”,一般指大国和强国把本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同小国和弱国的关系上表现出大国民族优越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不尊重以至侵犯别国的主权和独立,是侵略扩张性的 民族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方面的集中表现。沙文主义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极力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拼命煽动民族仇恨,毫不掩饰地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公民民族主义为国家由公民主动参与,产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法统的民族主义型式。此论一般认为源于卢梭,特别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会公约”而得名的社会公约论。公民民族主义来自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民族主义上与种族民族主义相矛盾,因其认为公民国家(民族)之成员身份应从自决而来,公民国家(民族)理想化美、法等国之代议政治在发展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种族民族主义以种族来定义民族,种族以先人的血缘世系为要素,也包含群体成员与其祖先之间文化共享、语言共享的观念。民族之成员身份为自遗传而来,国家政府因为是种族群体之祖国、有能力保护国内族群以及促进文化与社会生活为一体而取得法统。族裔观念极为古老,但现代的种族民族主义受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及提倡人民观念的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德的影响极深。种族民族主义现为主要的民族主义型式,通常就被直接简化为“民族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使用“种族民族主义”一词当作非西方观点的民族主义,以对照出西方以地理范围定义民族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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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浪漫民族主义又称有机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为种族民族主义之一型,政府因自然(有机)结果与代言国内民族而取得法统。浪漫民族主义反映浪漫主义的理想,反对理性主义,强调符合浪漫理想的种族文化,民俗发展为浪漫的民族主义概念。格林兄弟受赫德著作之激励,创作出一连串理想化的传说,标明为德国人的故事,史家朱尔·米舍莱以之为法国浪漫民族主义者之前例。国家民族主义为公民民族主义之变形,通常与种族民族主义结合,意味着民族为贡献于国力与国家主张者之共同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为最佳范例体现于墨索里尼的口号中:“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其与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观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则相左并不令人意外,雅各宾俱乐部之建立单一且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通常被视为国家民族主义之滥觞,弗朗西斯科·
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以及现代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则为新近的例子。然而“国家民族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分离主义运动发生于已建立的民族国家时。分离主义者的说法是国家民族主义,因较不可信与较不民主而败坏国家的合法性法兰德斯分离组织称比利时民族主义为国家民族主义。巴斯克分离组织与科西嘉分离组织同样分称西班牙与法国为国家民族主义,反过来说这些国家则称这些分离组织为恐怖主义。其间没有无可争议的准则来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结果通常为人民因效忠对象不同而分裂。宗教民族主义以共同的宗教来定义民族,政府若因严守教义而取得法统,就比较是神权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其实有些种族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若干方面具宗教特征,宗教为群体认同的标志,而非主张民族主义之动机。
(二十四)爱尔兰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教义相关,近一百年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们皆为天主教徒,但其早期的(18世纪)许多民族主义者则为基督教徒。爱尔兰民族主义从未如以神学区分宗教变体、圣母玛利亚的身份、与教宗的超卓地位等,但对北爱尔兰的若干基督教徒而言这些宗教改革之前的学说实际上是爱尔兰文化的一部分。与之类似的是尽管有犹太复国主义存在,但其主流却较为世俗,以种族及文化为基础。自从英属印度分割后印度民族主义即与印度教相关,在现代印度中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已明显地有包含印度人民党(BJP)与民族卫队(RSS)在内的追随者。海外民族主义(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长程民族主义”)一般指感觉流离失所的民族主义者,如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与美非两洲的黎巴嫩。安德森称此型的民族主义为,想要有民族连系,却又不愿离开寄居地者的“幽灵根基”。
民族主义运动者在达成建立民族国家之目的后民族主义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成为国内刺激政党与政治运动的力量,通常以民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政治家形容之,使用国家主义一词或较为精确。民族主义于此种意义上所从事的政治运动为:巩固国家团结,包含危机出现时拯救国家的运动;强调国家认同,受文化保守主义及仇外情绪所影响,排除外来作用;在民族的生存空间上限制他族(尤其是移民),在极端的例子中成为种族清洗,并吞其认为属于祖国之一部分的土地(通称民族统一主义,源自意大利沦陷区运动)。民族主义政党与政治人物通常会极其强调国旗等民族象征,民族主义一词也有延伸或隐喻性的用法,以描述某些促进群体认同的运动,特别是在美国中在文化上用于黑人民族主义与白人民族主义。此种用法或与民族主义的古典义意重叠,如黑人分离主义与泛非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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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民族主义者对自己国家明显有正面看法,尽管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定义,情绪性诉诸于民族主义即使在稳定的民族国家中都清晰可见。民族的社会心理学包含民族认同(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与民族尊严(与群体成功的自我连系),民族尊严与民族文化与政经力量的影响息息相关,尽管其影响或言过其实。最重要的因素为共有的情绪,在民族主义与运动上若国家队输掉比赛,全民会有共同的失落感。情绪影响亦可为全然负面,共同的危机感可巩固民族,戏剧性的事件(如战败)可影响民族的认同,德国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凡尔赛条约的屈辱以及经济危机与恶性通货膨胀产生极度仇外心理、复仇主义(一种外交政策,主要动机要收回失土)以及纳粹主义的兴起。1914年之前以威廉二世为民族之父的坚实中产阶级爱国者,不再能有所作为。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具有本国高于他国之信念,但实际上许多民族主义者的确这么想,偶尔会有认为他国可作为本国范例的情形。
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有某种种族主义的影子,通常针对邻国与种族团体。种族主义亦为19世纪末大行其道的殖民主义之特征,严格说来成立海外殖民地有悖于民族国家的原则,因殖民地所在并非该民族的祖国,而其后裔很明显既非其种族也不说相同的语言,没有相同的文化,实际上民族主义有时是欧洲自决与亚非殖民化之结合。
(二十六)明确的生物性种族理论自19世纪末大行其道,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于20世纪前半常以此种面目出现。纳粹可说是史上与种族思想最相符合的思想,纳粹德国各方面的政策都受种族观念所影响,纳粹德国之败及其种族灭绝政策(包括犹太人大屠杀)于1945年后大大地败坏种族理论与种族民族主义。然而种族主义持续影响民族主义,种族清洗通常被视为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共同的特征。国家为民族而存在是民族主义的法则之一,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皆驱逐境内之少数民族。新近的种族清洗知名案例于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发生,其他的例子有1950年代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及1915年奥斯曼帝国的灭绝亚美尼亚人。复仇主义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它不管对象是不是自己的真正敌人,还有没有实际的反抗能力,惟以流血、杀灭为目的而达到仇恨之非理性宣泄。
这是一种反人道主义,当然有时呈现为以一种反人道主义对另一种反人道主义。“复仇主义”源于法语单词“复仇”,出现在19世纪末期,用来描述重新获得被另外一个国家窃取的领土的攻击性政治渴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其即刻的导火索是法国的目标,部分源于所谓的复仇将军乔治·恩斯特·布朗热,他要重新夺回在1870-71年在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中重新获得这片领土(对复仇主义者来说这是扳回一分),正如在更早和更后的例子中那样语言的、民族的和历史的因素(比如更早时期的拥有)刺激复仇主义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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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复仇主义从187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意指透过政治运动,向一个国家收复于战争后所失去的领土之行为,可在战争完结多年后发生。一般而言复仇主义的萌芽是基于挽回民族尊严、重建报复者地缘政治之影响,或是借助打败敌人获得经济利益。极端复仇主义的思想经常带有鹰派色彩,多数认为收复失地只能够以武力解决,此谓以牙还牙。复仇主义与民族统一主义有非常复杂的关联,后者的意思是某个民族的文化与人口在他们的民族国家之国界以外。复仇主义之思想通常将民族与民族国家相提并论,并动用根深蒂固的种族民族主义作宣传,宣称对国民在该国家外之居住地拥有主权。复仇主义也通常利用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争取支持,复仇主义之论往往是基于古代版图,甚至是原居民对领土之占有。争夺领土的野心与反击早已在部落社会出现,现在版本的复仇主义就在1871年普法战争后出现。
由于法国败于普鲁士(战后就是德意志帝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予德国。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有部分右翼政治人物声言要一雪前耻、收回失地,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影响法国政治,直到1921年。法国的战,令法国努力寻求盟友,促成1894年的法俄同盟以及后来的三国协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早远因。普鲁士与丹麦曾经因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统治权问题引起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 (1848年至1851年)及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 (1864年,也称为普丹战争)。另外著名的例子还包括德国在一战后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中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者声言要夺回但泽、波森省、阿尔萨斯-洛林、苏台德地区及其他被认为应属于德国的领土,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民族统一主义色彩,也是民意运动的一部分,与德国统一相关。
(二十八)这样的看法往往忽略历史与种族分布的事实,例如德国只是在19世纪初才拥有波兹南,而且该区的德裔人口在二战前只占大约9%。类似的民族主义也在同时代的匈牙利出现,部分匈牙利人不满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定下的国家边界,尤其是有关割让特兰西瓦尼亚予罗马尼亚之事。现在复仇主义政治出现在具有历史争议的地区,例如喀尔巴阡山脉鲁西尼亚及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是前苏联境内曾经存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成立于1924年1月6日,面积为2,8212平方公里,首府是恩格斯城。伏尔加德意志人是德意志移民的后裔,18世纪下半叶首批德意志人移居俄国,这与当时德国血统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是有直接关系的,往后不断有德意志移民前来集中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地区。1918年根据苏联政府在10月29日所颁布的法令,其首都被设为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即现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波克罗夫斯克市。
1931年波克罗夫斯克市被改建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恩格斯城市的伏尔加河港口,其名“波克罗夫斯克”也从此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政府宣布所有德国人都是苏联的敌人,导致生活在伏尔加河附近的德意志人开始陆续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并驱逐当地德意志人到临近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旧地被并入比邻的萨拉托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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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当时伏尔加河德意志族裔总数约有38万,还有40万德意志人散居在其他地区亦被强制迫迁至内地或边境地区所组成的17个民族区也同时被撤销(6个位于俄罗斯、9个位于乌克兰、1个位于阿塞拜疆、1个位于格鲁吉亚),直到1964年8月苏联当局才正式为境内德意志人平反,但未允准德裔重返家园。1762年索非亚·奥古斯塔·弗雷德里卡·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是一位生于在德意志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的王室公主,取代丈夫彼得三世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女沙皇,称为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2年和1763年两次发布诏谕邀请除犹太人之外的欧洲人移居俄罗斯垦荒,并允许保留德意志语言和文化,虽然第一次诏命只是得到很少的响应,但第二次诏命由于提高优惠条件而更加成功。除了开垦荒地之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另个重要的考虑是在俄罗斯的臣民和东部的游牧民族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由于家乡的贫瘠状况使得大量的德意志人迁徙至俄国。
相比之下法国人和英格兰人更倾向于美洲,而不是俄罗斯另外的一些国家,比如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禁止移民。那些移民俄罗斯的德意志人拥有基于叶卡捷琳娜二世诏命的特权,但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需要为俄罗斯军队服兵役而被取消,服兵役对于那些信仰门诺派、反对战争和扩张的异教徒来说是特别令其厌恶的。尽管许多伏尔加德意志人依然留在俄罗斯,但另些人选择移居美国或者返回德国以躲避应征。1917年俄国发生推翻沙皇专制的二月革命,1924年苏联设立“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2年首府定都恩格斯城。
(三十)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出兵侵略苏联时苏联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担心伏尔加德意志人会起而呼应,1941年8月28日下令撤销“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强迫居住在伏尔加片区的德意志人移迁,同时也包括其他居住在伏尔加区域的当地民族。德裔的土地和房屋被剥夺被迁移到中亚的哈萨克、西伯利亚的阿尔泰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联其他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北高加索民族、穆斯林、卡尔梅克人及鞑靼人等。1942年几乎所有健全的伏尔加德意志人都被强迫征召入劳改营,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劳改营中幸存。伏尔加德意志人在伏尔加流域的人口中不曾再回到以往的数量,德裔数十年间不被允许回到伏尔加河地区。二战结束后许多德意志人依旧居住在乌拉山区、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如今在哈萨克共和国仍然大约2%的人在民族认同上是德意志人、大约有30万人左右)、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大约1.6万人、占0.64%),战争结束数十年后有部分的德意志人主张重新找寻地方设置“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不过这个主张遭到来自在新的迁入地已经重新定居的人的反对而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自1980年代晚期大量的伏尔加德意志人回到其祖先的故乡德国,德国的相关法令政策也有利于德裔的回归,德国的法令允许那些被证实为难民以及能证明是德意志人后裔或源自德意志民族的人取得公民资格(希腊方面也采取类似的法令政策来因应来自苏联希腊裔族群)。尽管数十年来在公共场合不会通晓德语造成许多伏尔加德意志人已只能使用少量的德语,甚至完全不会德语,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返回德国的迁徙潮。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德国政府提高来自俄国的德裔人取得德国居留权的难度,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会通晓伏尔加德语方言的德裔。

何塞·马蒂


(一)何塞·马蒂(1853年1月28日——1895年5月19日)是古巴诗人、民族英雄、思想家,1853年1月28日出生在古巴哈瓦那市。父亲马里亚诺·马蒂是个西班牙农民,曾在驻古巴的一支西班牙炮兵部队中服役。1853年退伍并留居古巴,在警察局当督察员。后因得罪上司被解雇,遂以缝纫为业。母亲莱奥诺尔·佩雷斯,操持家务。马蒂有5个妹妹,一家8口全靠父亲一人挣钱糊口,生活非常贫困。马蒂从小就到小酒馆干活挣钱,帮助父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到12岁才进小学读书。马蒂进的是“圣保罗小学”,校长是古巴著名诗人、教育家拉法埃尔·玛丽亚·德·门迪维。马蒂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在校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深得门迪维的钟爱。门迪维是哈瓦那的一位爱国志士,他在学校内外广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抨击西班牙罪恶的殖民统治,主张古巴独立。
他家是爱国者们经常聚会的地方,马蒂经常参加聚会,思想深受影响,立志为祖国的独立而奋斗,“为一切被奴役的人报仇”。1868年10月10日古巴爱国者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率众在奥连特省起事,武装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哈瓦那的爱国者们在门迪维的指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不满16岁的马蒂满腔激情,写诗、撰文、办杂志、口诛笔伐、散发传单来揭露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罪行,赞美祖国,讴歌独立。宣扬爱国主义,赞颂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英雄。号召人们起来,奔向前方,奔向战争,奔向战场,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殖民当局注意上马蒂,于1869年10月逮捕他,以“反叛”的罪名判处他6年徒刑,关进政治监狱,在采石场服苦役。牢狱的生活磨练马蒂,殖民当局的凶暴残忍加深他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仇恨,坚定他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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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申明监狱的生活也不能使他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他身系囹圄,仍向难友们宣讲自己的理想、斗争的必要和祖国的解放。殖民当局于1871年初将马蒂放逐到西班牙,他寄居马德里,在中央大学选修法学、政治经济学,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图书馆、博物馆学习。1873年5月他转到萨拉戈萨大学,1874年秋获得哲学、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他在求学的同时经常和寓居在西班牙的古巴爱国者聚会,商讨如何支援国内正在进行的独立战争。他撰写一本小册子《古巴的政治监狱》,以亲身经历并淋漓尽致地揭露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野蛮和残暴。马蒂初到西班牙时对主张共和、民主的西班牙“自由派”尚抱有一线希望,幻想他们能让古巴独立,但“自由派”于1873年2月上台执政后仍然拒绝古巴人的独立要求。马蒂醒悟过来并得出结论:无论是“君主制”的西班牙还是“共和制”的西班牙都不会和平地让古巴独立,要赢得古巴的独立不能靠乞求,通往自由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
为此他决定离开西班牙,到斗争的第一线去。1874年底马蒂乘船返回古巴,殖民当局禁止他上岸,他只得前往墨西哥。他在《宇宙》杂志谋得一工作,当校对,同时他为报刊撰稿,鼓吹古巴独立。不久他的文章和思想就引起墨西哥知识界的注意,1876年11月波菲里奥·迪亚斯在墨西哥建立起独裁政权,马蒂难以在墨西哥存身,于1877年2月前往危地马拉,在师范学校、危地马拉大学等学校讲授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文学以及拉丁文和历史。1878年2月10日古巴爱国军与西班牙殖民政府签订“桑洪和约”,允许流亡在外的古巴人自由返回家园,马蒂遂于1878年7月6日离开危地马拉回国。马蒂回到古巴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鼓吹祖国完全独立。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桑洪和约”并没有解决古巴的独立问题,申明权利要夺取,不能乞求。高呼同胞们起来,为自由而战。
号召爱国者们团结一致、振奋精神、继续战斗,争取祖国的完全独立和解放。
(三)1879年8月下旬奥连特、拉斯维利亚斯两省人民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马蒂在哈瓦那热烈响应,建立“秘密革命委员会”,宣传革命,募集资金,向起义军运送武器弹药。9月17日殖民当局逮捕他,要他宣誓效忠西班牙。他昂首回答:“马蒂不是孬种!”当局诬陷他是个危险的疯子,再次将他放逐到西班牙。这时的马蒂已不仅仅是个嫉恶如仇、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的思想日臻成熟,斗志更加旺盛。他到西班牙不久就逃往法国,并于1880年初抵达美国纽约。马蒂首先认真总结古巴以往独立斗争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必须要有统一的指挥,反对首领主义、军人擅权。他特别强调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尤其要团结好“黑人兄弟”,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马蒂为了战斗和生活,以新闻为业,担任《美洲杂志》的主编,撰写许多文章,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同胞们起来争取古巴独立、自由。
谴责种族主义,号召白人和黑人团结一致,共同战斗。批驳“合并派”所谓古巴不能自立,应该同美国合并的卖国主张,申明既不希望,也不需要把古巴并入美国的版图”。他提出古巴必须坚持独立,既不依附于西班牙,又不依附于美国。他还指责主张“自治”的人,号召发动一场“人民大众的战争”,在古巴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马蒂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民报》、委内瑞拉的《舆论报》、洪都拉斯的《共和国报》、墨西哥的《自由党报》、乌拉圭的《公众舆论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报刊撰稿,向拉丁美洲人民报道美国的真实情况,叙述美国人对财富的“追逐”、政治家与银行家的结盟、劳资之间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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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时揭露美国政府妄图将拉丁美洲变为其政治、经济附庸的阴谋,指出美国政府提出“泛美主义”的险恶用心,警告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别上美国的圈套,防止被美国侵吞。马蒂在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方面的成就使他蜚声拉丁美洲,他的思想和主张深受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萨尔瓦多科学、美术协会聘请他为通讯会员,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协会指派他为驻美国、加拿大的代表,乌拉圭、巴拉圭和阿根廷三国政府任命他为驻纽约的领事。1891年巴拉圭政府还委派他为代表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马蒂在外交活动中为维护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权益作出巨大贡献,深受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赞赏。马蒂在从事新闻宣传和外交活动的同时还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革命组织工作,他一到纽约就参加古巴侨民爱国组织“古巴革命委员会”,在侨民中积极活动,联络同志。
1882年7月他派人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等地,与流亡在那儿的“十年战争”(1868—1878年)时期的领导人马克西莫·戈麦斯、马塞奥等联系,商讨争取古巴独立大业。1884年他在纽约成立“古巴救济协会”,担任主席,动员侨胞,支持国内正在进行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1889年他又在纽约成立“独立者”俱乐部,着手团结侨居美国的古巴人,筹划统一分散活动的爱国小团体。1890年1月马蒂协助侨居美国的古巴黑人成立爱国团体“同盟会”,古巴人口中有1/3以上是黑人,马蒂十分重视这一组织,每天晚上给黑人同胞上课,宣讲爱国主义,号召他们投身祖国的独立运动。1891年11月26日和27日马蒂应佛罗里达州坦帕和卡约乌埃索地区烟草工人的邀请,在坦帕作了两次重要演说。他指出发动古巴独立战争的“时机到了”,必须有个团结一致的、坚强的革命组织,必须正确对待黑人。
他说黑人是“高尚的”,是“我们的兄弟”。
(五)他号召同胞们跨上战马,为国而战,捐躯在棕榈树下。侨胞们听了马蒂火一般的演说后爱国热情倍增,决心同他一道为古巴的独立而战。1892年4月10日马蒂在纽约主持召开古巴侨民各爱国团体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统一的组织“古巴革命党”。党纲第一条载明:“古巴革命党的建立是为了团结所有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的力量,以赢得古巴岛的完全独立,并促进和帮助波多黎各争取独立。”大会一致推选马蒂为“党代表”,负责协调、指导工作,马蒂创办党的机关报——《祖国》。“古巴革命党”的成立是独立战争准备工作的重要步骤,接着马蒂全力以赴,组织军事力量,筹集资金,购置武器弹药。他亲自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会晤戈麦斯,请他出任解放军总司令,并与在哥斯达黎加的马塞奥联系,让他配合行动。他派人到牙买加、洪都拉斯等地的古巴侨民中活动,宣传党的主张,组织爱国力量,募集资金。
同时马蒂吸取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委派专人回国,与岛上各爱国团体联络。贯彻党的主张,组织发展军事力量,以期届时里应外合,确保胜利。1892年4月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何塞·马蒂把分散在国内外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在美国纽约成立古巴革命党,宣布将以革命战争赢得古巴完全独立。在马蒂的指挥下古巴革命党开始筹备独立战争,1894年12月马帝安排三艘载满武器和独立志士的船只开往古巴准备推翻西班牙,然而中途却遭到美方的滞留。1895年1月29日岛上同志在尚未得到军备奥援下仍吹响起义号角,2月24日东方省巴依雷镇和其他地区陆续发出独立呼声,史称巴依雷之声。一周后约有2500人投入起义军,虽中、西部失利,但起义路线仍缓慢由东南向中、西部前进。5月马蒂不幸中弹,为国捐躯。1944年10月10日古巴革命党(真正党)党人拉蒙·
格劳·圣马丁再次上台执政,民众对他充满希望,但是很快因其政府的极端腐败而陷入失望。1948年10月10日古巴革命党人卡洛斯·普里奥斯·索卡拉斯上台执政,进一步使“真正党”政府威信扫地,后来他于1952年3月10日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推翻。

拉美历史之古巴篇(第二期)


(六)1952年6月1日古巴举行新的大选,当时古巴革命党(真正党)等三大政党分别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民意测验表明古巴人民党的阿格拉蒙特将有可能赢得胜利,而联合行动党的巴蒂斯塔没有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三、四十年代曾经掌权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在美国的支持下于同年3月10日策动军事政变,政变上台后公然再次实行独裁统治,巴蒂斯塔政权的倒行逆施激起古巴人民的强烈反抗。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等一批热血青年在东部城市圣地亚哥发动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起义,试图推翻独裁政权。在古巴革命战争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组织,同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古巴革命党、古巴人民党、民族党、“古巴工人运动”等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党派组织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1894年底马蒂租了两只游艇、一艘轮船,装上武器弹药,准备渡海回国发动独立战争。
临出发前叛徒向美国当局告发这一军事行动 美国海军于1895年1月12日扣留船只和武器弹药。马蒂立即决定改变行动计划,于28日给国内党组织下达全国总起义的命令,时间定2月份后半个月的某天。31日他乘船去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戈麦斯会合,同时通知马塞奥,要他直接率领爱国志士登陆古巴。1895年2月26日马蒂接到国内来电:“东部、西部,起义开始。”他同戈麦斯于3月25日共同签署著名的“蒙特克里斯蒂宣言”,申明这次战争是1868年爆发的独立革命战争的继续,宣布决不伤害和平的西班牙人,尊重不与革命为敌的古巴人的财产权,号召全体古巴人不分种族、肤色来紧密团结、战斗到底。4月1日两人登舟渡海回国,11日在奥连特省的普拉伊塔斯登陆,与起义部队会合。马蒂感慨万分:“今天我才觉得自己像个人。”5月18日马蒂随军在双河口宿营,次日古巴解放军与西班牙军队遭遇,在双河口平川地带交战。
总司令戈麦斯要他留在后边,但他没有听从,跨马冲向敌阵,不幸中弹身亡。戈麦斯及全体将士十分悲伤,他们决心遵循马蒂的教导:“古巴人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放弃自由!”继续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斗。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


(一)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1832年7月9日-1908年11月4日)是古巴政治人物,首任古巴总统。1832年7月9日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出生在古巴的巴亚莫,是安德列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和玛丽亚·坎德拉里亚·塔马约之子。在洪都拉斯与吉诺维瓦·瓜迪奥拉·阿维苏结为夫妇,吉诺维瓦是洪都拉斯总统何塞·桑托斯·瓜迪奥拉的女儿。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是在十年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古巴将军,曾被西班牙军队俘虏并流放。在被放逐期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与何塞·马蒂一起工作,马蒂死后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成为古巴革命党新的领导人。他在华盛顿寻求援助,成功地使美国国会通过联合决议,这项法案是导致美国宣战西班牙的其中一个因素。美国介入战争,史称美西战争,要求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在伦纳德·伍德将军管理古巴几年后举行选举,双方是以何塞·
米格尔·戈麦斯为首的共和党保守派和阿尔弗雷·扎亚斯为首的国家自由派,双方支持埃斯特拉达·帕尔玛。他虽然停留的全部时间都在美国,但在那里他是一个公民。1901年12月31日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当选总统,他的政治思想如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军离开后古巴政府签署一项法案,降低对美国产品关税,并将普拉特修正案纳入自己的宪法。1903年2月16日埃斯特拉达·帕尔玛签订美国-古巴互惠条约,同意租借关塔那摩湾地区给美国,用作海军基地和煤站。1906年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连任,但这次自由派反对,声称选举舞弊。美国军事介入,不久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辞职,抗议罗斯福的意愿。查尔斯·马贡在古巴建立另一个美国政府,对古实行3年的军事占领。

拉美历史之古巴篇(第二期)


(二)拉蒙·格劳·圣马丁(1887年9月13日-1969年7月28日)是古巴医生,曾两度出任古巴总统(1933-1934年、1944-1948年)。他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烟草种植者,希望他能继续他的脚步,但格劳一心想当医生。他就读于哈瓦那大学,190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他当时居住在欧洲,以扩充他的医学知识,返回古巴后在1921年被哈瓦那大学聘为生理学教授。1920年他曾参与学生抗议当时的总统赫拉尔·马查多,1931年被判入狱,在释放后他流亡到美国。虽然他最初就任总统,但陆军参谋长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掌握实权,导致他最终被边缘化。巴蒂斯塔迫使格劳于1934年辞职,同年格劳创立真正党。格劳通过1940年古巴宪法让他担任许多宪法公约主审官,1940年格劳然在总统大选中败给巴蒂斯塔,大部分独立观察家在当时认为1940年的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
1944年格劳赢得普选票,出任总统至1948年。尽管他最初在1933年受欢迎,但被指责他的政府有腐败的污点,并有相当数量的古巴人开始不再信任他。离任后格劳几乎退出公众生活,他再次出现在1952年,反对巴蒂斯塔政变。格劳角逐总统,在1954年和1958年巴蒂斯塔赞助选举后退出,但只是在每次选举之前声称政府欺诈。之后古巴革命的兴起,卡斯特罗于1959年夺取政权,格劳退休,1969年7月28日死于哈瓦那。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一)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1901年1月16日——1973年8月6日)是古巴军事领导人,第14任及第17任古巴总统。1901年出生于古巴东部奥连特省巴内斯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Belisario Batista,母亲是Carmela Zaldívar,当时的古巴人民正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而努力奋斗。巴蒂斯塔是一名混血儿,拥有非洲与欧洲西班牙的血统,据说还拥有亚洲的血统。鉴于自己卑微的出身时巴蒂斯塔很小就开始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个苦学勤奋的人,晚上很晚还去学校学习并疯狂地阅读书籍。他还曾是一名理发师和甘蔗收割工,20岁时巴蒂斯塔为了获得一份固定的职业而前往哈瓦那参军。巴蒂斯塔在军中很快成为一名速记员,并担任几位将军的机要秘书,由此了解军队的内部运作,这为他后来夺取政权奠定基础。
1930年代初期反美和反独裁的斗争日趋强烈,巴蒂斯塔也参加计划推翻古巴独裁者格拉多·马查多统治的地下组织——ABC党。1933年哈瓦那爆发斗争,8月格拉多·马查多的独裁政权被推翻,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克萨达(1871年8月12日-1939年3月28日)任临时总统。随后的9月巴蒂斯塔作为中士领袖发起“中士兵变”,临时总统被迫下台,政权落入拉蒙·格劳·圣马丁为总统所组成的五人委员会中。不过巴蒂斯塔出任陆军参谋长,提升自己为上将,并实际控制政权。格拉尔多·马查多(1871年9月28日——1939年3月29日)是古巴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后来成为独裁者和古巴共和国的第5任总统(1925年5月20日~1933年8月24日),被称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墨索里尼。1871年9月28日出生在拉斯维加斯省(今比亚克拉拉省)的一个贫困家庭,青年时期加入古巴争取独立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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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是1895年到1898年古巴独立战争时期最年轻的将军之一,只有两个独立战争的将军比他年轻,即卡利斯托·埃纳莫拉多(1874~1951)和恩里克·洛伊纳斯·德尔·卡斯蒂略(1871~1963)。独立战争结束后他离开军队,务农经商,但仍活跃于政界。1920年成为自由党领袖,1924年11月在美国摩根银行的支持下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击败前总统马里奥·加西亚·梅诺卡尔(1866年12月17日-1941年9月7日),当选为古巴独立后的第五任总统。他的当选受到大部分古巴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拥护),他的当选正值世界食糖价格下降。他成为古巴实业家和自由党的政治精英成员,他认为保守主义可以确保工业的发展。于是在1926年修改宪法,试图通过削减产量,提高食糖价格,但被人指责为损公肥私。任内他修建古巴中央公路,1927年他控制古巴共和国的各政党。
1928年再次当选古巴共和国总统,他企图把古巴变成“美洲地区的瑞士”,实行更为独裁的、“考迪罗”式的统治,把古巴政府的职位分配给他的亲信。随意大量增发公债,大量攫取非法利润,然后把利润的一部分分配给支持他的政党,以换取他们的拥护。他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下令逮捕和杀害共产主义人士。在对外关系方面马查多政府屈从美国,使美国资本大量流入古巴。作为古巴经济基础的制糖工业,差不多完全掌握在美国垄断资本手中。他的独裁统治遭到国内社会的强烈不满,社会动乱日趋扩大。1933年美国大使韦尔斯奉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之命试图在马查多与反对派之间进行调解,但是引起大罢工,军队也要求马查多下台。8月24日马查多被迫下台流亡美国,最后他在美国迈阿密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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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蒙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憎恨美国人,并且善于煽动群众的情绪,在大学生中颇有影响力。正因如此在4个月后的1934年1月15日拉蒙·格劳·圣马丁被迫辞职,由卡洛斯·埃维亚(1900年3月21日——1964年4月2日)接任。两天后埃维亚丧失权利,由卡洛斯·门迭塔·蒙特富尔(1873年-1960年)出任总统。这些人只不过是巴蒂斯塔所任命的傀儡总统中的几个,随后的6年中他还任命3位傀儡总统。1935年巴蒂斯塔任命何塞·阿格里皮诺·巴尔内特(1864年6月23日-1945年)出任总统,而后在1936年选举米格尔·马里亚诺·戈麦斯(1889年10月6日-1950年10月26日)出任总统,1月10日就任,不过在年末的12月23日巴蒂斯塔迫使米格尔·马里亚诺·戈麦斯下台。12月24日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1875年4月23日 - 1946年7月)任总统,算是最长的一位,一直担任至1940年巴蒂斯塔当选总统,而巴蒂斯塔是始终隐藏在幕后的古巴统治者。
可以说巴蒂斯塔是一位信奉绝对权利主义的独裁者,也是一位军队的统率和精明的政治家。他得到广大民众对他所取得成就的认可以及对他的衷心拥护,曾一直被视为古巴民族英雄。巴蒂斯塔在第一次掌权受到民众的拥戴,即使是作为幕后操纵者。巴蒂斯塔的反对者可以在国会和政治辩论中公开地驳斥他,公众和报界媒体也可以自由地对他的行为提出指责,从某种程度来说法院也有其独立的裁决权。同时巴蒂斯塔还允许妇女参加选举,鼓励工人争取最大范围内的团结。他倡议制订法律,确立国家投资兴办教育的体制。此外巴蒂斯塔还颁布改善工作条件,对意外事故、失业和穷困老人给予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巴蒂斯塔制订的这些法律没有受到民众的任何抵制,全部得以顺利实施。
(四)在对美国的关系方面巴蒂斯塔积极迎合美国的睦邻政策,1934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废除与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而签订《美国-古巴条约》,表示在关塔那摩建立海军基地。巴蒂斯塔没有任何异议,同时他还接受美国政府的贷款,于是巴蒂斯塔成为二战期间美国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在佛罗里达戴托纳海滩极尽奢华的生活的巴蒂斯塔于1948年在古巴参议院赢得一个席位,四年后他竞选总统,但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在1951年12月发行的流行杂志"波西米亚"显示他在佛罗里达地方时巴蒂斯塔预计不会赢,他再次发动政变,以武力夺取政权。他立即解散议会,废除1940年以来带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条例”和反劳工法,禁止政党活动和群众集会和罢工,与美国签定《军事互助条约》。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军攻下拉斯维利亚斯省省会圣克拉拉和奥连特省省会圣地亚哥,次日革命军进入首都哈瓦那。
巴蒂斯塔和家人及其亲信在哥伦比亚难民营搭乘一架飞机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连夜多个航班进出哥伦比亚难民营,将巴蒂斯塔的朋友和高级官员送到迈阿密、纽约、新奥尔良和杰克逊。巴蒂斯塔逃往葡萄牙,后住在马德拉,后来迁居里斯本以外的埃斯托里尔。他还担任西班牙一家寿险公司主席,在西班牙里维拉投资于物业按揭。1973年8月6日死于心脏病,葬于马德里圣伊西德罗公墓。

古巴革命战争


(一)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北距美国佛罗里达州仅90海里。1492年古巴被哥伦布所发现,此后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人民为反对殖民统治而进行长期的斗争,19世纪古巴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解放进行第一次独立战争(1868年~1878年)和第二次独立战争(1895年~1898年)。美国早有吞并古巴的企图,一向把古巴看作是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品”和一个迟早会落入美国怀抱的“熟果”。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说:“古巴在墨西哥湾和安得列斯海所处的险要位置,当地民风淳朴,它位于我国南海岸和圣多明各岛的中间。宽广的哈瓦那避风港与我国缺少良港的漫长海岸线遥遥相对,它的生产和消费的特点为双方互利的贸易提供基础,所有这一切集中起来就使古巴对我们民族利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任何其它外国领土都不能与它相比,而我们同它的关系差不多与我联邦各州之间的关系一样。
”美国曾想以1亿美元的代价购买古巴,但被西班牙政府拒绝。19世纪后期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资本控制古巴的制糖、烟草、造船等工业部门,为了维护在古巴的经济利益,美国在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以“援助”古巴独立为名进行武装干涉。1933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以陆军参谋长身份控制和操纵政府,1940年出任总统,后在1944年的大选中失败下台。1952年3月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巴蒂斯塔再次夺取政权,此次上台后当年即解散议会,废除1940年以来带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条例”和反劳工法,次年宣布古巴人民社会党为“非法”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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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4年又宣布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在其上台后的短短几年内古巴就有数万人被杀或遭监禁、流放,10万多人流亡他国,上百万人失业。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近一步控制古巴经济,古美还签署《军事互助条约》,据此美国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军警直接参与镇压古巴人民革命的行动。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激化古巴国内矛盾,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者(165人)攻打圣地亚哥-德古巴市郊的蒙卡达兵营,以便夺取武器武装人民,开展广泛的解放运动。此举未能成功,许多革命者牺牲,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幸存者被捕入狱,同一时间发动的对巴亚莫城兵营的进攻也告失败。攻打兵营成为反对独裁、争取恢复被巴蒂斯塔废除的宪法武装斗争的开端,鼓舞古巴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地主、资本家的革命斗争。国内出现名为“7·
26运动”的新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提出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暴政的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被捕后被判以15年徒刑,在圣地亚哥一个法院受审时卡斯特罗以律师身份获准进行答辩。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发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演说,该演说后来成为武装斗争的政治纲领。鉴于全国爆发要求特赦政治犯的人民运动,巴蒂斯塔于1954年11月总统选举前夕释放攻打蒙卡达的参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因大赦获释后返回哈瓦那。195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其弟劳尔·卡斯特罗迁居墨西哥,他们在那里组织一支革命部队,伺机打回古巴。在墨西哥中菲德尔·卡斯特罗遇见拉美游击战理论创始人之一格瓦拉,格瓦拉是阿根廷的一名青年医生,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24岁辍学后,游历南美各地。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民主政府中服务,阿本斯被军人推翻后他逃到墨西哥。
1955年在墨西哥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接受游击训练。
(三)1956年11月25日晚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有82名成员的古巴革命队伍,乘坐格拉玛号游艇离开墨西哥的图斯潘河口,向古巴进发。他们计划在11月30日抵达时国内的革命者弗兰克·派斯在圣地亚哥发动一连串游击战,予以配合。到了那一天派斯依照计划很快控制圣地亚哥,但由于海上波涛汹涌,卡斯特罗的队伍直到12月2日才到达古巴奥连特省。卡斯特罗的革命远征队伍一上岸就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经过3天血战后只有12人突出重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其中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1957年1月起义军夜袭普拉塔兵营,歼敌12人,首战告捷。同年5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部队进攻乌贝罗,歼敌53人。此后起义军明确宣布要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提出进行土地改革、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的政治权利等口号,赢得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全国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有着重大的影响,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率领一部分爱国青年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虽然这次要打倒独裁统治的行动失败了,但却推动群众斗争的积极开展。大学生运动自此得名为“3·13革命指导委员会”,进行武装斗争。4月9日哈瓦那工人举行总罢工,1957年9月5日爆发西恩富戈斯市人民起义,革命者和起义水兵占领卡约洛科海军司令部,控制全市并把武器发给人民,巴蒂斯塔军队前去残酷地镇压西恩富戈斯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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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13革命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2月24日,原名革命指导委员会。该组织一方面领导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与七二六运动领导的起义军配合进行武装斗争。1957年3月13日该组织派遣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埃切维里亚为首的40多名青年攻打古巴总统府,行动失败,为了纪念这次行动,该组织更名为“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该组织积极支持新政权,1961年7月该组织同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合并为统一革命组织。在反对巴蒂斯塔暴政的斗争中马埃斯特腊山区成为联合一切反政府力量的中心,古巴建立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领导的“7·26运动”为中心的,包括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及其他政党派别都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反帝阵线。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7年7月12日宣布的《土改宣言》和1958年10月10日宣布的《农民土地权》第三号法令对于动员群众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些文件时解放区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分给农民,革命的社会基础得以扩大,农民、工人、大学生等纷纷参加起义队伍。
1957年底至1958年初游击队发展到2000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把游击队改编为起义军。为了解放全国,起义军积极作战。1958年初,劳尔·卡斯特罗带领50名战士通过敌占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到克里斯塔尔山区,在那里开辟“弗兰克·派斯第二东方战线”。不久奥连特省北部马亚里至巴腊夸一带被起义军所控制,同时在胡安·阿尔梅达指挥下开辟“圣地亚哥-德古巴第三战线”。人民社会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北部活动,“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武装小组于1958年2月在努埃维塔斯地区登陆,经过5天行军后到达埃斯坎布赖山区,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到1958年上半年起义军活动在奥连特省的大部地区,其他几个省区内也爆发武装起义。
(五)1958年5月巴蒂斯塔在镇压四月罢工和哈瓦那等城市的武装起义后开始大肆鼓吹对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总进攻”,此时游击队主要基地仅有300余人防守,只装备有步枪和冲锋枪。巴蒂斯塔政府出动1万多人的军队,配备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围剿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驻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军队也提供飞机对起义军基地进行轰炸,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军时与之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他们在山村基地实施巧妙机动,充分利用山区险峻的地理条件,疲惫和袭击敌军。政府军官兵不愿为巴蒂斯塔卖命而士气低落,起义军对俘虏的政府军人员进行教育,然后遣送回去,这些被俘官兵回到巴蒂斯塔军队后进行鼓动,数星期之内官兵纷纷开小差。起义军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给进攻的敌军一系列打击,7月底在圣多明各的3天战斗中得到增援的起义军歼灭政府军最强大的一股敌军后转入反攻。
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后起义军歼灭政府军队1000多人,并肃清马埃斯特腊地区的政府军,巴蒂斯塔发动的“总进攻”以失败告终。1958年下半年古巴革命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8月底起义军的两个纵队在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1932年2月6日——1959年10月28日)指挥下开出马埃斯特腊山区,穿越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南部沼泽地,在古巴西部地区展开进攻。在拉斯维利亚斯省中根据已达成的政治协议而加入进攻的革命军队有“3·13革命指导委员会”、人民社会党和其他反美反独裁团体的武装部队,这就使该地区的力量联合起来并加速军事行动的进程。从巴蒂斯塔军队占领下解放重要城镇福缅托,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起义军进而控制大片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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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958年12月29日起义军开始攻打省会圣克拉拉,守城的政府军有3000人,装备有自动武器和大量弹药,并得到20余辆坦克、1列装甲列车和航空兵的支援。进攻该城的起义军有400人,装备自动和半自动步兵武器。尽管政府军占有优势,但起义指挥部仍决定攻打圣克拉拉。为防止政府军从东部地区调兵增援,特别是机械化分队的增援,格瓦拉在进攻前夕下令炸毁法尔孔城附近的桥梁。起义军在居民的支援下在攻打圣克拉拉的激烈战斗的第1天就获得重大战果,他们缴获满载武器弹药的政府军装甲列车。1959年1月1日“列昂西奥·维达尔”兵营最后一批守军缴械投降,同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起义军占领东部省会圣地亚哥。在这前一天独裁者巴蒂斯塔慌忙逃往国外,地方反动势力和美国大使馆企图将革命引向歧途,扶植其代理人取代巴蒂斯塔,但是起义军指挥部和人民社会党号召总罢工,挫败这一阴谋。
1月2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指挥的起义军开进首都哈瓦那,政府军投降,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1959年1月3日在圣地亚哥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由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任临时总统,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司令,这个政府不批准革命者拟制的法律。2月革命力量迫使这个政府辞职,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革命政府总理,由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任总统。革命政府主要是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7·26运动”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为中心的政权,包括不同倾向的反对巴蒂斯塔的各党派人物。新政权实现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工业的政纲,宣布美国公司和当地大、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执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维护国家独立的政策。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同年“7·
26运动”与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革命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革命战争的胜利使古巴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七)曼努埃尔·乌鲁蒂亚·莱奥(1901年12月8日——1981年)是古巴临时总统,1901年12月8日生于奥连特省首府圣地亚哥。1923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后在奥连特一个小村庄任法官,1928年任陔省希瓜尼市法官。1932年马查多独裁统治时期曾一度隐退,翌年复职任马坦萨斯地方法官,1949年任奥连持省首府圣地亚哥市法官,1951年任奥连特省法院推事。1957年任紧急法庭首席法官,吏持审判1956年12月卡斯持罗等88人在奥连特登陆时被捕的22人。同年5月池投票将他们无罪开释,因而被巴蒂斯塔政府解职,后流亡在纽约、迈阿密和委内瑞拉。1958年卡斯特罗宣布不承认巴蒂斯塔1958年11月举行的伪选,提出成立临时政府,以乌鲁蒂亚为总统。之后他回到起义军根据地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胜利后于1959年1月出仕临时政府总统。
同年7月因反对卡斯特罗被迫辞职,后逃入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大使馆避难达两年之久。1962午流亡美国迈阿密,以教学为生,同时进行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活动,1981年病逝。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1919年4月17日—1983年6月23日)是古巴政治人物,曾于1959年7月17日至1976年12月2日出任古巴共和国总统,及后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多尔蒂科斯生于拉斯比利亚斯省西恩富戈斯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既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医生,他的一个祖先是英国著名探险者托马斯·特里,在西恩富戈斯创立托马斯·特里剧院。多尔蒂科斯在哈瓦那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1941年毕业,取得法律学士学位。他加入共产主义控制的人民社会党,曾一度作为党的秘书长代理领袖。

拉美历史之古巴篇(第二期)


(八)作为一名律师的他强烈反对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府,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民间抵抗运动,为起义军提供武器和物资。1958年他当选古巴律师公会主席,但被巴蒂斯塔政权逮捕入狱,及后成功逃狱并飞往墨西哥。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成功后多尔蒂科斯回国,在卡斯特罗为首的内阁任法律部长,在这方面他发挥重要作用,草拟有关法例,例如土地改革法和基本组织法取代1940年宪法。曼努埃尔·乌鲁蒂亚总统辞职后,1959年7月17日多尔蒂科斯被部长会议任命为古巴总统。除了充当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还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65年起)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4年起)。1976年古巴宪法实施后卡斯特罗成了古巴的国家元首,多尔蒂科斯离任,改任国务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他担任这些职务直到于1983年6月23日自杀,之后他的自杀(由自我造成的枪伤)显然受到妻子去世以及慢性脊髓病的影响。
作为总统,多尔蒂科斯代表古巴参加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61年),和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的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1962年)。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多尔蒂科斯在联合国演讲中宣布说古巴拥有核武器,但他希望绝不会使用。1966年10月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受到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欢迎。1973年5月25日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和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总统的就职典礼。

切·格瓦拉


(一)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原名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战争的核心人物。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在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1950年1、2月暑假时格瓦拉游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4000多公里的路程。
1951年格瓦拉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产生。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他的第2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格瓦拉。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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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危地马拉中格瓦拉结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其中有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后来在墨西哥中她成为格瓦拉第一任妻子)。格瓦拉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政权。1954年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6月27日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阿本斯政权被颠覆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地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危地马拉的革命经历使格瓦拉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在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卡斯特罗组织的“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图斯潘出发,驶向古巴。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两天的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一名战士。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
(三)1959年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达·马奇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156人,但一般认为人数可能高达600人。1959年10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
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自己的职务。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古巴,前往刚果(金)。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同时格瓦拉在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先后前往刚果(金)及玻利维亚试图点燃革命火种。在刚果(金)的军事行动受挫后格瓦拉到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活动,最后因为当地农民出卖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逮捕,遭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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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最初他得到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在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并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7个月的苦头之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格瓦拉一度考虑将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刚果。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地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的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将不再踏上这片土地。
(五)1966年至1967年间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进行革命活动,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伙伴亦改变一些游击队的活动方式。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准备只是应付玻利维亚军政府及其一支训练和装备皆极差的军队,却没有在意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当美国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反革命,因为美国的援助让玻利维亚军队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更包括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活动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令他无法寄发消息到哈瓦那,游击队员用来给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这令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地被孤立。
由于美国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万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拉伊格拉中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0月8日当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带领巡逻,特种部队包围营地并捉住他,他在他的腿受伤后投降。巴里恩托斯总统知道他被擒后马上下令处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个破落的校舍一夜后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绑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签抽到短秸秆的玻利维亚陆军中士枪毙。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七·二六运动


(一)1953年7月26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古巴发动一场由150多名革命热血青年参加的反对巴蒂斯塔法西斯统治的武装起义,并对蒙卡达兵营发起攻击。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得到人民的支持,并由此揭开古巴人民反独裁专制、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序幕。1955年卡斯特罗组织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日子命名的革命组织“7.26运动”,领导古巴人民进行反独裁斗争。1952年3月10日美国扶植亲美的巴蒂斯塔在古巴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巴蒂斯塔政权恨之入骨,他们不断掀起武装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1953年7月26日革命青年对于奥连特省圣地亚哥东北的反动碉堡蒙卡达兵营发动第一次英勇的袭击,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生)参加并领导这次起义,虽然由于力量悬殊导致起义失败,但由此揭开古巴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序幕。
1952年3月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后26岁的年轻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他的大学同学和朋友结识和团结一大批爱国青年,组成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进行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1953年初卡斯特罗和他的同伴们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他们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就是攻打奥连特省的两个政府军兵营——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
(二)蒙卡达兵营当时约有1500名武装精良的政府军士兵,7月26日清晨135名起义者身着政府军制服,趁着星期天和狂欢节期间兵营守备松懈之际向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同时发起进攻。他们兵分3路:一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攻打蒙卡达兵营; 另一路由劳尔·卡斯特罗率领,攻击司法大厦;还有一路由起义军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阿维尔·圣塔马里亚率领,攻占市立医院。卡斯特罗领导的队伍按预定计划解除兵营3号岗哨的武装,但是由于政府军的一支巡逻队的突然出现,起义者的队伍中有人提前开了一枪而惊动兵营守军。政府军紧急出动,战斗在兵营外进行。由于敌强我弱导致起义者完全处于劣势,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遭到失败。攻打司法大厦和市立医院的行动也同样失败,许多人被俘。撤退下来的18名热血青年跟着卡斯特罗上了山,8月1日清晨精疲力竭的卡斯特罗和身边的两个同伴在昏睡中被捕。
在敌人的法庭上卡斯特罗发表著名的长篇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义正词严地斥责巴蒂斯塔政权卖国反人民的罪行。他的自我辩护持续2个小时,最后卡斯特罗高声说道:“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果卡斯特罗被判处15年徒刑,他的弟弟劳尔被判13年,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先后被送到松树岛的国家监狱。
(三)由于古巴国内反独裁斗争风气云涌,在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巴蒂斯塔政权只好宣布大赦。1955年5月15日卡斯特罗和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的革命者都获得自由,出狱后卡斯特罗组织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日子命名的革命组织“7.26运动”,领导古巴人民进行反独裁斗争。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终于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革命胜利后“7.26”成为古巴最重要的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中古巴都要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在“七·二六”起义精神的鼓舞下流亡墨西哥的一批古巴爱国青年在1955年5月正式建立“七·二六运动”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斗争。1956年11月底菲·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1928—1967)等八十三名古巴爱国青年从墨西哥乘“格拉玛”号游艇向古巴奥连特省海滩暗渡,12月2日在海滩登陆,虽然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和“围剿”,但菲·
卡斯特罗等人还是顽强地站稳脚跟。在农民的帮助下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得到发展。1959年1月终于推翻巴蒂斯塔的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七·二六运动”组织在1961年与古巴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该党于1965年改为古巴共产党,是古巴革命胜利后唯一的政党,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党的第一书记和政府总理。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1932年2月6日——1959年10月28日)是古巴民族英雄、革命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一起誉为“古巴革命三大司令”。1932年2月6日西恩富戈斯出生于哈瓦那市,1940年西恩富戈斯进入圣阿莱杭德罗艺术学校学习,但是很快因为经济问题不得不退学。在哈瓦那市中心的“艺术”时装店当学徒,1948年他开始介入政治事务,参加反对增加公共汽车税的游行。1953年他前往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活,1954年他成为反抗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地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955年12月7日的纪念古巴独立英雄马塞奥·伊·格拉哈莱斯的游行中被警察的子弹打伤,在被警察折磨又丢工作以后西恩富戈斯再次离开古巴,前往美国纽约。他的法定居留期满后被驱逐出境,来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停留期间西恩富戈斯认识了菲德尔·
卡斯特罗,后者正在组织力量远征古巴,进行抵抗活动,1956年11月西恩富戈斯跟随其他81人乘坐格拉玛号回古巴进行战斗。1956年12月2日“格拉玛号”抵达古巴,在三天穿过沼泽和丛林的困难行军后在Alegría de Pío地区中这82人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突然袭击,幸存的游击队员们被打散成几个小组,在马埃斯特腊山来回行动几个星期,一个月后西恩富戈斯重新见到菲德尔。1957年他成为革命力量的领导人之一,1958年在“夏季攻势”失败后西恩富戈斯成为三个革命纵队司令员当中的一个,率领自己的纵队向西行进,准备拿下圣克拉拉市,其余两个纵队分别由切·格瓦拉和海梅·维加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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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加的纵队遭到政府军伏击失败,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的纵队成功到达中部,经过战斗后迫使政府军在亚瓜哈伊投降,从此他获得“亚瓜哈伊的英雄”称号。12月31日这两个纵队占领圣克拉拉,政府军的大多数防御部队不开火就投降了。第二天巴蒂斯塔逃出古巴,游击队取得胜利。此后西恩富戈斯将在古巴军队高层任职,并成功镇压反卡斯特罗的暴动,并在土地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西恩富戈斯的政治倾向时在历史界看法不一,很多人认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曾经谴责共产主义思想。不过西恩富戈斯的好朋友、古巴作家、历史学家卡洛斯·弗兰基持相反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西恩富戈斯被描述为“同情共产主义”的政治人物,而且他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切·格瓦拉的共产主义政策,西恩富戈斯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都持极左翼的政治观点。
在西恩富戈斯去世前几天根据卡斯特罗的命令,他逮捕他以前的战友司令员乌维尔·马托斯,马托斯此前向卡斯特罗抱怨说1955年7月26日运动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渗透,而现时当权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番抱怨并没有得到答复。在这种情况下马托斯致信卡斯特罗,放弃卡马圭省司令员的职务。西恩富戈斯认为马托斯是在公开与政府对抗,尽管后来发现后者并无此意,但是他还是逮捕马托斯。1959年10月28日西恩富戈斯的专机在从卡马圭夜航回到哈瓦那的途中失踪,整个国家停止工作数日来寻找他,11月初西恩富戈斯被宣布已经失踪,他成为古巴革命的又一位烈士。

古巴共产党


(一)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党,古巴共和国宪法规定古巴共产党是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先锋组织,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古巴共和国宪法》于1976年2月15日经公民投票通过,24日生效。最初12章141条,主要内容为:古巴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和其他劳动者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劳动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古巴共产党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常设机关是国务委员会。新宪法规定国家元首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并设立总理职务。1902年古巴独立后不久就有一些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布拉斯·
罗加、埃尼巴尔·埃斯卡兰特和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古巴共产党,该党是第三国际的成员,接受莫斯科领导,后来因为选举需要改名为“人民社会党”。最初人民社会党对卡斯特罗持怀疑态度,1961年7月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正式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3年5月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3日又更名为古巴共产党。60年代和70年代初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保卫国家主权和社会经济改革的斗争,1975年12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基本纲领和党章,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提出新的宪法草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76~1980),决定建立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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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0年12月召开二大,修改党章,制定内外政策,并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1981~1985)。1986年2月召开三大,12月举行三大续会,正式通过党纲。六七十年代古共规模小,而且在政治局外不活跃。1969年古共党员只有5.5万人,占古巴总人口的0.7%,是世界上最小的执政共产党。20世纪70年代开始机构扩展,1975年召开一大的时候有党员20万,1980年有43万,1985年有52万,1997年有78万;现有党员约89.3万人。古巴共产党成立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曾长期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2011年4月16—19日召开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劳尔·卡斯特罗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苏东剧变导致1990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计划经济(不过后来开始经济改革)。
1997年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外强调把经济工作放在优先地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集体成员的共同所有、共同劳动和共同受益。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等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体所有制。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属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同与区别之处,对二者关系的正确分析能够为后续的结合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总体来看二者具备以下关系:物品交换应在私有性的基础上进行,但在马克思主义中指出当生产资料所有权具备公共性质时则失去商品交换资格。因此生产资料的归属者为劳动人民,并且劳动者的地位平等,任何团体、组织等都不能搞特殊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生产资料能够被当作商品实施等价交换,这属于一种排它性的表现,要求公有制企业能够在明确生产资料公有属性的基础上使经营权与所有权独立,在确保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对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同时在对共有资本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应保障在实现企业之间交换的基础上对人民、国家等所有权负责,经营理念能够与国家调控相一致。2011年4月16至19日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通过劳尔·
卡斯特罗所作中心报告、《经济社会政策纲领》、《关于完善人民政权机关、选举制度和行政区划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等4份文件,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由劳尔·卡斯特罗接任,马查多出任第二书记。《经济社会政策纲领》规定古巴经济模式将继续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能力和劳动”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基础,古巴经济模式的目标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文件还列举古巴即将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开放私营部门、建立税收制度、实现企业自主、取消不必要的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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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起其它执政的共产党(如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时古巴共产党更执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和计划经济模式,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尽量避免市场经济改革,但在苏联解体以后迫于经济压力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措施。曾积极支援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冷战期间与苏联联合出兵安哥拉,与南非军队展开战斗,最终促成纳米比亚摆脱南非白人政权统治并获得独立。苏联解体后由于缺少外援,古巴减少对国际事务的介入,但坚持向外派遣医生、农业技术人员来支援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开始向拉丁美洲国家的左翼领导人(如巴西的卢拉·达·席尔瓦、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寻求支持。党纲规定:党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巴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目标是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使之成为独有的生产关系;
发展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改善古巴共产党作为整个社会生活最高领导的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组织。古巴共产党认为以美国、苏联为主的两极世界已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认为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发展关系。主张缓和、普遍彻底裁军、全面禁止核武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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