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经典神作《约翰·托兰自传：我眼中动荡的20世纪》，好看又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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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第一部分成长的烦恼
我父母和波特进了浴室，我和弗吉尼亚则在外面偷听。在被男女主人又洗又刷的痛苦屈辱的过程中，波特一声不吭。我母亲低声说着安慰的话，而我父亲则一会儿嚷出亵渎神明的话，一会儿又发出爆笑。最后，波特穿着我父亲的长秋裤出现了。秋裤长了一英尺，而且腰围太小，波特被勒得连呼吸都有点困难。他踱进我父亲的房间，关上了门。我母亲则在她的房间里匆匆改一条我父亲的裤子。她用安全别针把我父亲的裤子改短，然后叫波特过来试穿。波特愁眉苦脸地站着，一副惨相。我宁愿自己替他，他仍然是我的英雄和恩人。
“他永远也扣不上这扣子。”我母亲说。但几秒钟后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将一块深色的宽布缝在了敞开的裤裆上。幸好波特没有穿着仅有的那件夹克衫去地下室。
尽管我们离教堂只有两个街区，母亲坚持让我们开着福特车去。我父亲一路笑着回了家，他对波特说:“波特，下次你再去别人家做客，看在上帝的分上记得多带一条裤子。”
我母亲唯一的评论是:“拉尔夫，我觉得你唱歌从没像今天唱得这么美过。”
“没有哪个男人能唱得‘美’。”父亲反驳道，但他听了这话显然很高兴。
在中心初中时我曾因得了最高分赢得过2.5美元的金币，我发现高中的学业比中心初中更具挑战性。也许改变最大的是教师。我第一次同时有了两个男教师。那时我的阅读兴趣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我讨厌《织工马南》(Silas Marner)的每一页，我们在英语课上被迫读的大部分书我还是很喜欢的，而且私下里我也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曾一度喜欢看关于巴黎艺术家和作家生活的浪漫故事。后来我在当地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叫《少年》(A Raw Youth)的书，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名字我既拼不出，也读不来。尽管这书的语言有些难懂，我还是很快就对这个描写一个敏感男孩的奇异而真实的故事着迷了，我会想象自己就是这个少年。
我记得自己曾经希望拉尔夫和我之间能发生一次类似书中那种父子之间冰释前嫌的情景，这段情景以父亲的第一人称叙述。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书中的那一段，读着阿尔卡迪在运河边上与父亲告别时他们最后的对话:
“当孩子亲吻自己的父亲时，您永远不能给我一个真正温暖的亲吻吗？”阿尔卡迪说，声音中带着一种奇怪的颤抖。我狂热地亲吻了他:“亲爱的孩子……希望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保持纯洁的心灵。”我以前从未亲吻过他，我也从未觉察到他希望我吻他。
我也从未亲吻过我父亲，这在我的家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亲吻是女人的专利。不过，俄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这事对他们来说并无不可。我最渴望的是能消除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而我自己那种怀着爱又带着厌恶的奇特感觉也能消失。要是我们也能像阿尔卡迪和他父亲那样敞开心扉地谈一次就好了!
我还喜欢书中对圣彼得堡的描述，这些描述生动得让我觉得自己就生活在那儿。我认为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描写是关于主人公阿尔卡迪的一些念头。像我一样，他也发誓要做某些事，不做某些事。在贫乏的生活中，他总是被一种“念头”驱使着。“我的念头，”他向读者坦白道，“就是要像罗斯柴尔德一样富———不是一般的富，是要像罗斯柴尔德一样富。不管我看到什么东西，不管为什么，有什么目的，这些东西最终都能归我所有。首先我要简单地展示为什么我能理所当然地达成目标，这其实并不难，全部秘诀在于两个词:坚持与执着。”我在这两个关键词下面画了线。有了这两个词，我相信自己必然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编剧。
但是，首先我得挣点钱才能成为一名编剧。我需要在美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尽管我在班上已经是最优秀的男生，我还是清楚自己不可能从诺瓦克高中直接考上大学。听我家的一个朋友说新罕布什尔州的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是最好的预科学院，我又下了一个决心:我要去那儿。不过我需要些钱。
弗吉尼亚从希尔赛德毕业后，我母亲就从亲戚路德维克夫妇那借了一笔钱，送她到纽约的阿尔贝蒂娜·拉什的舞蹈工作室学跳舞。她因舞跳得出色还被安排进了拉什专业舞蹈团。我们全家到哈特福德剧院观看她在《窈窕淑女》(Lovely Lady)中的表演。演出结束之后，她请了两位剧中的明星来我家做客，这两人是个著名的二人舞蹈组合。我高兴极了，她已实现了梦想，开始挣钱养家了。
下定决心要在来年夏天多挣些钱以后，我就成了建筑商查理·迈耶的杂工。查理·迈耶也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他当时正在威尔顿兴建一所语法学校。我忘不了第一天干活的苦恼。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忙抬木材。下午还没干完一半我的双手就鲜血淋漓了。我哭了起来，可只有我的搭档注意到了，于是他把自己的手套借给我用。第二天我的工作是搬一袋袋的水泥。我摇摇晃晃地搬了第一袋，感觉这袋水泥似乎有千斤重。那个借我手套的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孩子，用肩膀扛。”我照着做，发现这样自己就可以撑上一上午了。
楼房开始建造的时候，我杂活儿干得还挺起劲。不久，水泥地基打好了，我就被分配了一份只有我才能干的工作，因为我是工地上个头最小的。我被送到下面的水泥地基上刷润滑油，防止水泥和木头粘在一起。这是一项艰难且气闷的工作，每隔半小时我就得被拉上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第一天我就遭到工友们的粗俗戏弄，可当这天结束时，我便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虽然他们常说下流话，我却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而且尊重他们。我的家庭所结交的所有朋友几乎都是画家、音乐家、作家或成功商人，我从未和工人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很快，我就发现和他们相处是非常自在的。他们虽粗鲁，但心地善良，在很多方面比我家的那些朋友都聪明，而且他们知道如何搭建校舍。
在诺瓦克高中我被分到高级班，1930年2月我从诺瓦克高中毕业。毕业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上埃克塞特学院。而最终我被这个学院接收，要归功于校友克里夫·派克为我写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他是我母亲在苏福尔斯最好的朋友。那时我只攒了四百多块钱，可去埃克塞特学院读书至少需要一千块钱，而且前提是我能找到一间租金便宜的住所，并立即找到一份兼职。
学校给我寄了一本小笔记本大小的书，这本书被称为《E之书》(The EBook) ，是专门介绍埃克塞特学院的。我常常翻看这本书，到后来里面的内容几乎都能背出来了。书的开头是一个声明，说埃克塞特学院很民主，人们见面都会互相打招呼问好。书中还提到一年前该校的一场棒球赛，与之对阵的是劲敌安多瓦队。书中描写了其中最关键的一球:外野手没能接住连“真正的菜鸟(veriest tyro)”都能接住的飞球。这两个新鲜字眼深深刻入我的脑海，我决心以后写作时一定要用到它们。可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机会用这个词。
那时我父亲已经不再拿预科学校打趣我了，他向我母亲吐露了他准备赚很多钱送我去埃克塞特学院的伟大计划———他要建一个合唱俱乐部。带着一贯的自信，他开始实施计划，在报纸上登了许多广告，发了很多传单后(他很擅长做蜡纸油印的传单) ，他在高中的礼堂里召开了合唱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我们都感受到了他的热情。我们终于要迈上那条名叫“容易”的飘忽大街!虽然此前的五十次我们都走错了路，我们的船只即将驶进港口，我们正在逐渐靠近月亮谷。我们对合唱团的人数估算各不相同。弗吉尼亚认为，大礼堂太小了，容不下那么多人;拉尔夫觉得礼堂大小适宜，正好容得下三百人;海伦，一贯保守，猜测合唱团能有一百二十五人;至于我，远不如其他人那么乐观，预计合唱团大概只有一百人。
结果只来了五个人，我感到心碎，离开了礼堂。这不是因为挣不到供我去埃克塞特学院读书的钱，而是担心父亲会被这巨大的失望打击。我在外面等着，觉得胃里难受，琢磨着该说些什么。后来父亲沿着楼梯走下来时他的旁边跟着那五个虔诚的追随者。他兴奋地说着话，魅力四射，容光焕发。“你们五个，”他说，“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最好的合唱团的核心成员!”可当我们四人在厨房里坐下喝咖啡、吃饼干时，他咧开嘴笑着说:“好了，我们今晚有一批‘规模虽小但欣赏能力上佳的观众’了。”
那晚我前所未有地崇拜父亲，受到这样的打击一般人肯定一蹶不振了，我的父亲却周身闪耀着乐观、稍带傻气且充满勇气的光辉。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幻想着父亲未来在音乐会上大获成功的情景，深深为之陶醉。
不久父亲就找到了一份销售汽车的工作。我记得好像是卖别克汽车。一周以后我试着开一辆别克，开出去二十码后我的车一头撞上了电话亭的杆子。拉尔夫跑出屋子的时候，我以为他至少会揍我一顿，但让我吃惊的是他连声调都没提高。“我会跟他们说是一个客户弄的。”他说。我之前从未感觉到和他亲近过，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将要离开家人而感到有些内疚。
9月到来之前，我还是要想法子弄到至少六百块钱。前一年股票市场大跌的影响已经显现了，我徒劳地想随便找个工作。弗吉尼亚帮了我的忙。非常想和她结婚的她的新男友，在诺瓦克轮胎和橡胶公司给我找了份活儿。他父亲在公司是高层管理人员。
夏天刚过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攒了七百多块钱，而且还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在工厂里转悠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构思故事。一天早晨，我在底楼，以为自己走进了电梯，电梯却并不在那儿，警戒门被粗心地敞开着，我掉进了电梯井。虽然只是跌下去五英尺，我却吓了一跳。接着，我便听到电梯降下来的声音，抬头一看，电梯轿厢的底部正向我压下来。平常，我是个稍显迟钝的人，但这次我动作敏捷利落，纵身一跃，及时跳进了一处凹陷的地方。忘记关闭警戒门的人一脸惊恐地望着我。他脸色煞白，我却很平静。
我对这件事没有想得太多，直到后来有一次在我们“Hi-Y!”篮球队的教练开车接我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就吐了。我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可能不假思索地跳到那个凹陷处的。我问教练这是怎么回事。“一定是因为肾上腺素。”他说。我听到了“肾上腺素”这个词，但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他补充道，“你就死定了。”
写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才第一次为自己已经这么多次死里逃生感到惊讶:第一次是从我祖母的别针下;一次是刚会走路的时候在电车轨道上;后来是爬上前廊屋檐;再后来是走进湖里;最后一次是我叔叔把我扔进密西西比河里，教我游泳，幸亏我姐姐救了我的命。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因为自己的莽撞多次陷入更为巨大的麻烦之中，但总是奇迹般地获救。我一直猜测这可能是因为爱尔兰人的运气，也可能是命运的另一种释义。
埃克塞特集市:严厉而又温柔的母亲
1930年9月初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带着从乔治姨夫那继承的箱子和一个老式维克多留声机喇叭，登上了去波士顿的火车。留声机已提前寄到了我的宿舍。最终抵达埃克塞特学院时，我看到了矗立在行政楼对面的令我神往已久的阿伯特礼堂———一座令人过目难忘的古老建筑，差不多就矗立在校园正中。
我的房间在顶楼，那时每次爬到顶楼我都累得筋疲力尽。房间很小，因为坡形屋顶，我每次要走到自己的铺位都得弯着腰。这是学校里最便宜的住房———每年只需付五十块钱。睡在靠窗铺位的男孩貌似比我年长不少，看起来他已把这儿当作自己家了。“你睡另一张床吧。”他一边说一边自我介绍，“比尔·巴恩斯。”他随即解释说这是他上的第二所预科学校，他之前上的是卢米斯学院。他已是高年级生，而我只是中上年级生。
比尔觉得我从家里带来的维克多大喇叭很搞笑，他猜测这喇叭是当年随着“五月花”号漂洋过海而来的。接着，他发现我只有经典音乐碟片。这些信息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他偶然提到:在卢米斯学院的时候，他的脑袋比谁的都硬，只要他愿意，随时都能用脑袋把我们的壁橱门撞个稀巴烂。
不过，当我在梳妆台上摆了一张穿着紧身舞蹈服的漂亮女孩照片的时候，他的举止突然变了。那是一张弗吉尼亚朋友的照片，拍得颇为专业，我姐姐还在上面写了字:“全心全意爱你，辛西娅。”我从未见过这个女孩。比尔仔细看了照片，突然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自己已经被他接受了。
第二天我去财务主管的办公室缴纳第一学期的住宿费和学费。看到我拿出一卷卷的钞票，财务主管的眼珠都要瞪出来了。他有条不紊地数好我应缴的钱。多年后，他告诉我，他当时非常吃惊，尤其是在得知那些钱大部分是我在轮胎厂打工所赚的以后。
埃克塞特学院当时刚刚采纳了哈克尼斯计划(Harkness Plan) ，这计划意味着大部分教室里要摆一张椭圆形的桌子，环桌而坐的学生不能超过十二人。我慢慢喜欢上了这套体系，因为它能帮我们真正了解指导老师的意思，并能加强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第一阶段结束时我的古代历史课程得了A，但其他课程的分数或者很低，或者不及格。我被叫到办公室，被告知:如果不大幅提高成绩我就会被学校开除。出于个人兴趣，我曾选了一门选修课，这时我提出不再修这门课了，我要求重新修法语。此举奏效了。下一阶段结束时我上了光荣榜，还获得了奖学金。
在埃克塞特，我周日没有去学校的小教堂做礼拜，而是去参加当地的基督教科学派在城里一个办公楼二楼举办的礼拜。参加活动的一半是当地人，一半来自埃克塞特学院。第一次礼拜过后我注意到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妇人爱丽丝·苏利文，她看起来已基本上失明，每次都由几名学生护送着下楼。他们会把她送到离健身房不远的一个小房子的顶层公寓。我加入了这群学生，高兴地发现这个老太太非常开朗欢乐。她是一个内战老兵的遗孀，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大家都叫她爱丽丝大妈。刚过一个月，我就变成了爱丽丝大妈的密友。她让我参观了她的小公寓，向我展示她在炉灶里烧柴做饭是多么在行。她从不抱怨。杂货店会给她送货。偶尔，她城里的亲戚会来看望她。我最喜欢的是她的独立精神。
感恩节期间，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我却待在埃克塞特。那个星期天，教堂里只有我和另一个男孩。我花了大部分时间听爱丽丝大妈讲内战过后的那些艰难而又有趣的日子。她还活灵活现地讲述了令人怀念的19世纪90年代的事，让人仿佛身临其境。12月的头三个星期我每天都去看她。看到她因为点炉火而新留在手上的灼伤痕迹，我就知道她的视力变得更差了，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开心快乐。我向她倾诉了一些我的烦恼，她的同情安慰、她辛辣的北方人智慧和对上帝深入骨髓的信仰都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为了给自己的小屋生火取暖，她黑夜里还要冒雪出去砍木头。她自顾尚不暇，却是怎么做到对我如此关心的？我对此惊讶不已。
圣诞节假期前夕，因为我要在纽约待上十天，于是便去爱丽丝大妈那儿道别。我听到她正在和一个来看望她的亲戚争论，那个亲戚非常担心她，希望她马上住到养老院去。她的亲戚离开后，我偶然发现政府每月给她发的二十一块钱抚恤金的支票还没到账。我和一个朋友凑了一些我们做服务生时收的小费，把这钱留给了她。
我的亲人们当时住在纽约的莫里希尔区。我计划搭便车去纽约，这让朋友们惊奇不已。他们警告我，这样永远也到不了纽约，结果我晚上十一点以前就已经在纽约城里了。我在行李箱上贴了埃克塞特学院的标签，我确定是这个帮了我的忙。
我知道家人如今住在公园大道东面31号街的一幢棕色石头房子里。我坐地铁到了31号街和公园大道后大吃一惊，我发现数百人躺在报纸上在街头露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萧条的一幕。不过这对我并没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家从来就没什么钱。现在全美国的人都正在经历一种我早已熟悉的生活。中年男人脸上显露的颓废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国家真的是碰到麻烦了。我得留心不要踩到躺在地上睡觉的人，从剧院中出来返家的那些人一副小心翼翼、充满同情的样子也令我印象深刻。彼时纽约是个舒适、安全且友好的宜居之地。人们彼此友好，因为大萧条让我们变得不再那么自私，让我们发现了我们所共有的一些东西。我走到31号街，吃惊地发现公园大道突然变成了第四大道。当我回到家，来到棕色石头房子的一楼时，迎接我的是大家的亲吻和责备:为什么这么晚才到家？我解释道，我是搭便车回来的。
母亲大吃一惊，父亲则生气了，只有弗吉尼亚笑着说希望自己是和我一道回来的。
假期中我和弗吉尼亚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她笑着称，我有“精灵般的幽默感”，并坚持要到外面去寻找派对。我不知道她目的何在，但不久就弄明白了。我们向北走入一片高档社区，听到一个公寓房里传来欢宴声。弗吉尼亚在西边走廊按了几次门铃，然后带我参加了某个派对。她在那里很受欢迎，几分钟后就成了派对的灵魂人物，我则千方百计让自己不惹人注目。她迅速喝掉了第一杯酒，变得比之前更加逗趣了。我喝了一小口自己的酒，却差点呛到，这让我尴尬地成了焦点。喝了三杯之后弗吉尼亚仍然是派对的中心，但我注意到她说话开始含糊，而且变得尖酸刻薄起来。喝第四杯后她变得爱争论，派对主人告诉我:“把你该死的姐姐从这儿弄出去!”
我只得使尽浑身力气把她扶回家。我们走到31号街的时候她开始大声地咒骂我。我摇晃着她，让她赶紧闭嘴，否则父亲知道后会大发雷霆。这么一说，她才安静下来。
几天后她又提议出去找派对，我拒绝了，直到她保证喝酒不超过两杯才答应下来。接下来的假期生活我们过得很愉快。一天晚上，她带我去了一家地下酒吧，这对我可是个新鲜体验。尽管那里烟酒的气味弄得我直恶心，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接着，她又带我去了附近一个音乐声放得不太刺耳的夜总会。几分钟之内，她便知道了每个人的名字，而且开始和不同的舞伴跳舞。我对跳舞很不在行，尽管弗吉尼亚曾花大力气教过我。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士过来请我跳舞，我只好不太情愿地答应了。我的舞伴很耐心，她说话带着浓烈的口音，听起来十分有趣。我们跳得非常愉快，直到她用臀部蹭了一下我。令我惊恐不安的是，我竟然勃起了!要是这种样子走回桌边岂不是太过丢人现眼？不过，我还是做到了。这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像铆钉铆在椅子上一样，纹丝不动。
我最大的乐趣是看百老汇最好的四场演出。弗吉尼亚带我去了一个地方，在百老汇和43号街附近的格雷药店楼下，那里常常会在演出开始前的几分钟出售打折票。我们在那儿买的二等楼座从来没有超过两块钱。
回埃克塞特的时候我又搭了顺风车，天黑之前就到了。我对姐姐的举动非常不解，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喝了一两杯酒的时候她风情万种，惹人喜爱，喝了第三杯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一点就着。
第二天我发现爱丽丝大妈的公寓冷得像冰窖。木柴桶空了，胡乱凑合着做的饭撒得厨房地板上到处都是。她听到了我的声音，喊我进到起居室里。里面一片漆黑，她坐在小小的摇椅里，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她很高兴我又来了，欢快地聊起天来。她说我看起来气色棒极了，但我知道她根本看不见，整个假期她都孤单一人。“灯灭着呢。”我不太友好地说。她承认自己已经失明了，但是如果她把这个告诉亲戚们，他们就会把她送到养老院。“那样我就再也见不着你们这些孩子了。”她说。我告诉她我和一个朋友会每天早晨轮流来帮她生火，帮她做饭。她像小姑娘一样笑了。“我有两个小情人了，”她说，“你们就是我的眼睛。”
2月的时候我父亲出其不意地来看我了，他满面春风、喜气洋洋。一进到我的房间，他就从口袋里掏出几卷钞票，扔在我床上。他现在正在销售一种叫作皮罗伊的添加剂，能延长油的使用寿命。这是拉克罗斯的一个老朋友发明的。我父亲承揽了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销售。他现在能从一群推销员那儿收到提成。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充满活力。
接下来的夏天我在父亲的办公室打工，办公室离第四大道只有一个街区远。他不仅是皮罗伊在新英格兰的销售经理，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家联合会”，这个组织由一百多名有才华却时常失业的音乐家组成。他做成了很多笔生意，这足以让他买下《音乐通讯》(Music Courier)的头版，在上面刊登一张他自己被许多知名的艺术家围绕的照片。另外，他还从楼里慕名找他写广告的人那里赚钱。每则广告收费五十块钱，半小时就能写好。他告诉我，他会跟客户说两天后才能交稿，否则客户会认为他赚钱太容易了。
1931年的夏天转瞬即过，我发现自己又要返校了，行李中还带着上百个印有埃克塞特标志的彩旗和横幅，我把它们卖给了刚到校的新生家长们。这天还没有结束我就将全部的彩旗和横幅卖掉了，收入可观。
我在埃克塞特的第二年获得了更多的酬劳。我说服新近从英国来的化学老师约翰·豪格雇我做了他的清洁助手。每天下午我都要花两个小时在那间大实验室里摆放仪器设施，擦拭每一只瓶子。第一天我的手背上溅了几滴盐酸溶液，多年以后疤痕才消失。这是我在那个实验室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事故。豪格先生是个寡言少语的人，跟他在一起从来都很拘束。有一天晨会，他当着全体学生的面，谈起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步兵的经历。一般晨会我会花些时间研究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爱沙尼亚人的烫金名字，一直看到最后死于同一天的两个人。但这一天，和屋子里其他人一样，我被豪格先生对这场恐怖战争的冷静叙述给吸引住了。他描述了怎样亲眼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死去。好友的尸体坐在掩体边上，仿佛还活着，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再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好友。突然，豪格先生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们这些学生都吓坏了。我从未见过一个成年男子哭，更别提哭的人是豪格先生了!打那以后，我和豪格之间的隔阂消失了，我们变成了亲密的朋友。
也许是这次经历让我有兴趣重读《少年》这本书。我早先读的时候略过的情节现在变得栩栩如生，阿尔卡迪的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也说得通了。成年人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困惑，我开始能够理解最后一幕阿尔卡迪和已经成为僧侣的年迈的马卡尔见面时，他和父亲之间奇异的爱恨关系了。这帮助我去理解我父亲，而我也希望父亲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会投身写作。
1932年春天，高年级学生最关心的是能否考上好大学，最好能考上三大名校之一，大部分同学都焦急地等待大学入学考试。我入选预科学校优等毕业生，这相当于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不用参加考试。我学业成功的秘诀在于哈克尼斯计划和高素质的教师。与一位智慧的老师和十一个聪明的同学围坐在一起迫使我不得不快速转动脑筋，且等到言之有物时方才开口。我们还学习了如何记笔记，我在高中时期可是从来不记笔记的。如果我高中毕业就考大学，可能要拼命挣扎才能通过考试，而如今我却有信心同哈佛最棒的学生一决高下。
毕业将近时，我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接着我又吃惊地收到了路易斯·佩里校长请我去他家做客的邀请。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一句话都没说过，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能让他邀请我。“你为什么不报我们的学校，威廉姆斯学院？”他说道。我对威廉姆斯学院知之甚少，仅仅知道那是坐落在马萨诸塞州西北角几座小山间的一所迷你学院。佩里先生说，如果我去威廉姆斯学院，我不仅能拿到全额奖学金，还能保证有一份工作。“我听说你在我们学校可能比其他任何学生赚的钱都多。”他补充道。他一直望着我，仿佛在说:“孩子，你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我纳闷他怎么会知道我卖彩旗和其他东西的事情。“从很多方面来说，威廉姆斯学院都是一所富人上的学院，对一个有野心的小伙子来说，这里比哈佛或耶鲁有更多的赚钱机会。”我接受了他的说法。
我近期的前程现已确定，但我还有一个任务。接下来的一年就没有人去帮爱丽丝大妈生炉子，没有人去照顾她了。我弄到了所有基督教科学派的学生的姓名和地址，请求他们的父母为送爱丽丝大妈到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附近的基督教科学派之家捐赠钱款，以设立基金。我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二百块钱，因此我建议那些学生的父母能捐出至少这个数额的钱。所有的人都捐了款，有些人非常慷慨，妥当地安排了将爱丽丝大妈和她可怜的家当送到基督教科学派之家的一切事宜。分别时，爱丽丝大妈许诺会每周给“我亲爱的男孩”写信，她也确实做到了。可最令我遗憾的是，这些虽字迹难辨却充满爱心的信后来遗失了。
在距我二十岁生日还有三天的时候我回到了家。一到家就听说我们将要去火岛过暑假，火岛是长岛海岸分出来的一个狭长小岛。我们在巴比伦搭乘“海洋女王”号渡轮，渡轮将会把我们送到火岛上最大的镇子海滩镇。随着渡轮的航行，我望见原本模糊的村庄慢慢有了清晰的轮廓和结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外观张扬的大楼(游艇俱乐部) ，楼上的各色彩旗懒洋洋地飘动着;接着是一个稍显民主的建筑(社区中心) ，这座建筑旁边的码头上挤着一群准备游泳的人;然后是一排两层楼建筑(商业区) ;最后是一排排按军队标准排列得异常规整的小屋，这些小屋或被小棵松树遮蔽，或与在沙地里倔强生长的遒健的灌木丛相邻。
我站在渡轮上层的甲板上，扫视着那一条窄长的沙洲，极目远眺，沙洲向两端延伸着。我只能看清小岛临海的一面，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平稳地冲击着白色的沙滩，不屈不挠，单调无味。我试图将这一幕看作一场巨大的冲突:大海攻击这脆弱但勇敢的海岛，用它饥饿的海浪撕扯小岛，一寸一寸地吞噬海岛。时不时地，大海胜利地冲破阻碍，冲到了沉静的给人抚慰的海湾，最终也只不过是让人们重新为小岛建造一层防波堤罢了。这是个多么棒的戏剧主题!我将祥和平静的海湾看成背叛海水的叛徒、小岛的盟友，它平静地从大陆源源不断地带来力量，几乎从不会在愤怒中沸腾。而且并非只有大自然的力量之间才有争斗，这奇异小岛的居民之间也存在争斗。
以上是演员，现在我只需要情景了。可是我的梦幻世界突然被逼近海滩小村的“海洋女王”号发出的如同卖鱼妇女尖叫一样的汽笛声给击碎了。
“上帝保佑，希望他们那至少有个电影院。”弗吉尼亚说。
在度假村刚待了一个星期，我姐姐就成了海滩镇最受欢迎的姑娘。我则在探索了海边的每条步道后发现了一段海滩。在那里，我可以想游多远就游多远，再也没有救生员会在身后吹哨子了。我还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长着一双杏眼、高颧骨、看起来神似印第安人的姑娘。她的嘴饱满优美，她的绰号叫“洋妞(exotic)”。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靠近她，对她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你叫洋———”
“你想说洋妞吧。那是一个傻乎乎的大学男生给我起的外号，结果竟然传开了。他是大学生联谊会会员。”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因为带“洋妞”出去约会需要钱，我设法搞到了一份卖油的工作，住在小屋里的人用这种油来点灯和做饭。每天早上我给一只又大又笨的下面带轮子的油箱装满油，然后就推着油箱挨家挨户推销。我的第一批客户中有一个是乔·劳瑞的姐妹，乔·劳瑞是个非常有名的歌舞杂耍演员。她发现我一直盯着她那个塞满了著名戏剧书籍的书柜，就邀请我随时到她那儿去看书。她还答应把我介绍给住在当地或过来玩的一些明星，像格特鲁德·劳伦斯、范尼·布莱斯和吉米·杜兰特。
每周总有几次，弗吉尼亚会坚持要我陪她在天黑之后出去闲逛，找派对。她有一种寻找这类活动的本能，不久她就知道最有效的办法是跟着里奇。里奇是当地的私酒贩子，他蹬着旱冰鞋给人送货。
第一次弗吉尼亚喝了两杯酒就打住了，但第二次出去的时候她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导致聚会不欢而散。她向我们承诺再也不喝酒了，可过了两天，我们度假屋的抽水马桶坏了，我在马桶的水箱里发现了半瓶杜松子酒。正是这酒瓶影响了水箱浮球阀的正常运行。接着我就听到弗吉尼亚和我母亲高声争吵起来。
“弗吉尼亚，你怎么想出这馊主意的？”我拿着酒瓶问。
“‘弗吉尼亚’？你什么意思？”她吼道，踉踉跄跄地朝我走了一步。“这屋子里就没有别的人了吗？”她傲慢地直起身子，“你凭什么认为那是我干的？”
弗吉尼亚坚持说那个瓶子是由某个神秘组织放进抽水马桶水箱的，与她毫无干系。我感到既愤怒又无奈，便开始动身朝屋外走去，在用力关纱门的时候不小心夹到了她的手。她示意疼痛难忍，但我表示怀疑。首先，为何她的手会放在门框上？
尽管我无法验证她的痛楚，但她的表现很过分。她夸张地奔进卧室去处理伤口的时候，我很直白地说，我认为她在装。
后来我父亲在海滩上找到了我，他为了我怀疑弗吉尼亚假装受伤的事冲我大吼大叫:“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可是在养家呢，可没有这么好的时光去上学读书。”
我想:好时光？他知道些什么？!他只读到小学五年级。我说:“你别忘了，离开诺瓦克以后我就自食其力了。”
“自食其力？放屁!这度假屋的房租是你付的？这饭钱是你付的？”
我被激怒了，那年夏天我确实付了自己多半的饭钱:“我没求着要来这里。我自己挣钱读完了埃克塞特学院。”
“你是要我给你发枚奖章还是怎样？”
“我没花你一个子儿。”
“你有时候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你就是屁股欠揍!”他将手举到身后，做出要打我的样子，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父亲从未打过我，连屁股都没有揍过。他脾气上来了，经常砸砸家具，摔摔碗碟，还从未打过家里人。他生气地提高声调，说:“是的，我说了你就是屁股欠揍!”然后，猛地打了自己大腿一巴掌，痛得叫出声来:“我的上帝啊，我被太阳晒伤了!”
我脱掉自己的夹克衫，递给了父亲，说:“你比我更需要它。”
他欣慰地小心翼翼地穿上了，说:“我是这沙滩上最大的傻帽!”
我建议我们一起跑回去，然后给他晒伤的地方涂上橄榄油。我们慢跑离开海滩时我很高兴地看到父亲不像大多数孩子的父亲一样大腹便便。有一个爱尔兰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最激烈的争吵也能很快结束，而且双方都不会记仇。我们一路笑着，自古就存在的父子之间的对立关系瞬间在相依相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对“洋妞”的感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偶尔会去社区中心参加周六晚上的舞会，有时候还会让我吻她。她说我是她见过的男孩子中最有趣的一个，还说我不该爱上她，因为我长大后会更加有趣，而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像我现在这样有趣。
随着游艇俱乐部举办的劳动节舞会的到来，结局也到来了:一支来自巴比伦的十人乐队突然奏响了？说得对，先生，那就是我的宝贝？。当我拥着盛装的“洋妞”在拥挤不堪的舞场上四处走动时，我一直在惊讶自己为何会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就对游艇俱乐部的印象如此深刻。
一切都恍然若梦。如今我已有“所属”了。我变成晒得最黑的一个，救生员也都成了我的朋友，我拥入怀中与之共舞的女孩也是众人注目的焦点。不过此时我只有一个真心的愿望，那就是回家睡觉。在我的脑海里闪来闪去的都是到威廉姆斯学院读书的念头。这种小岛生活已经是不真实的过去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新的世界。
乐队开始演奏《布莱泽》，“洋妞”也开始用她跑调的嗓音唱出歌词。她问:“还记得那晚我们一起抄下这首歌的歌词吗？”
是的，我记得，那是她第一次准许我亲吻她。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回她的度假屋的时候她叫我“小可爱”，我则在想如何才能在不伤害她的感情的前提下离开。我们一到她的小屋，她就说:“我要做些实际的事情了。咱们不会想把这条新裙子给毁了，对吧？”我坐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等着，这等待仿佛没有尽头。我翻腾的脑海中各种情感起伏不定，恐惧、欲望、厌恶、好奇、沮丧、兴奋，五味杂陈，但最强烈的是欲望。
她在我肩头柔声低语:“嗨，甜心!”她身上裹着她妈妈那件满是盐渍的沙滩浴袍。我不确定她浴袍里面穿了什么衣服，她正在用一张卫生纸擦脸上残留的最后一丝化妆的痕迹。
“这比克里内克斯面巾纸好用。”她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说，把用过的纸巾团成一团，扔到墙角。她这不讲究的小动作比以前她说过的任何话或做过的任何事都更让我觉得出格。“现在我一切准备就绪，宝贝。”她在我身旁坐下，两手环抱着我。我想说些什么。“别说话，甜心，咱们只要寻欢作乐。”她湿润的唇贴到我的唇上，我们动情地抱在了一起。接着，她抓住我的左手放到她浴袍内圆润的胸部。浴袍里面的她竟一丝不挂。
“现在，”她耳语道，把我拉到她身上，沙发发出咯吱的声响，“这儿可不是干这种事情的好地方。”她站起来，浴袍不经意地敞开了。“去卧室吧。”她拉住我一只手，拽着我挪动脚步。“别怕，宝贝，”她的话语中有母性的温柔，她把温暖的身体向我挤过来，“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说，我觉得自己病了。
她焦急地望着我，说:“你要先吃一片阿司匹林吗？”
“我觉得我最好回家去。”
她用冰凉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我心头浮起一个奇怪的想法:她怎么会身体这么温暖，手却如此冰凉？
“咦，宝贝，你摸起来真的很烫!你肯定是发烧了!你回家吧，照顾好自己。从现在起你要为了我照顾好自己。”
我想感谢她的善解人意，但是又怕再多耽搁一会儿。这并非是我害怕做爱，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害怕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不得不因为要顾及双方的名誉而娶她，她对我爱得是如此之深。
“今晚过得很棒，宝贝。”她在我身后柔声喊道，“晚安，甜心!”
威廉姆斯学院:建造空中楼阁
1932年9月初，我登上前往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的火车。此时夏天才真正结束，新的季节来临了。我因踏上人生的一个崭新台阶而兴奋不已，这次我只带了一个手提箱和一台笨重的打字机———这是我父亲给我的意外惊喜。打字机是他在一场拍卖会上买的，只花了很少的钱。打字机保养得很好，有一个超长的回车键以供记账用。我被告知，因为在北亚当转车的缘故，我的箱子要晚一两天才能到。
我猜和我同一个车厢的那些人也是去威廉姆斯学院上学的。和埃克塞特学院的那些富家子弟一样，他们穿戴得都比我讲究，周身还散发出那种我不喜欢却偏又妒忌的自信和悠然自得。在北亚当站，我们换乘了另一趟列车，这趟列车不久就停在了一个很小的车站，年轻人都冲到门口抢先下车。因为带着手提箱和沉重的打字机，我最后一个下车。我跟在人群后面，经过一个运动场，来到校园边上。根据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宿舍威廉姆斯学院附楼，是我进入校园后见到的第一个建筑。如果我错过了附楼，就会走到草垛纪念牌。这个纪念牌据说是为了纪念很久以前一小群在草垛下躲避雷雨的年轻人的，他们在躲雨的时候发誓要到亚洲去当传教士，终生侍奉上帝。
附楼看起来普普通通。我被带到二楼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个高个子年轻人正在打开行李。他叫弗莱德·安德森，是我的室友。他告诉我这宿舍以前是学院的医务室，我们住的这部分正好是以前的手术室。见弗莱德盯着我的打字机，我解释说我搞写作。他说，希望我打字的噪音不要太大。我们两人在去餐厅的途中经过了许多间宿舍，所有一年级新生加入兄弟会之前都要在这个餐厅吃饭。被兄弟会拒绝的学生会自动成为平民俱乐部会员。弗莱德和我都得到一份在餐厅当服务员的兼职。很快，我们便穿梭于纷乱嘈杂的人群中，去找自己管的餐桌了。在埃克塞特每个服务生要照管两张八人的餐桌;在这儿，我只需照管一张餐桌。不久我就知道原因了:大部分服务生都毫无经验，端盘子都笨手笨脚的。
大部分新生都得到五六个兄弟会的入会邀请。尽管我是埃克塞特毕业的，却只得到两个邀请。出于好奇，我匆匆参加了兄弟会的入会面试。我带来的钱只够付房租，剩余二十块钱要用于杂费开销，但我有信心很快就能找到兼职。
我发现平民俱乐部很对我的路。这个有趣的团体由一百二十五名“不受欢迎的人”组成———犹太人，极其聪明、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的人，公立高中的毕业生，内向、一说话就脸红的人，以及各种放荡不羁、没有归属的人。我觉得这里无拘无束，宛如回到自己家。我主动请缨，负责管理餐厅角落的餐桌。不久，大伙儿对我赞叹不已，因为我能左手托着餐盘自如地在餐厅里穿行。我旁边的一个二年级服务生巴斯·纳文斯给我取了一个绰号———鬼手(shifty) 。这绰号是一种褒扬，我对巴斯的回报则是教他怎样在托盘上堆放脏盘子，以便在用左手控制好托盘的同时，还能腾出右手来清除路上障碍、打开厨房门，而那些用两只手端盘子的人只能转身用屁股开道了。过了几周，大部分服务生就都能用一只手托盘子了。
我大学一年级时最喜欢两位老师，一位是教英文写作的斯坦利·杨，一位是教法语的米歇尔·瓦萨里耶罗。我每个周日下午都是在瓦萨里耶罗夫妇(以下简称瓦萨夫妇)家里和其他几个喜爱艺术的学生一起度过的。瓦萨夫妇要我朗读刚看完的一本独幕剧，还鼓励我看三幕剧。斯坦利·杨也对我诸多鼓励，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关于雪莱(或济慈？)的剧本，已经有一个百老汇的制片人在考虑要使用这个剧本了。不幸的是，他找不到帮他把最后一稿打出来的打字好手。我从一个小镇居民和一个一年级学生那里搞到一份威廉姆斯镇所有能打字的人员名单，面试了几个人，从中选出了一个最好的。这个打字员确实非常能干，于是我就做起了她的打字经纪人。杨跟那些在他的课上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建议，如果想要通过第一阶段的考试，可以找我辅导功课，然后又建议我向每人收费二十五块钱，如果考试没有通过则不收钱。
结果所有人都通过了考试。
1932年秋，我第一次体验了政治的滋味。在此之前，我一直对总统竞选毫无兴趣。学校的学生团体刚刚搞了一次模拟选举，赫伯特·胡佛以高票获胜。此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州长正按既定计划经过我们的小镇。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州长约瑟夫·B。艾里是威廉姆斯学院的校友，他极力鼓动罗斯福在敞篷车上向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发表讲话。罗斯福的敞篷车在学校的小礼拜堂附近停下。禁不住一个同为服务生的爱尔兰同学的鼓动，我也跑出来围观“地球上最伟大的人”。我们两人从人群里挤过去，一直走到罗斯福专车旁边。我发现，当学生们冲着共和党人罗斯福无礼地发出嘘声，不让他讲话时，艾里州长面色铁青，十分恼火。罗斯福夫人和车上另外一个人也面露怒色。我也感到很气愤，因为我向来支持弱者。然而，罗斯福却友好地微笑着，仿佛在说:“果不其然，这和我原先预料的一模一样。
”
罗斯福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我跟着他的车一路向东下了山，我要看看他到了镇里小河边的工厂，见到一百多个工人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汽车缓缓而行，罗斯福脱下他那顶不久之后就举世闻名的软呢帽，面露微笑。这微笑仿佛是他在亲自拥抱每一个人。我永远忘不了工人们脸上流露出的仰慕、兴奋之情和随后人群中爆发出的由衷的热烈掌声。我觉得，我的爱尔兰校友说得没错，此人确实与众不同!
4月下旬，多罗西·坎菲尔德·费舍尔———一位当时住在佛蒙特的非常有名的小说家来到威廉姆斯学院做讲座。我看过她写的两本小说，对她谈到的写作技巧格外感兴趣。她告诉我们她是如何对最后一稿做删节的:她会把形容词、副词和带有“which”的句子全部删掉。她说，就连托马斯·沃尔夫这样的好作家也会有用形容词和副词上瘾的情况。她建议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人应致力于洗练的文风。
那天我无比兴奋，当晚就写了一封信给她，问我能否到阿灵顿拜见她，并谈谈我的发展前景。两天后她回信了:“我将很高兴与你谈谈你的计划。”她还给我留了她的电话号码。我立刻就打了电话，问这个星期天能否去拜访，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轻易地找人顶替我在餐厅的工作。她同意了，还告诉我有一趟公交车可以载我往返。不过，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搭了顺风车。到达阿灵顿后，我就向北走，直到看见一个邮筒，上面写着“费舍尔”。我从这里爬上一座很陡的小山，终于来到一幢朴素的房子跟前。然后，就如我在大学日历上所写的，“我人生中最伟大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谈了很久，我表达了想当作家的愿望和决心，还讲了一些我已写的故事和剧本。她告诉我，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如何发誓要当作家的。像波特·艾默生·布朗一样，她平等待我。吃过午饭后我们继续聊天，一直聊到天色变暗。我穿羊皮外套时注意到她书桌上有一大摞书稿———她的新小说《安东尼·安德沃斯》(Anthony Adverse)的校对稿。我拿起稿子低声咕哝:“谁会看呀？这书这么厚。”
她笑着说:“这本书会很畅销的。”她和每月好书俱乐部的其他评委已经给这本书投过赞成票了，“这本书会卖得很好，因为它是‘巨’著，而且很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读了一些我写的短篇小说。她觉得第一篇小说“新颖有趣且令人愉快”，我选择了“与我自身经历接近的”人物、环境和情感，这一点很正确。另外，“给低音古提琴取名‘雏菊’，给这个乐器在故事中的作用着色也很逗乐，写作的手法很灵巧”。
尽管我每天晚上要花至少两个小时写剧本，我的成绩仍然保持在A或B＋的高水准，这归功于我在埃克塞特接受的训练。我最弱的科目是物理，我的同学弗雷德·H。斯托金对这门课却学得津津有味。
虽然物理课堂给我的灵感不多，但我去物理实验室的路上会经过一扇大门，门上刻着“攀登更高，行得更远，放眼苍穹，志摘星辰”。每次上课经过这扇门，我都深受鼓舞。
1933年6月，度过威廉姆斯学院的第一年后，我回纽约接了弗吉尼亚后就直奔火岛。我们住在另一条街上的度假屋。度假屋的名字“浪花飞溅”让我觉得腻歪。我买了一大盒新上市的洗衣皂，在度假屋的铭牌上抹了超级厚的几层肥皂。我还忙着彻底修改我前一个夏天写的剧本《魔幻岛》(The Enchanted Island) 。我迅速改了第一稿，读起来仍然不怎么样。剧本写得太装腔作势，于是我把它塞到一摞手稿的最下面。以后我会再改一稿。我试图给火岛这片又窄又长的沙地注入生机，这座岛像催化剂一般，能以神奇的速度让人显露出本质。一个人一到这里就如同置于显微镜涂片的一滴酒精之中，被干净利索地摆放好，随时接受研究者的分析。
我父母的关系比前一个夏天糟糕得多。母亲讲话常常用词不当，这已众所周知了。以前父亲只是嘲笑她，而如今她每次把“道路拐弯处”说成“道路胳膊肘”，或用“尖营”指称“精英”时，他总是一脸无奈。母亲再说“乡巴佬”，或把“棒球联赛”叫作“双头球赛”时也不能引父亲发笑了。她打电话给朋友，在得知朋友也正好想给她打电话时，她会对朋友说“你真是个神经病”。我父亲觉得这无法原谅，他会既尴尬又恼火地嘀咕一阵。父亲最喜欢的汤匙不见时，她再宣称“一定是克里姆林宫的那帮家伙拿走的”，他也不再咧嘴一笑了。
她用的这些词让我感觉亲切可爱，但如今却让父亲避之唯恐不及。我得知父亲一直有外遇后，对父亲大为恼火，因而对母亲比以往更孝顺。有一天，我母亲在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封撕碎的信。这是一个住在拉克罗斯的女人写给父亲的情书。我发现母亲的时候，母亲正目瞪口呆地盯着信，潸然泪下。她费力地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危机，只好一手搂住母亲，问道:“我能看看信吗？”当我看到开头的几个字“我最心爱的甜馅饼”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奇怪的是，我母亲并不恼火，也没有阻拦我大声读出这封信剩下的内容。最后，我不得不停了下来。“我的天哪，这信写得太棒了!”我笑出了眼泪，然后我默默读完剩下的几行。“妈妈，这些话写得更好!‘当我打开你那浓情蜜意、富有思想的信时，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从前，我不经意之间滑到了餐桌下面。’”我自己也滑到了地上，兴奋地嚷道，“这台词要是出现在剧本里面该多棒啊!”
我的一惊一乍似乎并没有伤到母亲。她止住了眼泪，甚至笑了一下。那一刻是家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火岛度过夏天了。此时此刻，我感觉我跟母亲无比亲近，我甚至开始叫她的名字“海伦”了，而我从未叫过我父亲“拉尔夫”。
1933年秋，我回到威廉姆斯学院上二年级，斯坦利·杨此时已经离开学校，去百老汇演自己的戏剧了。不过我在英语教师中又找到一个同盟———大阿尔伯特·利克莱德(绰号“小鸟”) ，他在我们和戏剧之间建立了一条纽带，他令莎士比亚“死而复生”。“一百年前，我第一次去剧院的时候……”他把教室当成了舞台，“当然，你们没有必要走到威廉姆斯小镇以外去找一个罗密欧，但是你们得到镇子外面去找一个朱丽叶。”这时，他突然用自己的魔力嗓音变身成朱丽叶。我们大部分人都很高兴。但也有少数几个人对这种可笑表演嗤之以鼻。“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利克莱德注意到了这点，“我比你们难受十倍。”
“小鸟”个头不高，但精力充沛，让我联想到一种鸟，一种不停飞翔的鸟。“小鸟”用俏皮话和机智的反应活跃着气氛。我连哄带骗地获得了参观“小鸟”那不太整洁的小房间的机会，告诉他我想当编剧的梦想。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给他看？我把最近写的剧本递给他。看完剧本后他答应如果我分数足够高，他就在我三年级期间布置给我剧本写作的小班荣誉功课(这意味着我将是班级里唯一一个能做这个作业的人) 。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瓦萨已经答应给我法国文学的荣誉功课了，学校会同意我同时做两份荣誉功课吗？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瓦萨给出的答复很简单:我只要做到二年级的成绩是全优就行了。
那时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在生物实验室，每天要花三个小时。我还接到很多打字的订单，于是我又雇了一名打字员。在平民俱乐部里，我成了服务头桌的两名永久服务生之一。
与此同时，我每天晚上还要在留声机里传出的穆索尔斯基、舒伯特、德彪西等人的音乐的帮助下花很多时间写剧本。尽管我已经开始读俄国文学以作消遣，我还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的戏剧上，我还在给我父亲写的几封信中谈到戏中的角色。我再次回家的时候，我家已经搬到了西143号街一个小房子中的一楼，隔壁就是环河路旁很大的一幢公寓楼。迎接我的是我父亲写的一个剧本手稿，这手稿多多少少有抄袭易卜生之嫌。我不忍心告诉他这剧本有多么糟糕。
我在家度过的假期第一周相对平和。一天晚上，在全家热烈争论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事时，弗吉尼亚去了几趟卫生间，每次回来都变得更活泼了一点。她去了第四趟之后，我父亲起了疑心，也去了卫生间。不一会儿，他就带着从马桶水箱里找到的一瓶喝了一半的杜松子酒回来了，马桶水箱是弗吉尼亚藏东西的老地方。他冲着弗吉尼亚摇晃着酒瓶，弗吉尼亚傲慢地否认那是她的:“你胡说些什么!为什么每一次都怀疑我？”
“这个家里除了你还有谁会喝这个？”父亲摇晃着弗吉尼亚。她愤怒地挣脱了，开始大喊大叫并脱去衣服，直到最后赤裸地站着。“我要离开这个魔窟!”她尖叫着冲到了前门门口。一开始，我父亲惊呆了。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追了上去。
我把他拉了回来:“让她走，爸爸。她是想让你去拦她呢。”
弗吉尼亚飞奔出去的时候他吓坏了。
“她会回来的。”我补充道，“外面冷得要命。”
几秒钟之后她就回到房子里了，浑身发抖。我父母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却忍不住笑了。弗吉尼亚瞪着我，然后自己也笑了起来，之后她随手拿了几件衣服就消失了。
屋里沉默了很久，父亲终于开口:“不管怎样，现在这酒瓶子就摆在我们面前。”
母亲在哭泣，父亲则在生气，当弗吉尼亚冷静地再次现身时，我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问她:“要不要来点咖啡？”
“好———!”她用滑稽的英国口音谄媚地应了一声，“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问我了!”
1934年6月，我结束了大学第三年的学习后再次回到家中，我发现西143号街的小房子里还是硝烟弥漫。一周后，我宣布要搭顺风车去加利福尼亚过暑假。我母亲坚持让我带上一沓已经盖过邮戳的明信片———“就是时不时让我们知道你人在哪儿”。我父亲则粗声粗气说出“都是他妈的傻瓜”云云。弗吉尼亚亲了亲我，用的力气之大让我觉得颇为尴尬。
提着贴满威廉姆斯学院和埃克塞特标签的破旧手提箱(从乔治姨父那儿继承的) ，带着缝在蓝色牛仔裤腰间的十块钱，我起程向西。
三天后我抵达拉克罗斯，躺在雷伯父家真正的床上睡觉。这是离别多年后我首次回到故乡，我还记得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和教堂旁边的那座我们玩打仗游戏的公寓楼。我花了两个小时参观威斯康星商业大学，并和雷伯父闲聊。雷伯父一路上兴致很高地听我讲这些年的经历，还许诺“等他不在了”，要把挂在他书桌后面墙上的约翰·托兰上校的画像送给我。他还许诺要把上校所有的文件手稿都留给我，包括1836年7月13日至25日上校作为先遣军总指挥，带领第三十四骑兵团从西弗吉尼亚到弗吉尼亚维斯维尔的最后一场战斗的记录。
雷伯父说，约翰·托兰上校曾被一个占据钟楼上有利地形的牧师开枪打死，得知此事后，雷伯父从此再也不进任何教堂。
从拉克罗斯到苏福尔斯的旅程只用了一天半时间，我晚上睡在派克家。他们劝我在那逗留一周，但我急着向西赶路。第一次穿越西部让人备感兴奋，对我来说这些地方就像伊甸园一样新鲜。我看到了波格·鲍威尔曾经描述过的地方，在那儿的射击比赛中，他爸爸战胜了水牛比尔和其他西部荒野的知名人物。我参观了黄石公园，接着向海岸前进，被那一片广阔的天地和连绵的群山所震撼。之后我开始向南走，穿过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时候还没觉得失望，直到来到洛杉矶:在这里，文明代替了自然。我得到的奖励是又见到了我最喜欢的姨妈弗洛丝，我和她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她一直鼓励我坚持写作。
她向我讲述了在这个不欣赏异类的世界里她是如何奋斗、谋生的，而且她从不抱怨。她的丈夫杰克·翰杰姆曾经挣到过很多钱，但最后都折在类似在洛杉矶建造溜冰场之类的生意上了。他最后留给她的只有未付的账单，而她则靠着写聪慧的小诗为箭头湖打广告撑了下来。她还有几个能帮衬她的富人朋友。弗洛丝姨妈那种鲜明的离经叛道的精神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甚至觉得她比母亲还要亲近，我母亲也是离经叛道类型的。我觉得弗洛丝姨妈给我指引了通往自由之路。
和弗洛丝度过愉快的两周后，我搭上一对夫妇的顺风车去了密苏里州，等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搅进了父亲和弗吉尼亚的争吵之中，在我返回威廉姆斯学院之前这场愤怒的争吵持续了三天之久。
大学三年级伊始，我的两位荣誉教授瓦萨和“小鸟”都鼓励我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以后去上耶鲁的戏剧学院。当时这个学院由乔治·皮尔斯·贝克主管，他在哈佛大学那个闻名遐迩的工作室里带出了著名的编剧菲利普·巴瑞和西德尼·霍华德。由于戏剧学院不提供奖学金，我必须自己挣到足够的学费。于是，我和我的前舍友就一起竞聘新开张的威廉姆斯基督教协会书店经理的职位。开设这个书店是对镇上另外两家商业书店书籍售价过高的一种抗议。共有四人竞聘经理岗位，只有两人可以在下一年经营这个书店。
1935年春季学期结束时，我和吉姆获得了威廉姆斯基督教协会书店的经理职位，我还被选为平民俱乐部的服务生领班。为了纪念威廉姆斯学院的加菲尔德校长，这个俱乐部如今已经更名为加菲尔德俱乐部。继任加菲尔德校长的是凭借约翰·黑尔传记获得普利策新闻大奖的泰勒·丹尼特。如此一来，我不仅能享受吃饭免费的待遇，每周还能额外赚到十五块钱。我在耶鲁戏剧学院的前途有保障了。我回到纽约去报告好消息，之后又马上回到威廉姆斯镇。在那儿，豪尔教授将顺路把我载往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他要去明尼苏达大学过夏天。
西行之旅由豪尔夫人开车，一路顺利，直至我们开到密歇根三河郊区的时候，一辆农场卡车从岔路上摇摇晃晃地冲过来，迎头撞上了我们的汽车。三天后，汽车修好了，我们继续赶路，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接着我开始搭其他的顺风车。
两天后，在堪萨斯城，我等了两个钟头也没搭上顺风车。附近有一列货运火车在停车加水。我听见几个坐在货车车厢顶上的男人大喊，示意让我加入他们。我犹豫了。这时火车头发出嘟嘟两声鸣笛，火车准备载着满车的货物继续上路了。我赶紧跑了过去。一个扒在车厢旁边梯子上的高个子青年伸出手来接过我的手提箱。我一松手，摔了一跤，耳边响起一片催促的喊声。我爬起来笨手笨脚地跃上了后面一节车厢的梯子。我觉得手臂扭伤了，但还能挺住。那个接我箱子的高个青年低下身子，抓住我的衬衫，把我拉到了车厢顶上。“你得学着点。”他咧嘴笑着说，然后伸出手对我表示欢迎，“首先，你往开动的列车上跳的时候不能站着不动，你要朝着火车头行驶的方向跑，懂了吗？”
我很吃惊地发现，尽管我的箱子上贴满了威廉姆斯学院和埃克塞特的标签，我还是立刻就被车顶上的所有人接受了。他们全都建议我把手提箱扔掉，换成一个包裹，即用一块帆布卷好我所有的家当，再把包裹背在肩上，这样两只手就能腾出来了。
火车到了下一站，我决定下去继续搭便车。傍晚时分，我终于搭上一个从堪萨斯来的年轻人的车。他叫赫尔斯，他打算到科罗拉多建立家园。他告诉我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产的梦想，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此时，我们都饿了，赫尔斯说如果我能买一条面包来的话，他就去杂货店买些冷切肉来。我付钱买面包的时候，注意到赫尔斯顺手往自己的裤袋里塞了些什么。原来是一罐狗粮，赫尔斯坚持说这东西热热就能吃了。他高高兴兴地吃了自己的一份狗粮三明治，而我却难以下咽。
接下来我和几个埃克塞特的朋友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住了一个星期。其中一个朋友叫多尔夫·库尔斯，他为人文静内向，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竟是一名啤酒巨头的儿子。我接着搭顺风车，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到了夏延城，可惜我的好运就到此为止了，之后我再也没能搭上便车。天黑了，我四下寻找过夜的地方，最后在一个火车站候车大厅的长椅上安顿了下来。不久，一名车站职员走过来告诉我，明早之前这里不会再有东去的列车了。我看得出来这里并不欢迎我。附近正在修一列货车。这场景就像一场噩梦:一节节撞坏了的车厢被高高地吊了起来;维修工提着灯在货车车厢顶上来回跑;来回穿越铁路的值班员手中的灯笼晃来晃去;司炉工打开炉门，填燃料时从炉口映射出一道道刺目的火光;断断续续的哨子声不停地传递着信号;火车司机们信心十足地把头从驾驶舱内探出来，望着火车头敏捷地前进和倒退。
一个火车头掉头朝我冲过来，我顿时被笼罩在刺眼的灯光之下。火车头经过我身边时煤灰缓缓落下，撒了我一身。一名制动员纵身跳了下来，站到暗处，拉下了制动闸。
“你要去哪儿？”他友好地问道，“向东还是向西？”
“向西，先生。”
“那个人大约十五分钟后就要往西开了。”他指着一排车厢说，“走几百码到那儿去等着，直到听到‘高球’(highbal) 。别让人看见，不然铁路警察会逮住你。”
“‘高球’是什么意思？”
“就是火车很响亮的两声突突声。这说明列车司机已经就位，准备出发了。”
我虽然没完全弄明白他的话，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他所指的位置。我听到两声响亮的突突声，车头的灯光缓缓扫过我。箱式车厢、平板车厢、罐子车厢从我面前隆隆驶过。我想找一个开着门的箱式车厢，但没有一扇门是敞开的。于是，我笨手笨脚地扒上一节运沙石的无盖车厢。这才是旅行!
接下来的两天我收获了若干惨痛教训。比如，火车在落基山脉间穿行的时候你不能坐在无盖车厢的尾部。当火车进隧道时，火热的煤灰会撒到敞着的车厢里。坐在罐子车厢或装载着机器的平板车厢中也同样危险，都没有保护措施。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无盖车厢里的沙石上挖一个洞来保护你的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