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毒品发展史从大麻起家到疯狂走私

我们的叙述将以格兰德河北部为起点，这里不仅是人们对墨西哥毒品永不餍足的需求的源头，也是斩断墨西哥毒品贻害的起点。在美国，使用和销售各种影响精神活动的毒品 一尤其是鸦片、大麻、可卡因—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已经完全合法化了。最有代表性的鸦片使用者是中产阶级的白人中年妇女。可卡因也被添加到药用和消遣性的商品中，从香烟到软饮。可口可乐直到1903年还在以古柯叶为原料。

（一）美国篇
美国对毒品的旺盛需求也引起了墨西哥的注意。美国的气候并不适合罂粟的大面积种植，而墨西哥所处的纬度却能为罂粟提供完美的温度条件。位于西马德雷山脉的“金三角”地区，是锡那罗亚州、杜兰戈州和奇瓦瓦州三州的交汇之处，这里的条件对于鸦片种植而言尤为理想。正是在这里，密粟生产蓬勃发展。这些罂粟是1880年代由华人移民带来的。
纽约犯罪头目阿诺德·罗特施泰因在其门徒卢西亚诺的提醒下，意识到了其中的丰厚利润——2000美元一公斤的海洛因分装零售后可得30万美元——于是在1920年代中期放弃贩卖私酒，转而从欧洲进口鸦片和海洛因。为掩护其批发业务，罗特施泰因买下了一个声誉良好的商业公司作为掩护，此后开始通过铁路向全国市场分发货物。
此后几十年间，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建成了一个粗疏的贩毒网。罂粟丰收的季节，通过位于锡那罗亚的城镇和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比如著名的蒂华纳)的一系列基地，将生鸦片或熟鸦片转运到美国(主要是洛杉矶)的华人经销商手里。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农民、中产阶级市民以及一些富有的商人投身于这桩买卖。入行很容易，并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也没有多大的风险：机会多的是，因此谁都不必以暴力来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1890年代到1910年代，各类相关人士逐渐坚定了决心，他们推动了对麻醉品的刑事定罪，同时使酒精饮料被宣布为不合法。
最初，有几个州通过了禁毒令。之后在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品法》要求制造商列出他们含麻醉品产品的成分，以警示许多一直在稀里糊涂地给孩子喂鸦片制剂的主妇。1909年，美国颁布了《吸食鸦片禁令》，以致鸦片馆歇业倒闭，查禁鸦片将有助于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后者当时正在努力根除1840年代以来在英国人枪口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泛滥的吸食鸦片现象。
这些禁令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稀缺抬高了价格，从而引来了贩毒分子，也导致从前抽鸦片烟的瘾君子转向了更强效、更危险的衍生品，比如吗啡和海洛因。
1914年美国又通过了《哈里森法案》，对所有非药用的鸦片制剂和可卡因予以禁止，尽管大麻类产品不在其中，它被(正确地)判定为相对无害。
此时，也标志着美国正式开始对毒品宣战。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精神药物在墨西哥普遍用于医疗和消费。抽鸦片烟是少数华人的主要消遣；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则是中产阶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偏爱；而大麻俘获的基本上都是穷人。
（二）墨西哥篇
最令官员们不悦的一种毒品居然是大麻——以当代视角来看，这着实令人惊讶。大麻并非本土植物，16世纪时它由西班牙皇家引入。
因为大麻纤维是航海业运用广泛的一种纤维，极为适于制作船帆和绳索。渐渐地，人们可以从本地药剂师那儿弄到大麻，到了波菲利奥统治时期，下层人士尤其是士兵和囚犯以此作为药物。大麻还因其能够引发暂时性精神错乱和疯狂暴力而为人们所知。
1883年，大麻和鸦片进入了一系列有20多种只能凭处方在药房而非草药店购买的药品名单之中。这项规定主要针对的并非以消遣为目的的使用者，而是旨在减少意外(或有意)中毒者的数量。
尽管只是宣布种植和贸易为非法，而拥有一罐或将其作为礼物赠与他人都不算违法。到1910年代，墨西哥仍有相当多的人支持限制性政策，但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多数，而大部分毒品依然能凭医生处方在药房买到。
革命运动壮大了禁毒人士的力量。1917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卡兰萨当选为总统。
1917年1月，卡兰萨的私人医生罗得里格斯满怀激情地指出，墨西哥在“国家间的竞争”中陷入了危险境地，因为墨西哥这一“民族”在波菲利奥的统治下已经变得“孱弱”而“堕落”。
罗得里格斯对宪法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建议授权国会禁止“销售毒害个人并且令(墨西哥)种族退化的物质”。他提到了酒类、鸦片、吗啡、乙謎、可卡因和大麻。他还要求在这一革命性章程中写入一条：联邦公共卫生部门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建议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要求获得了批准。新宪法于1917年通过。
公布了“关于种植及买卖弱化种族之产品的法令”。这些法令规定，未经特别许可，严禁种植鸦片或提取其麻醉性汁液；彻底禁止全国范围内的大麻生产和销售；药品批发商必须获得特别许可才能进口鸦片制剂或可卡因；
墨西哥已经向毒品宣战。
1925年2月，《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卡耶斯下令向毒品宣战”的报道中说，这位新总统卡耶斯已宣布他将“惩治墨西哥所有的制毒贩毒者和吸毒者”。在纳亚里特州和杜兰戈州捣毁了华人种植的几百亩罂粟，并且追捕大麻生产商。

（三）地头蛇
“墨西哥在取缔大麻。”1925年12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宣称。文中不仅讲述了公共卫生局的稽查员如何兢兢业业地逮捕农民、烧毁庄稼，还解释说，墨西哥的传统观点认为大麻的叶子会“引起心智错乱”，往往令成瘾者精神失常，布拉沃河北部一个新出现的说法是：“科学家们说，它的作用可能比任何麻醉品或毒品更可怕。”路易斯·阿斯托加指出，在1931年，毒品消费和交易被定为联邦罪行。
1934年，总统卡耶斯指定拉萨罗·卡德纳斯做总统，甚至为他选好了内阁。但在1936年，卡德纳斯最终把卡耶斯的那一套付诸实践，半夜将卡耶斯从家中带走，弄到圣地亚哥去流放。
然而，卡德纳斯的权利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坚如磐石，其权力的金字塔并不完美。如果说他们对国家核心的控制并不算彻底，那么他们对外围的掌控尽管有力，却也存在更多妥协。许多外围地带的州长一如当年他们在波菲利奥·迪亚兹统治下一样，仍是雄霸一方的地头蛇。
地头蛇的特权之一就是在服从总统意志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地从事各种逐利的冒险活动，特别是非法生意。毒品的种植和贸易因而被纳入政治体系，尽管官方表面上在限制这种事的发生。地方警察和军队则可以因保证不干涉毒品交易而得到毒贩的进贡。与此同时，他们通过预先阻止潜在竞争者插手交易——因而抑制了辖区内的暴力冲突——并禁止经营者本人与政治活动，对这类交易进行监管。
埃斯特班·坎图上校，大概是墨西哥第一个搞敲诈勒索、大发不义之财的人。1911年革命伊始，他被派往边境小镇墨西卡利，保卫下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以防美国入侵。1914年，他任命自己为州长，继续主持针对旅游者的副业(卖淫、赌博)，并允许鸦片商把他们的货物销售到美国。坎图称霸一方，直到1920年，被派往该州重申联邦政府权威的阿贝拉多·罗德里格斯将军终结了他的好梦。而坎图之所以能在当地掌权这么久，原因之一在于墨西卡利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而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正忙于革命。
按照保罗·肯尼等人的说法，罗德里格斯或多或少拾起了坎图留下的生意，他通过向禁酒令时期饥渴的北部帮派提供酒类和毒品而获利颇丰，到1930年，统治下加利福尼亚州已达10年之久的他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1937年的《大麻税法》对经济作物征收惩罚性重税，将大麻从自由市场赶进了黑市，使得大麻更为稀缺，利润也更高了。
二战期间，锡那罗亚的鸦片出口急剧增长。一些人说，这是因为美国说服了墨西哥政府大开绿灯，以便弄到吗啡给受伤的士兵，因此鸦片贸易一直繁荣到1950年代，鸦片贩子们也开始离开此前设在山里的据点。为了销售他们的作物，农民企业家们在锡那罗亚州首府库拉亚坎开起了商店。毒贩之间或毒贩与警察之间开始出现激烈的对抗，当地报纸担心城镇变成“芝加哥的翻版，到处是穿着凉鞋的黑帮”。

（四）摧毁罂粟
革命制度党的大佬和他们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代理人并不打算努力消除毒品生意。相反，他们采取了当地“酋长”一直实行的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的做法，建立起某种公私合作的关系。联邦警察将负责监督毒贩的生意，即协调、指导甚至通过暴力手段约束他们日益增长的竞争倾向。与此同时，他们将为国家创造一笔稳定的收入，当然也为自己的口袋、为他们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上级以及权力阶梯或该党权力顶峰的人带去好处(并不仅仅是偶尔的好处)。革命制度党所寻求的并不是根除，而是控制，是建立一种(有利可图的)“革命制度党的和平”(Pax Priista)。
1948年，墨西哥政府宣布要发起一场摧毁非法罂粟作物的“伟大战役”。警察部门首次得到了一队士兵的支持，在锡那罗亚州展开了行动。1950年代，此项运动蔓延至下加利福尼亚、索诺拉、贾利斯科、杜兰戈、莫雷洛斯、瓜纳华托和尤卡坦等州。与它设定的斩草除根的目标相比，此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种徒劳。非法种植散布于墨西哥广阔的国土上，种植者常常贿赂官员，让他们放过自己的作物。尽管如此，这一运动仍然影响广泛。联邦政府成功地将毒品政策执行权从当地“酋长”的手中夺回，纳入国家层面，以便让毒贩看清楚谁才是他们的新老板。此举还有个不曾意料到的结果，那就是毒品贸易的集中化。
当地毒贩很快就意识到，生意的存亡及兴旺与否不但离不开市、州两级政府当局的保护，还应与联邦武装部门——联邦警察、军队、国家安全理事会和革命制度党的官员达成协议。反过来，这也需要他们凝聚成更大的组织，将地盘拓展到锡那罗亚的腹地之外，去拥抱整个国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毒品交易在美国、欧洲及中东的壮大进一步推动了毒品产业的扩张。
（五）扩张
大麻这种过去只是美国人中相当小的一撮人(主要是具有颓废派作风的人、城市黑人和墨西哥人)才沾染的东西，如今成了大众消费品。消费的繁荣立即对墨西哥种植者产生了影响，使他们获得了稳定的价格与平稳的需求，以及豆类、玉米这些传统作物无法匹敌的市场优势。单靠锡那罗亚已经无法满足那迅速增长的需求，农民们开始在相邻的杜兰戈州种植大麻，接着是哈利斯科州，然后是瓦哈卡和格雷罗这样的南方州，最终使大麻生产从锡那罗亚一个州的低调行为转变为遍布12个州的大规模国家产业。到1975年时，整个墨西哥供应的大麻占布拉沃河北部全部大麻消费的95%。
鸦片世界中也在发生着同样的转变。直到此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国贩毒网”还一直靠科西嘉黑帮将在土耳其合法购买的生鸦片运到马赛的实验室，将其提炼为海洛因，然后运往纽约，在那里黑手党将毒品注入美洲大陆的商业流通体系之中。到1960年代末，美国80%到90%的海洛因都是通过这个网络流入的。1972年，在美国的鼓励下，土耳其禁止了鸦片种植。虽然他们在1974年撤销了禁令，但此时相关产业的满目萧条已经严重抑制了这个网络，引发了美国东海岸城市的海洛因短缺。
联邦政府官员也遭到了腐败的侵蚀。在1968年的一次调查中爆了出来，有证据表明，本身就是海洛因的主要供应者和保护人。美国麻醉品及危险药品管理局的办事处与墨西哥当地黑手党达成了合作关系，定期收受他们的贿赂，只逮捕大型犯罪集团指定的毒贩，这样既可以让联邦官员积累起可观的逮捕记录，获得快速升迁，又能为那些帮派清除不必要的竞争者。
根据1972年的估计，墨西哥供应的海洛因占美国市场的10%到20%；到了1975年，这一数字已高达70%到90%，同时这个市场本身的规模也翻了一番。
起初，来自墨西哥的走私情况比欧洲的更分散，因此警察打击起来也更困难。涌入锡那罗亚腹地的美元让那些种植者发了财，使他们逐渐被人们称为 narcotraficantes 或narcos，亦即西班牙语中的“毒贩”，这一称呼意味着他们地位的提升，从单纯的鸦片种植者变成了富有的国际走私者。
不过，一项打破常规之举是他们的总部设在了杜兰戈。埃雷拉兄弟会从1950年代起就经营这桩买卖，已经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前哨站，人员由不断壮大的庞大帮派的其他成员组成。现在，由于美国方面的需求高涨，这个前哨站开始膨胀为大型组织，并且到1970年代末，每年经手毒品10吨以上，零售总额达20亿美元。埃雷拉兄弟会的海洛因大部分会藏在密封的汽油桶里，从杜兰戈运往芝加哥(49个小时不间断行驶）。
作为这条“海洛因高速路”的点站，芝加哥最终取代了纽约长期以来在批发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大约三分之一的货物留在了芝加哥，其余的则通过商业航班运往全国。在杜兰戈，这个如今被称为“墨西哥贩毒网”的组织由15个彼此有关的墨西哥家族监督，在族长杰米·埃雷拉·内瓦雷斯的领导下高效运作。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农民的雇用、罂粟种子的分配、新种植区的开发、鸦片膏的收集、实验室的管理、鸦片的收割与运输。收益会返回墨西哥——以现金的方式用同样的汽油桶走私回墨西哥，后来日益通过电汇(使用汇票和西联汇款)转入杜兰戈城的金融机构，其数量之大相当于美国任何工业城镇的一家全资子公司的收益。除去工资、贿赂之后的净收入被投资于牧场、地产、牛奶场、公寓和度假村的发展。毒品贸易虽然违法，对墨西哥经济来说却有巨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