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物卡斯特罗四处逃亡，他乡遇知己

“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时候人生确实是这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菲德尔·卡斯特罗逃离追捕之后，他又得到了什么呢？
卡斯特罗虽然逃到了墨西哥，但巴蒂斯塔并没有放过他,墨西哥和巴蒂斯塔的警察进行勾结合作，到处设法搜捕他。有一次差一点结果了他的性命，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人被抓住了，由于警察为争夺赏金发生斗殴，结果被卡斯特罗设法脱逃,但卡斯特罗设在洛马斯德查普尔特佩克的武器库被查抄了。此后，卡斯特罗找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场所供训练之用，这个场所设在墨西哥城远郊的圣罗莎农场上，卡斯特罗请了阿尔维托·巴约、米格尔·桑切斯和何塞·史密斯作为教官。

巴约生于古巴，父亲是一个西班牙军官，尔卡岛的声西班牙内战，1936年，他曾经率领进攻马利奥卡岛但未成功的远征,他在墨西哥当过陆军航空学校的校长和“西班牙民主之家”的主席，在前15年中，曾一度把西班牙青年共产党员训练成游击战士送回西班牙去。
米格尔·桑切斯虽是古巴人，但因曾参加美国军队在朝鲜作过战，所以被称为“朝鲜佬”，他们在圣罗莎农场的训练基地进行严格的训练，所有受训练的人一律过着严格的生活，护照一律没收，受训人员除了特定的时间不准离开农场，性生活受到控制，寄往古巴的信件被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禁止同素不相识的人谈话。
几个月后，格瓦拉说:“我们发觉我们队伍里有个奸细，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出卖了我们的一批装运的军火，我们还知道他出卖了游艇和一部收发报机。虽然这笔生意还不曾完成“法律合同’方面的手续，这第一次的出卖事件证明了古巴当局的特务正在活动并且是熟悉我们秘密的，但这事件却挽救了我们，因为有奸细这一事实也在我们面前暴露出来了。

从那时刻起，我们不得不进行紧张的工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作好了“格拉玛号”的准备，尽可能储藏我们能弄到的粮食，以及军装、步枪、装备和两挺几乎没有弹药的反坦克枪。最后，1956年11月25日深夜两点钟，卡斯特罗的那句曾经被官方报纸嘲笑的话开始成为现实了:“1956年，我们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烈士！”
在墨西哥，劳尔·卡斯特罗向他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推荐阿根廷青年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干涉，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的进步政府被推翻。切·格瓦拉从危地马拉来，格瓦拉从危地马拉深刻社会革命中汲取经验，他认识攻打蒙卡达兵营的避难者尼科·洛佩斯。
格瓦拉从尼科那里听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正直、勇敢。格瓦拉正在寻找他能够参加的一场拉美解放战争，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律师，他们都有广博的知识和高雅的情操，尽管格瓦拉不是古巴人，但卡斯特罗却接纳格瓦拉为将来远征古巴的一个真正成员。

格瓦拉曾经是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他读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列宁的《怎么办?》等著作,1953年12月来到危地马拉后，参加了危地马拉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民主青年联盟”的活动。1954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中国逗留了一段时期，学习了一些革命道理，到了墨西哥，他还想随危地马拉代表团参加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卡斯特罗这次到墨西哥的过程中，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会晤最具重要意义，现在人们谈到古巴革命，一提起卡斯特罗，必然会提起他的另一位战友格瓦拉少校。格瓦拉被人们通称为切·格瓦拉，阿根廷人，当时26岁，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医科毕业生。
英国作家休·托马斯谈到格瓦拉与卡斯特罗这次会见时说:“1955年11月，格瓦拉会见了卡斯特罗，这两个人有一天晚上，在洛马斯德查普尔特佩克，一个古巴流亡者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德帕洛马的家里，作了一次长谈，从那里，在破晓的几个小时中，可以看到波波加德伯特尔山，格瓦拉也许把卡斯特罗看作他在流浪中所访求的那样一位具有“伟大领袖”特点的人。1962年，格瓦拉说他自己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敢于为高贵事业冒万险的传奇的冒险家那样被卡斯特罗所吸引住了，他加人了卡斯特罗的部队，作为个医生兼游击战士。

1959年古巴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1960年起，提出“游击中心”理论，著有《游击战》、《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等书，1965年发表致卡斯特罗的信，表示辞去古巴政府职务并放弃古巴国籍、军衔，然后到拉美其他国家建立“游击中心”组织，1967年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获后杀害。在墨西哥，卡斯特罗组建了这支小部队，这支队伍的骨干都由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成员担任，其中有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赫苏斯·蒙塔内、尼科·洛佩斯、胡安·阿尔梅达、阿曼多·梅斯特雷和卡利斯托·加西亚。40岁的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的加人极大地加强了卡斯特罗的组织，他是哈瓦那市马里亚纳奥区的老议员。
1955年10月底，卡斯特罗和马克斯到美国访问，参观古巴人居住区七个星期，组织“7·26运动”和募集资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是因经济原因离开古巴的工人。卡斯特罗在美国加强“7·26运动”，然后回到古巴发展地下组织。在返回墨西哥之前，卡斯特罗发表了第二个“7·26运动”宣言，宣布“革命是人民的事业”，反对派的野心家们看到了卡斯特罗及其组织的威胁。

墨西哥联邦安全警察逮捕了卡斯特罗和其他20名成员，他们被控“践踏墨西哥移民法”和“从事非法活动”。但是，经过一周调查之后，联邦安全警察向墨西哥总统递交一份报告，承认“7·26运动”集团没有与共产主义牵连，也没有得到共产党的资助。墨西哥新闻界称切，格瓦拉是左派活动分子，墨西哥《至上报》认为“格瓦拉大夫是墨俄文化交流协会的积极成员”。
西班牙共和军前上校阿尔维托·巴约训练过卡斯特罗的人，他逃脱了逮捕，巴约是游击战专家，他写信给警察和新闻界承认自己是该集团负责人。墨西哥联邦安全局承认“卡斯特罗不是共产党”。卡斯特罗和战友们被无罪释放，一获自由，卡斯特罗加紧执行重返古巴的计划。
卡斯特罗两次会见古巴人社党，人社党支持卡斯特罗重返古巴的计划和决定，在第一次会见中，人社党密使奥斯瓦尔多·桑切斯向卡斯特罗指出，人社党希望重返古巴的计划延期到明年1月份，到那时榨糖季节开始，可在糖业工人中组织罢工运动。这样，卡斯特罗的重返计划就能使国内的经济罢工变成普遍的政治罢工，革命形势有利于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

卡斯特罗告诉桑切斯，他已经公开答应古巴人民，已经无法推迟重返计划，卡斯特罗还通报桑切斯，远征部队登陆以后，他准备号召城市起义，尤其是圣地亚哥城的起义。桑切斯返回哈瓦那和其他领导人讨论卡斯特罗的计划，为了支持起义，人社党着手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在东方省，人社党与“7·26运动”负责人弗兰克·派斯建立了联系。
卡斯特罗还未从墨西哥出发，人社党的弗拉维奥·布拉沃去见卡斯特罗，他是卡斯特罗的老朋友，他告诉卡斯特罗，虽然卡斯特罗享有崇高的威望，可是“7·26运动”要想成功地协调整个古巴的一系列起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一旦开始行动，他们会得到足够支持，行动将变成大规模斗争，人社党答应为实现大罢工而努力。布拉沃和卡斯特罗斯特罗之间的会晤是在1956年11月，布拉沃和卡斯特罗呆到卡斯特罗几乎快离开墨西哥的时候，人社党和斯特罗之间的联系是秘密进行的。

“7·26运动”东方省行动负责人弗兰克·派斯也到墨西哥看望卡斯特罗并向他指出:“大罢工的准备工作还很不充分，圣地亚哥的干部还手无寸铁，缺乏准备和协调。”派斯建议卡斯特罗的人延期进入古巴，但是，卡斯特罗说服派斯推迟计划对“7·26运动”心理上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履行诺言对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将是一个新的鼓舞，派斯被说服，满怀干劲回国，又开始工作起来，准备迎接卡斯特罗远征部队的到来。
弗兰克·派斯走遍东方省，积极组建”7·26运动”支部，制订军事作战计划，寻我武器，草拟卡斯特罗重返古巴计划部分成功或失败的应急方案。
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精神，莱斯特·罗德里格斯和弗兰克·派斯负责和各政治爱国团体，包括共产党，建立联系。派斯和卡斯特罗都认为共产党(人社党)正直，承认他们在组织起来的工人中是一支重要力量，东方省共产党的青年领袖菲德尔·多梅内奇在圣地亚哥和“7·26运动”首次进行正式接触。

后来，东方省曼萨尼略市长弗朗西斯科·帕基托·罗萨莱斯被任命为负责和“7·26运动”保持接触的联络员。有时候，罗萨莱斯和多梅内奇一起参加在“7·26运动”工人阵线负责人拉蒙·阿尔瓦雷斯家举行的重要会议，讨论工会运动内部两个组织之间的协调问题。
奥斯瓦尔多·桑切斯在墨西哥首都和卡斯特罗举行会谈以后，人社党全国委员会命令其各省的领导人，一旦卡斯特罗率领的远征部队在东部地区登陆和城市起义开始，要立即组织大罢工，配合“7·26运动”，迎接卡斯特罗的部队登陆，发展大好革命形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卡斯特罗困境中遇知己，你在困难中呢？难道仅仅只是觉得自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