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大帝明察秋毫，对官场上下庇护之习进行了严厉的训责！

有一句名言：“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可见他的眼力极深，看穿了古代官场的本质。
的确，官官相护，朋党相投，这一直是封建专制的社会官场的一大弊端，这一弊端能蒙弊统治者的视听，使其从而作出错误论断，危及统治基础的稳固。于是，乾隆皇帝在惩处党庇问题上采取了“一追到底，弄清真相”的才智。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十二月，两江总督高晋奏报，说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欺诈、扰累小民一事，经他审讯后，得知是段成功患疟疾时常常昏迷，未能检点其家人的行为，并非有意让他们恣意索取民财。乾隆皇帝看过奏本，马上有了疑问：段成功不过时患疟疾，也不至于因此而昏迷，使下属家人勒索民财吧。

而高晋这样奏报，一定是有意庇护段成功。乾隆大帝的确聪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于是传旨对总督高晋严行申饬，提出正告，念他初任两江总督，宽恕其罪并让他和江苏巡抚明德及侍郎四达一起将此案审讯清楚。在审讯中，得知办理段成功累民案的苏州知府孔传珂、按察使朱奎杨都明明知道段成功是装病而昏迷逃脱罪责的，但是却仍对他免于追究责任。而高晋虽也知其中有隐衷，但他碍于协办大学士庄有恭的面子，才如上面那样报奏乾隆皇帝。高晋在受到乾隆皇帝申饬后，马上又奏明原委，说庄有恭在同年八月参段成功之罪时，就有段成功抱病被家人所欺蒙之说。

乾隆大帝得知此奏后不免暗暗惊奇，因为案中还审出段成功家人索贿的证据，上面多有段成功的亲笔字迹，这证明庄有恭在八月时参奏段成功时已知道段的所作所为，但他又为何为其包庇，说段成功“抱病被蒙”呢？在考虑到庄有恭的实际情况后，乾隆大帝终于明白了原委。原来在乾隆三十年八月，庄有恭虽仍留任江苏巡抚，但已接旨应召回京准备接受另封其职。所以，庄有恭有此举就是因为他离任在即，不愿与江苏官僚同事结怨，便故意留下余地，认为这样不但可以保住自己是察吏安民的好官，还可以博得段成功对他的好感，而不至于离任前还结怨于地方官。了解到这些情况，乾隆皇帝不禁勃然生怒。

他训斥庄有恭：此等卑琐居心行事，尚安得为纯臣乎！是有心欺朕矣。”乾隆皇帝这样发怒也是有因可循的，这还得从庄有恭的辉煌履历谈起。庄有恭，在乾隆四年殿试中高中状元，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江宁学政；到了乾隆十六年，已荣为封疆大吏，出任江苏巡抚；到了翌年也即十七年时，又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转署江南河道总督；乾隆二十三年降级署湖北巡抚；二十四年调任浙江巡抚；二十七年移江苏巡抚；二十九年擢升刑部尚书，留巡抚任；三十年正月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暂留巡抚任；同年八月，即被乾隆皇帝召回京。

不难看出，乾隆大帝对这位状元公是十分信任和赏识的，让他升再升，并且在庄有恭五十二岁之时被召回京，马上就可能入阁拜相了，不意间却闹出如此党庇丑闻，实在是得不偿失。庄有恭做官也并不是毫无政绩的，甚至可以说他政绩昭著。他一向“以清廉自励”，史称他“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在民间能有这样的好名声，不流汗操劳，没有半斤八两的精明能干自然是得不来的。像他这样被乾隆皇帝重用的状元郎竟会负恩庇党，乾隆皇帝难免发火了。所以乾隆大帝说：“庄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实在是太令朕失望。”

于是，他下令将庄有恭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之职，交刑部严查。事情本来可以因此而结束，然而案情的发展又使乾隆大帝有了更清晰的思路，由此引出了山西吏治腐败的又一大曝光。被乾隆大帝派去审查段成功一案的侍郎四达奏说，在知府孔传珂和按察使朱奎杨的供词中，均有庄有恭出面要求从宽处理段成功一项。乾隆大帝闻知后更加生气，他又指责庄有恭“居心欺诈”，“此案之上下相蒙，俱有庄有恭授意指使，以致桌司、知府扶同欺混”，如果姑息其过，“何以董正天下督抚哉！”在申饬庄有恭的同时，乾隆大帝敏锐地抓住了整个事件的最象症结，即庄有恭并非袒护段成功，而是为了有意避开曾保举段成功的另一名官员和其衷。

和其衷是新任江苏巡抚明德的兄弟，所以庄有恭因“恐事发累及举段，有碍颜面，遂尔心存瞻顾。上司属员，意会色授，各相喻于不言。”乾隆大帝由此认为，庄有恭自为巡抚，其下面的属员自然是看他的意愿而行事，这败坏了官场风气，是不可饶恕的败风败德行为。为了打击党庇，于是庄有恭被判斩监候，于秋后处决。其属员朱奎杨、孔传珂因系从犯，宽免其死罪，发往军台效力。在审结庄有恭一案时，乾隆大帝抓住典型事例，进行现身说法。

对官场上下庇护之习进行了严厉的训责：“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若不急为整饬，将启党援门户之弊，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朕力挽颓风，遇有此等案件，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内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自湔洗，务使痼习一清，毋蹈覆辙。”本要结束，孰料一波未平，乾隆大帝接着又查出段成功以前在山西阴曲县当知县时，曾亏空银一万两以上。当调任为苏州府同知时，段的原上司为他把亏空银弥补上。段成功的上司，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为山西巡抚移任陕西巡抚的和其衷。

为此，乾隆皇帝下达长谕，痛斥和其衷及有关官员，全部把他们革职拿问。段成功在山西任内亏空银两，其上司同事不但不揭发他的罪行，还帮助弥补亏空，这使乾隆皇帝感到山西官员之间“非寻常徇庇可比”，于是他又连下数谕，痛斥和其衷等人徇私党庇，下令将和其衷判为斩监候，一并革去山西布政使文缓、太原知府刘墉的职务。将那些帮助段成功弥补亏空的知州县官员九十名，全部严加以议处，并马上处死了段成功。在这一大案中。
乾隆大帝明察秋毫，不为任何假象所迷惑，他从段成功纵容家人诈扰的小事，竟顺藤摸瓜，清查出一大批党庇营私的官员。此举对整饬官场恶习，影响可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