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精要》9：现代社会中成功生活的挑战

作者：唐纳德·J·布德罗
翻译：风灵

我们目前的一部分困难是，我们必须不断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情绪，以便依据不同的规则同时在不同的秩序中生活。如果我们将微观世界（即小群体或小团体，或者我们的家庭）的规则不经修改不受限制地应用于宏观世界（我们更广泛的文明社会），像我们本能和情感的常常渴望的那样，我们就会摧毁文明社会。然而，如果我们总是将扩展秩序的规则应用于我们更亲密的团体，我们也会打碎它们。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世界里。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1988）
本书反复强调，现代社会的繁荣是由极其复杂的人类合作网络所产生的。这种合作网络非常巨大，遍布全球。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是合作网络的一部分，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因此，差不多所有这类有效的合作都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
对于指导我们日常活动的规则而言，这一事实十分重要。
每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两种截然不同既有生产性又有价值的社会安排。其中一种涉及与我们所认识和关心的人互动——与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孩子、朋友、近邻等等互动。这些安排称为“小团体的安排”（small group arrangement）。
另一种安排是与众多陌生人——庞大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中的千百万人互动。其中有很少的陌生人你见过面，比如超市的收银员，最近一次航班上的空乘人员等。但这些陌生人中的大多数——比如缝制了你现在所穿衬衫的人，以及设计了你脚上鞋子的人，都是你从不会见面的人。你对所有这些陌生人都是一无所知。与这些陌生人之间的安排称为“大团体的安排”（large-group arrangements）。
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能够自如地运作以上两种安排。挑战在于，在其中一种安排中恰当的行为，在另一种安排中往往是不合适的，反之亦然。
比如说最基本的小团体安排：直系亲属组成的家庭。就像在更大的社会中一样，家庭内部也必须要做经济决定。今天晚餐的菜单是什么？谁来做饭，谁来洗碗？（这样的决定是在分配家庭的劳动资源。）今年夏天全家去哪里度假?是应该花钱改造厨房，还是该把这些钱存起来供孩子们上大学？
在家庭内部，即使这种“经济”决策，也不是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商业交易。也许家庭是合意达成协议，也许爸妈自行做了所有决策。但不管在细节上某个家庭用什么规则或以什么习惯来决定，一般的家庭都不会动用“保持安全距离”（arms-length）的正式合同、市场价格、竞争性投标，或者其他公事公办的非私人程序，而这些非私人程序正是我们与陌生人之间大部分经济关系的特征。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小团体决策的情况，比如朋友之间决定一起去看哪部电影，一般是通过非正式讨论，形成一致意见，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让出价最高的投标者选择。
而且，在家庭和许多小团体内部，我们通常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准则。家庭预算中妈妈占的那部分，爸爸占的那部分，每个孩子占的那部分，不是由客观的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由一种强大的共享规则决定的。在家庭内部，收入分配不仅是有意识的（通常由一家之主分配），而且多少是平等的。当然，在家庭和大多数其他小团体中，这种共享规则都是值得赞扬的。
在小团体的环境中，我们使用非正式的、非商业性的决策程序和规范是一件好事。首先，商业程序的手续和竞争性在小团体中是不必要的。亲友们真诚地关心彼此，而且彼此了解，知道大量细节。陌生人之间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在小群体环境中，人们不仅可以依靠爱或相互关心来防止欺骗；而且人们也相互熟悉。这种详细且深入的共同知识，让我们相信每个人在相互关系中都能明智行事。比如说，父母通常不需要由警察强制去善待他们的孩子。而且，作为父母，他们足够了解孩子的愿望和能力，不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来了解这些信息。
密切的个人联系，持续的面对面的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感情将家庭成员和其他小团体成员连结在一起，让这些小团体的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都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不需要任何非私人的手段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第二点，也更重要的是，商业程序的正规手续和竞争将破坏小团体环境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人性的核心是与爱人和朋友亲密互动的渴望和能力——以特定的情感和表达感情、关心和爱为基础的方式互动。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想要去关心照顾的人，每个人也都希望被其他有血有肉的人爱着，关心着。比如说，如果父母试图向自己的孩子收费，要他们为家里做的饭菜、为照顾他们生病而花的时间、或者为父母给予孩子的任何其他福利和照顾付费，这会剥夺家庭互动中所有令人满意的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成年后最好的情况也会与社会格格不入。
除了给小孩子零花钱，帮助他们从此开始了解如何管理金钱之外，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金钱关系几乎或根本没有地位。像企业一样运作家庭，将会摧毁而不是培养家庭纽带和个人情感。作为人类，这些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世界仅仅靠“保持安全距离”的契约、市场竞争、货币价格，以及我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所遵循的“你不得”的正式规则运作，那么亲密关系、充满爱的家庭和深厚友谊都将不复存在。这种世界比严寒更糟糕，是不人道的。
每个人都明白由爱和情感支配的人际关系的价值。这样的关系不仅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也进化到了珍惜这样的关系，并知道如何参与其中。就如父母自然会关心他们的孩子；他们不需要谁来指示他们这样做，以及该如何做。与之类似，由于进化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人类都生活在知人知面的小团体中——相对很少与陌生人互动，所以几乎我们所有成功的人际关系都仍然与小团体中的个体相关。
这些情感和情绪将小团体成员联系在一起，让他们能够生存繁衍，这已经成为我们基因的编码。因此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虽然现代人类社会的规模比我们大多数祖先生活的小团体大得多，但这些属于小团体的情绪和情感仍然是我们与亲友们交往的重要“向导”。
然而，纵然这些小团体情感和情绪很有价值，令人愉快，但它们不适合引导我们与更大的社会建立联系。我们对陌生人的了解不可能足够充分，让我们能够像与熟知的个人那样亲密地在他们生活中互动。我们也不可能像关心我们家人朋友的幸福那样深入地关心陌生人的幸福。
要想在现代社会中兴旺发达，我们几乎需要不断地与无数陌生人互动。为了让其中每个人都富有成效，这种互动必须以相互同意为基础，并受到奉行信守承诺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但这些互动不必建立在爱、关心和挂念的感情基础上。这是幸运的好事，因为正如刚才所提到的，除了每天与之互动的很少一些人外，人们不可能了解和关心更多的人了。
我们与千百万陌生人的互动受到非私人规则和市场力量的引导，这样，我们对他人的爱和关心的有限能力就不会不堪重负。我们也没有被要求去了解这些陌生人的生活细节。比如说，当你想买一辆新车时，你只需要知道关于这辆车的质量和它相对其他车的价格的信息。当你决定是否买车时，你唯一需要知道的个人信息就是你自己的信息。你对汽车的品味和偏好是什么？你接受的价格范围是多少?你买车最佳的财务安排是怎样的？你不需要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千百万为汽车生产做出了贡献的个人的任何这类私人信息。
我们与陌生人互动的规则和我们与认识的人互动的规则重叠，但要“单薄”得多。尊重陌生人，不要认为你比他们更能判断什么对他们最好；不要偷盗；不要欺骗;不对他们启用暴力；遵守你对他们的承诺；尊重他们的财产权。要遵守这些规则不需要陌生人的私人信息。当人们在经济社会中与陌生人打交道时，遵循这些非私人规则时，就会产生“保持安全距离”的交换和合同。这些交易和合约产生了市场价格。然后这些价格又引导我们每个人（既作为消费者，又作为生产者）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有效互动，从而让我们的现代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因此，现代社会的成功和可持续要求我们每个人与熟人交往时遵循我们的小团体规范，但与陌生人交往时也要把这些规范放在一边。
在这两套全然不同的规范之间来回切换存在困难，特别是因为我们基因中天生就喜欢遵循小团体规范。当我们在电视上或网络视频中看到那些正在遭受失业或其他经济不幸的陌生人时，我们的小团体规范就引发了我们内心对这些陌生人的同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我们政治国籍相同）。因此，当政府官员承诺“做点什么”来减轻痛苦时，我们倾向于支持这些努力，即使我们怀疑这些努力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理智的推理可能会使我们相信政府提出的努力不起作用，成本太高，或者有其他不合理之处。但是我们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大家庭的话，政府所计划的努力就接入了我们的小团体规范。这些规范由此激活，往往让那些希望对政府的政策进行公正（“理性”）评估的人难以克服。不管好坏，即使是最好的理性评估，也往往不足以克服我们有意识倾向于那些我们认为处于痛苦之中的自家人的情感冲动。
当政府以我们国家这个“家庭”中充满爱心和智慧的领导出现时——这也是媒体、学者和流行文化描绘的样子，这些小团体规范的力量就会尤为强烈。就像我们为了从经济困境中拯救我们的孩子或兄弟姐妹而愿意作出个人牺牲那样，作为国家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也会赞扬我们国家大家庭的领导人为拯救我们中那些陷入困难的人所作的努力。
但是源于小团体规范的政府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如果政府提高关税以保护国内小麦农场主的工作，其他行业的工人就会受到影响。原因是对小麦征收更高的关税——减少了外国人向美国出口小麦赚到的美元，意味着外国人能用于进口我们其他的商品（或投资于我们的经济）的美元减少了。但是，由于关税的这些负面影响分布在数量庞大且多样化的人群中，因此比起关税的好处就难以看到——关税的好处集中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统一且容易识别的人群中。既然关税的这些负面影响较难看到，就不会引发我们的小团体情感。简而言之，小团体情感让我们倾于支持的政策，是那些容易看见受益人，而受害者则仍然隐藏在复杂现实中的政策。
同样，小团体公平准则在决定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的财货和资源分配时行之有效，却不适用于判断更大社会中的财货和资源分配情况。在市场经济中，决定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相对规模的力量远比在小团体中决定人们拥有资源多少的力量复杂得多。
在小团体中，每个人的努力、意图和单纯的运气（好的和坏的）都可以被观察到，并准确地纳入考量。比如，你知道你兄弟收入低是他的运气不好还是他糟糕的选择。（顺便说一句，他的低收入可能是他糟糕选择的结果——比如，他酗酒过度；或者，他的选择虽然无可指摘，但得到的收入却很低——比如，他选择做街头哑剧演员来谋生，因为他喜欢这一行。）而你和其他了解你兄弟的人可以根据你对他具体情况的详尽信息来调整对待他的方式。
相反，在更大的社会中，这样的个人观察和知识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知道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能直接观察每个人对整体经济的贡献。要衡量每个人对经济贡献的大小，可行的最好方法是衡量他或她在市场上与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和平地交易中所积累的货币收入。
我们在小团体中使用的准则并不适合评估陌生人的货币收入规模的善恶属性。我们眼中这个陌生人不公平的高收入和那个陌生人不公平的低收入实际上有多层复杂的原因，我们无法像观察和评估每个小团体成员索求的资源数量是否公平时那样，准确地观察和评估这些原因。
在此，小团体和大团体之间的另一个区别也很重要。在小团体中，如果我们将资源进行再分配，从一个人分配给另一个人（比如，如果爸妈增加简的零用钱，减少乔的零用钱），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知道，这对我们小团体的大多数影响。相比之下，在大团体中，我们无法追踪再分配的全部影响。因为我们无法理解无数看不见的相互联系和反馈循环——这将全球千百万人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体的结果，即一些人的年收入相对较低，而另一些人的收入相对较高，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再分配政策的全部影响。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试图重新分配收入可能会引发许多负面反馈循环，扰乱生产安排，从而使收入最低的人更加贫穷。
例如，对富人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可能会大为减少私人投资，因此，一段时间后，最贫穷的公民失去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损失，会吞噬他们从政府再分配政策中获得的任何额外收入。同样，再分配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现在的穷人继续上学或找到并保持工作的激励，从而导致这些人的经济福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际上恶化，而这却是旨在帮助他们的再分配政策所造成的。
这里的论点并不是说这些特定的负面影响一定会发生。而是说，如果我们试图让大团体的结果满足适合我们小团体的正义感和公平感，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发生。原因是，我们对大团体相关细节的了解——我们对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秩序”相关细节的了解，与我们对小团体的这种了解相比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试图使大团体的结果满足适用于小群体的公平和正义的概念，我们将抑制和扭曲竞争和盈亏的非人格力量，而这些力量是在一个大经济体中将资源分配给大多数人认为最有价值的用途所必需的。如果消费者不再看重这些工作和企业所产生的成果，那么我们还将削弱人们改进工作和企业的责任感。
在小团体规范和大团体规范之间来回切换并不容易。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强烈希望将小团体规范应用于大团体。然而，幸运的是，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世界上许多地方有相当多的人避免了将他们的小团体规范应用到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中，或者至少避免了做得太多，从而让资产阶级全球性工业资本主义得以扎根，得以传播。所以这是可以做到的。人们可以在小团体规范和大团体规范之间适当切换。然而，媒体和政治评论每天都在增加这样做的难度。在本书的下一章，也即最后一章，我们将探讨观念的作用，以及观念在决定公共政策时不可避免的主导意义。如果我们的观念是“好的”，将能克服我们可能有的对“扩展秩序”具有破坏性的任何情绪。但如果我们的观念是“坏的”，其后果是政策将破坏和毁灭扩展秩序，随之而来，是毁灭我们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