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上书减免钱粮，结果被判大逆罪：乾隆下令将其凌迟处决

清朝对于明末言官们无休止的互相批评指责，非常不满，认为这种明末议国本议大礼的风气，很容易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势力。

因此很多为了博取清名上书的人，反而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比如在乾隆四十五年，广西人吴英上书说要减免钱粮，减少寺庙，革除盐商等，结果直接按大逆被判处凌迟处决。
清朝最大的文字案是假借官员口气写的奏稿，在上面对乾隆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同时还伪造了乾隆的批复。随后做成假邸报到处传播，很多人都抄录了其中内容，这就是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

因为这个事情，在全国17个省进行了大检查，抓捕了上千人。禁止批评朝廷，质疑朝廷立国的合理性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有了，不仅仅是清朝才开始。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汉承秦制，禁止言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部门负责。
到了明朝东厂锦衣卫更是到处探听别人的私下议论，以为罪状。在明景宗时，“有言锦衣卫官校缉事之弊者，云多为人复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辩理”。东厂锦衣卫不受正常司法程序的限制，对于犯人任意抓捕拷打，滥施法外之刑草菅人命，往往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我国民间言论第一次开放，其实是在清朝末年报纸出现以后。1873年第一份民间报纸《昭文新报》出现，从此，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每天都公开议论朝政，研究清朝如果改良或者革命等等，清朝对办报纸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管控。
到了1908年，光是上海就有66家报社和239种出版刊物。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寿期间，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

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更是公然大胆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民权思想，提倡民权平等，它们还大量报道反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