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肆虐中国的瘟疫不到四个月就被消灭，他成中国抗疫第一人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到了清朝时期，清朝的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话说，在1910年年末，寒冷的冬天一如既往。但是，在这种环境下病菌却没有安分下来，反而更加猖狂了，使哈尔滨城内传播着恐怖的瘟疫。之后，瘟疫死亡的人数在不断攀升，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之前，电视剧《浴火危城》讲述的就是那段历史。
当然，电视剧的剧本是经过加工的，其中的内容跟史实有些不符。

那么，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原了当时抵抗瘟疫的主角伍连德的事迹，正是他拯救了这座城市。1910年，在哈尔滨爆发的瘟疫，后来被确认为是一场鼠疫。当时，哈尔滨傅家甸只有两万人，但因为鼠疫而死的人数竟达到了五千人。而且，在最严重的时候，整个哈尔滨市每天的死亡人数是两百人。
之后，我们跟鼠疫做斗争，直到抗菌素的出现才迎来了转机。在此之前，染上鼠疫的人只能面对死亡，其它的什么都做不了。当时的哈尔滨市，就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遇到了鼠疫的袭击。据《东三省疫情报告书》记载，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在边境小城满洲里，有两个从俄罗斯回来的务工人员在居住的宾馆里暴毙身亡。但没有人意识到，这是鼠疫传播的开始。
到了十一月七日，两名以捕捉旱獭为生的华人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当晚居住在一个小旅馆中。可没过多久，他们都死了，并将身上的病菌传播给了同住的四个人。这是哈尔滨第一例病患，使这座城市由此进入了噩梦般的冬天。此外，患者临死前的症状是发高烧、咳嗽，甚至咳血，死后全身发紫。当时，对鼠疫并不了解的医生，只能将这种情况看作是离奇的死亡，没有提高警惕。
之后，哈尔滨傅家甸因为是中国人的聚集地，使得瘟疫在此传开。

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因为铁路兴建发展起来的年轻城市，也带来了很多俄国人，占到了这座城市的51%以上。所以，城市以铁路为分界，俄国人居住在“道里”，中国人居住在“道外”。
之后，沈阳因为有日本人修建的铁路存在，使当地不得不设置“满铁附属地”。因此，以铁路为界限的哈尔滨同样遇到了这种情况，即铁路附属地跟市政是重叠的。在鼠疫爆发后，日本、俄国纷纷要求与中国一起管理检疫，他们要派出自己的医疗团队前来中国。
显然，这不是共同防疫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了他们的主权问题。之后，清政府为了能处理东北的疫情，想尽了各种办法。因为，他们不愿看到日本人、俄国人参与这次防疫，只为向外国列强证明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
1910年12月，有一列火车开进了哈尔滨火车站，从车上下来两人，一个是三十多岁，手拿一台贝克显微镜；另一个比较年轻，提着两个藤条箱。这位手拿显微镜的医生就是伍连德，他受清政府委托，前来东北三省处理瘟疫的事情，而另一个年轻人是他的助手林家瑞。
但是，这位北京城派来的钦差大臣，却有一点同，那就是他的中文不好。试想，作为看病的医生，语言沟通不顺畅肯定会影响看病的效率。

当时，伍连德三十一岁，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来到中国的时间还不满两年。但是，伍连德十七岁就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医学，1903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此学位的华人。之后，由于偶然的原因，伍连德来到了中国，并出任天津陆军军官学堂的副监督。
1910年12月，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改变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外务部大臣邀请他回京，希望他能负责东北防疫的事情。其实，外务部刚开始看中的不是伍连德，毕竟他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为什么最后让他去防疫呢？
主要是有经验的医生都不愿意去，只有伍连德欣然接受，收拾东西去了哈尔滨。在伍连德的回忆录中，我们并不能找到他当时内心挣扎的记录。
傅家甸是华人的聚集地，他们大多是直隶山东的劳工。他们在傅家甸的居住环境很差，卫生没有弄好，导致病菌传播严重。之后，在临近过年时，这些农工要返乡，他们肯定会将身上携带的病菌带往全国，这个后果十分严重。
比瘟疫更麻烦的是，伍连德还得对付各个方面的敌人，包括当地的习俗和当地人对他的信任。
并且，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弄清这场瘟疫由什么引起。当时，有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子死于瘟疫，伍连德决定对她的尸体进行解剖，以寻找引发瘟疫的病因。

这一次的解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病理解剖，它是在条件简陋的民居中秘密进行的。
之所以要秘密进行，因为这种行为并不能被旁人理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就连大清的法律都不允许这样做。最终，伍连德通过这次实践，证实了傅家甸的流行病正是鼠疫造成的。在此之后，伍连德向北京的外务部发出电报，指出了防疫的初步措施：
控制住铁路、公路交通，防止瘟疫向外传播。
与此同时，要将傅家甸隔离起来，外人不得进入，并在关内征召医生。
跨过了这道坎，后面还有新的问题。伍连德发现，这次爆发的鼠疫跟以前还不一样。之前，医学界对鼠疫的认识是，老鼠把病菌传染到了人身上，可人与人之间是不会传播的。但是，哈尔滨当地的鼠疫，却可以在人群中传播，比如：一个人染病后，很快就会感染到家人身上。
此外，还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这种鼠疫杆菌并没有在当地的老鼠身上找到。所以，伍连德根据自己的观察，大胆假设傅家甸的鼠疫传播并不需要动物这个媒介，只需要呼吸之间的飞沫就可以传染。之后，伍连德将这种疾病命名为“肺鼠疫”，并要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佩戴好口罩防止病菌感染。

只是，伍连德的这个主张在当时的医学界并没有引起重视。
当时，法国医生梅斯尼是一位资深医生，他自愿前往东三省参与防疫行动。可是，他却不认可伍连德的主张，执意在没有佩戴口罩的情况下给病人看病。只是，这位友人很不幸，没过多久就因为鼠疫去世了。但是，梅斯尼的不幸却成就了伍连德。
于是，大家开始相信这位年轻医生的主张，使得他能够掌控整座城市的防疫行动。由此可见，一位资深医生给伍连德让路，使他有机会证明自己。那时候，“肺鼠疫”根本无药可治，只有强行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能有效控制传播速度。为此，伍连德想尽一切办法，只为将病菌的传播速度降下来。
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成四个区，每个区的百姓都佩戴不一样的胸章，被限定在本区内活动。而且，各个区每天都有专人检查每户人家的患病情况，一旦发现有人受到感染，立即送往医院。然后，他居住的房子会用生硫磺和石噁酸进行消毒。
此外，医院还被分成了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等，医生会重点关注那些咳嗽的疑似者。如果他们连续七天体温正常，就可以解除隔离，这种方式现在还在使用。接着，防疫的范围需要扩大。伍连德跟自己的上级交涉，希望能停止铁路的运行。
清政府听从了他的建议，于1911年1月下令停运了京津铁路，以防止疫情向外传播。最终，关内外的铁路都被叫停了，哈尔滨与外界完全隔绝。

然而，等一切都平静下来后，伍连德还需要处理那些隐患点。他认为，现在天气寒冷，病人的尸体无法深埋，这肯定又是新的传播源。所以，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对尸体进行火葬。
但是，火葬的方式并没有被国人认可，他们觉得伍连德的这个想法有些“激进”。为了获得支持，伍连德上书朝廷，请求皇帝降下懿旨，允许将尸首集中火葬。为了能彻底根治疫情，外务部很快发回了批准的电报。一月三十一日，将近两千具尸首被集中火化，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火葬。
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因染上鼠疫身亡，报告显示，每天死亡人数接近两百人。由于伍连德的有效防疫，从初一开始，每日死亡人口逐渐降低，且没有再回升。1911年3月初，鼠疫死亡人口已经降为了零。当人们看到傅家甸连续几天的疫情都很乐观时，便解除了对他们的隔离。
最终，这场百年一遇的鼠疫，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得到了解决，且依靠的都是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但是，这支队伍的牺牲却很大，队伍中因为感染鼠疫而死的人占到了百分之十。所以，这次防疫行动不仅是人类史上的一次成功经验，连伍连德医生采用的防疫方法直到现在都在被借鉴，更是我们面对突发流行病采取的最有效方法。

其实，1910年的东北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他就是东三省总督锡良，办公地点在沈阳。
都知道，沈阳是清朝时期的陪都、满人的老家，这里官署机构的管辖范围是整个东三省。现今，沈阳城内有一个东三省总督府旧址，就是锡良的办公地点。
东三省总督是1907年开始设置的，第一任东三省总督是徐世昌，继位者是锡良。锡良是1853年出生的，是蒙古族人，历经了同治、光绪、宣统三代皇帝。现在，他主政东北，工作一直是勤勤恳恳，有“一代名吏”的美称。1910年，哈尔滨的鼠疫爆发后，锡良没有刻意隐瞒，而是尽早将此事上报朝廷。
辽宁大学教授焦润明提到，锡良向朝廷奏请，请求奖励那些身处防疫一战、为防疫工作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的奏请获得了批准。吉林、黑龙江两省制定了慰问防疫捐躯人员家属的计划，因防疫事业献身的医生，他们的家属可以领到抚恤金一万两，学生的家属可以领到抚恤金五千两。
还有，锡良对一些不作为官员的惩治，也是毫不客气。当时，吉林官员李澍恩，就因为防疫不力被革职。而且，只要是不作为的官员，他们都会被取代，让积极投身防疫事业的人上位。此外，锡良比较注重消息的透明，他要求下属将鼠疫在各地的情况悉数报上来，即每天都得发电报汇报到他那里。
但最重要的是，锡良对防疫英雄伍连德非常信任。法国医生梅斯尼前往哈尔滨之前，曾拜访过锡良。梅斯尼直接指出伍连德的经验不足，并自荐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但没想到的是，这个请求却被锡良一口回绝了！由此可见，正是锡良对伍连德的信任，才挽留了东三省。

然而，伍连德前往东北实施防疫行动时，他的第一任夫人黄淑琼因为患有肺结核没有随行。所以，伍连德在东北娶了第二任妻子——出生东北的广东女孩李淑贞。后来，伍连德和李淑贞一起在防疫前线奋斗。对此，黄淑琼不仅没有怨言，还跟伍连德约定，如果李淑贞第一胎生下女儿，这个女儿必须跟她。
其实，黄淑琼是爱国领袖黄乃裳的女儿，1905年两人成婚。两人的成婚年龄都是二十三岁，在当时算是大龄青年。因为，黄淑琼待在父亲身边的时间较长，深受父亲忠厚仁慈的品德影响，所以，黄淑琼处事风格也影响了丈夫伍连德，使伍连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黄淑琼赞许有加。
此外，伍连德和黄淑琼育有三个儿子：长子伍长庚1906年出生在槟榔屿；次子伍长福1909年出生；第三个儿子伍长明1911年出生。但是，次子在十六岁时因为肺炎去世，这个噩耗给伍连德夫妇一个沉重的打击。之后，三子在出生不到六个月夭折，那时候的伍连德正在防疫前线。
然而，伍连德从懵懵懂懂到精通鼠疫的治理，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是，人们对于这场鼠疫的疑问还没有弄清楚。如果，伍连德的说法是正确的，即本地老鼠并不是瘟疫的根源，那么，这场瘟疫是怎么传播的呢？伍连德也想知道答案。
所以，在鼠疫被有效控制后，伍连德加入了中俄联合考察队，到满洲里与西伯利亚、蒙古交界处进行实地考察。最终，考察结果表明，哈尔滨鼠疫的来源可能是旱獭。

旱獭，俗称土拨鼠，是一种啮齿类动物。旱獭身上携带的病菌是天灾造成的，并不是某些人有意为之。但它导致的结果，却是人祸，使成千上万人因感染病菌丧命。
那么，为什么哈尔滨人会去西伯利亚抓旱獭呢？
因为，旱獭的皮可以冒充假貂皮，看到利益的人们自然远赴西伯利亚捕捉旱獭。当时，南部的省份遭遇旱灾，很多民工涌到哈尔滨来打工。之后，他们也看到了旱獭的用途，便加入到捕猎旱獭的队伍中。但是，这些新加入的民工没有经验，不知道捕猎的注意事项。
其实，旱獭对疾病有天然的防御本能，它们如果染上了鼠疫，行动会变得迟缓，且会被同类淘汰。有经验的猎人是不会去碰这些行动缓慢的旱獭，而那些没有经验的民工就很难说了。他们没有捕猎技巧，自然挑行动缓慢的动物进行猎杀。所以，哈尔滨的第一例鼠疫，就是两名捕抓旱獭的民工。
此外，在1910年以前，因旱獭引发的鼠疫一直存在。只是，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这种疫情才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而现在，猎人居住条件较差，又不注意个人卫生，使鼠疫得到了很快的传播。后来，伍连德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设：旱獭之间的传染可以不通过身上的跳蚤，只需空气即可完成。
由此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也不需要媒介。

1935年，伍连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发现。之后，伍连德因为这一成就声名远扬。
但是，他却拒绝了民政部的邀请，重新回到东北，建立了东北防疫总处，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东三省，乃至中国的尊严。而且，伍连德还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在那里，伍连德协助张作霖创办了医院。从1922年到1924年，伍连德在沈阳创建了东北陆军医院，位置就在大东区北海街附近。
在当时，这所医院的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据史料记载，这所医院占地面积达到六千多平方米，医务人员都是从部队的高级军医和他们的家属中挑选出来的，还从部队中抽调了一些士兵，通过培训使他们成为了合格的医务人员。此外，医院的设置非常合理，里面设有门诊和住院部，诊治对象主要是部队的官兵和驻军家属。1931年，这所医院解体，场地被日军占领了。
国民党时期，这里还被当作军队医院使用过一段时间。在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了沈阳仪器仪表研究所。辽宁省档案馆研究员陆可平这样评价：“这座医院就是一组飞机形状的建筑群，内外部全部连通，还有直通铁路的月台。医院的西部以外科为主，里面设有五百张床位，完全满足军队的需求。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所大型西式医院。”

多年以后，伍连德继续提议建造医院和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等，都是伍连德协助建造的。此外，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
参考资料：
【《伍连德：被遗忘的国士》、《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九·列传二百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