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推定是导致冤假错案难以平反的罪魁祸首

这两天因疫情管控，在家看了“两高”的工作报告，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2021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其中，各级法院共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粗略计算一下，2021年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在法院获得无罪判决的比例仅为大约万分之三。再对比下2020年、2019年乃至仅十年的数据，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基本都在万分之五的低位上下徘徊。这样的数据，显示了公诉刑事案件判决无罪何其艰难！
微博上有人说：“无罪判决率低，恰恰说明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到位”。这种说法，其实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即使客观上存在一个被害人，也不意味着必须要有人被定罪判刑。因为我们不仅要用证据证明被定罪判刑的人就是加害的真凶，而且还要进一步判断加害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定罪条件。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罪，未达到法定构成要件不能定罪，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这样才能彰显“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
曾跟一位客户朋友谈笑，他说“为什么每一份判决书，即使二审已经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判决书，在外人看来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还合法，怎么还能纠错？”其实很简单，执柄法律的是人，是人就会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在没有强有力证据支撑下，法官也只能根据自身的断案经验、微弱的法条支持，作出判决。这就是欧美法系中的“自由心证”原则。
这些年，每次平反的冤错案，网络上都会涌来质疑的声音：“只不过是证据不足而已，并不代表xxx没有杀人”。“一个法律常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杀了人，法律上就只能且必须认定他没有杀人。”正如卡夫卡在小说《审判》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任由靠猜疑、自由心证定罪，那么人人都可能是凶手，没有人可以逃脱K先生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被害人”，或者所谓的“被害人”完全是虚假化的。比如在有些经济纠纷中，一方当事人把自己包装成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举例说：“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债权人可能会被涉嫌“职业放贷”“高利转贷”等。而债务人也很可能被涉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因此这些所谓的“被害人”完全是绞尽脑汁逃避自身责任的“加害人”。
总有人说：“刑事案件能走到法庭上的，都是经过公安、检察层层筛选过的，都是板上钉钉，无罪判决当然低啊”。经过公安（侦查阶段）检察（审查起诉阶段）层层筛选把关的确没错，但要说起诉到法院的案件都是板上钉钉，那确实是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太过于无知。这些年平反的冤假错案，哪个不是冤的明显，错的离谱？我2019年代理的“山西xxxx凶杀案”，最高法终于在去年11月份指令山西高院再审，案件有望在今年全部改判无罪，紧接着将申请国家赔偿。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多么丰富的刑事办案经验，只要认真细致的看完案件卷宗材料的人都能得出无罪的结论。因为案件中的疑点、矛盾点比比皆是，且卷宗中已经有了其他作案人的重要线索。可悲的是这几年的冤错案件，很多都是最后“被害人”出现，或者其他作案人自首，才得已平反。
很显然，公诉案件无罪判决率低绝非因为案件都板上钉钉，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人为因素。这其中有系统外干预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法院系统之内。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不加审查的比对口供、藐视他人自由的权利、缺乏责任担当等等“平庸的恶”都是原因。必须承认，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大部分案件，都是罚当其罪，但也必须同时承认，公诉案件绝非只有万分之五应当判决无罪。我曾多次说过，法院存在的价值不是对检察院的起诉指控照单全收，而是要有勇气对检察院的错误指控进行纠正和改判。一个刑事律师如果终其一身都拿不到一个无罪判决，毫无疑问是其职业生涯的一大遗憾。同理，一个刑事法官如果终其一生都没有做过一个无罪判决，毫无疑问是其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
今年，最高法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确保无罪人不受刑事追究”。要落实这个目标，不到万分之五的无罪判决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你是谁，又身处何地，你都要学会接受，不过也有些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随波逐流；你要相信，生活永远都是充满希望的，哪怕是最微弱的一束光，也象征着清晨很快就要到来”——摘自《误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