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我也要做“军队的女儿”——那年我十五岁

#知青#
我也要做“军队的女儿”
——那年我十五岁
文 理
知青——这个带有时代烙印的群体，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迎来了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
我要当军垦战士
一天，学校来了不少穿绿军装的军人，操场上彩旗飘飘，墙上刷着——“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等大红标语。学校召开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号召毕业生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军人们来自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到学校来接收毕业生去海南岛。
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就是《军队的女儿》里说的军垦？我们这代人谁没读过《军队的女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刘海英的形象深入我心，激励着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动员大会上军人们激昂发言吸引了我们，我最关注的是那个女兵！女兵在台上讲话迸发着激情……我想象着自己也穿上军装、挎着枪巡逻在海防线上，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祖国的宝岛。顷刻，我热血沸腾，我要当军垦战士，我也要做“军队的女儿”！我找到女兵缠住她左问右问，有军装穿吗？发枪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激动得跳起来。我和吴诺丹、梁小芬既是发小又是同学，我们商量着一起去海南岛，要去当军垦战士。我满怀豪情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去海南，保卫宝岛、建设宝岛！学校批准了我的请求，还把我的决心书贴在了学校的墙报上。
在学校公布的大红光荣榜上，我的名字列在去海南的名单里，我被分配到长征农场。我不知道长征农场在哪里，长征——这个带有革命性的名称倒是很吸引我。我很兴奋，逢同学就说我要去长征农场了。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南娇，她也去海南。李南娇那年也才15岁，她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去海南，被分配到东红农场（她误以为是东方红农场）。她拉着我说：“我分去‘东方红’， ‘东方红’多好听啊，和我一起去东方红农场吧！”好啊，我们去东方红农场！
我要成为军垦战士了！我就要穿着军装身背钢枪肩扛锄头建设宝岛、保卫宝岛了！我好像瞬间长大了。
就这样，只因要当军垦战士，要学习刘海英做“军队的女儿”，我也成了千千万万知青的一员，从此迈出了人生第一步，走上了知青路。

分配到16队的湛江知青在连队操场合影（右一是我）
少年不谙离别愁
我放弃读高中，要求上山下乡去海南，完全是我自作主张，还未跟家里父母商量。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了，母亲才知道。她半天说不出话来，很无奈，“你还这么小，一丁点儿，能去干什么呀？”我怕母亲要阻拦我，跳得老高，慷慨激昂地说：“你不也是15岁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吗？我15岁也可以参加革命建设宝岛！那个军队的女儿刘海英也是15岁参军当军垦战士的。我肯定行，一定行！”父亲从干校回来了，他当时还在五七干校学习班里没有“解放”，他特意请假回来。他没说什么，送了我一本《毛选》一至四卷袖珍本，并在上面题字写了些勉励我的话。
接下来的准备行装，到派出所迁移户口等事情都是我自己去办理的。当“注销”的蓝章子在户口本上盖下来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不过很快，我又沉浸在准备去海南当军垦战士的激情亢奋中了，完全没有顾及和体谅到家里大人们的不放心和不舍的心情。
1969年8月25日是我们出发的日子。这一天，在湛江市府大楼前，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要出发的，来送行的，胸戴大红花的，帮着提行李的，有兴高采烈的，有愁眉不展的，有依依不舍的，有哭的，有笑的。我是独自来到集合地点，无人送行，没有不舍，没有悲伤，还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真是少年不谙离别愁啊！
我们乘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行李跟人同车一起走。汽车开动了，车上车下躁动起来，哭声一片，有人哭着、喊着追着车跑。我像个旁观者在车里趴在行李上看着别人的哭笑，居然无动于衷。
几十辆解放牌大卡车一条龙似的浩浩荡荡出发了，这座熟悉的、生活过的城市渐渐远去，心底忽然涌出一丝不舍。我默默地说，再见，湛江！
那时的公路还是红泥土修的，一路颠簸，红尘飞扬，卡车上同学们的头上都蒙了一层红色的灰土，头发硬硬的一根根竖了起来。到了徐闻海安要乘轮渡过海，船上有同学哭了，有同学呕吐了。渡轮航行在碧波浩瀚的琼州海峡，两头望不到岸，我心里突然发慌了，这海峡这么宽，隔山隔海的路途遥远，以后怎么回家？
场长是长征老红军
当晚，我们在琼山县府城的一所学校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各农场派了大卡车来接我们下农场。海南岛有3条主要的国防公路：东线，中线，西线。大卡车载着我们往东线走。一路上我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海南旖旎的风光，稻田满眼葱绿，村庄椰树摇曳，我们不禁激情涌动，意气风发地高唱：“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走在大路上春风扑面来……” 还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正唱着，忽然有人喊，东红农场到了！咦，什么东红农场？我愣住了，不是说好去“东方红”吗？怎么成了“东红”？“长征”也比“东红”好听啊！我扒住车挡板不愿下来，心情沮丧极了！
我们在场部仓库里住下，参加了3天的学习班，场干部向我们介绍了东红农场的建场史。我们农场是1953年建立的国有农场，1969年4月兵团成立后，改建制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东红农场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老农场，我们的场长罗绮是长征的老红军！我顿时肃然起敬，不觉自豪起来！我把我们东红农场、老红军场长的光荣史用自豪的语气写信告诉了家人和同学们，让他们为我骄傲！我不再纠结是“东红”还是“东方红”。从此，我的每个信封的落款都郑重地写上“海南琼海东红农场”或者“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
坐着牛车下连队
学习班结束了，我们湛江几个初中女同学（我、李南娇、黄玉珍、顾桂凤、黄爱珠、谢欣，还有迟两个月后到的郭雪明）一起分到十六队（树德队），队长吴锡泉赶着牛车来接我们。听说连队离场部有七八公里远，这七八公里有多远也不知道，我们第一次坐牛车，感到好新鲜，一路上像小鸟一样围着吴队长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吴队长就像个慈祥的父亲一样哄着我们。牛车颠了一个多钟头，吴队长指着山坡下一排排的房屋说那是我们十六队（树德队）。连队的房屋傍着山坡的走势，像梯田那样一层一层地建房，瓦房一排排很整齐，还有篮球场。我们欢呼着进入连队，老牛识途颠颠儿地把我们带到坡顶一排茅房前。我们一下子呆住了，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吗？有同学抱着茅房门前的柱子哭着不肯进去。我倒很好奇，一切都那么新鲜，茅房是这样的：地板是泥土的，墙是泥糊的半截的不到顶，房顶是茅草盖的，床是打四根木桩架两块板，没有椅子、桌子、柜子。
我没顾得这些，惦记着什么急忙跑到屋后树林（防风林），去看看山坡下面有没有海。我记着，我们是来海南岛守海防的！
从茅房后面回来我纳闷了，后面只看到农田不见海，不是海南岛吗？怎么没有海？晚上指导员陈灼英来看望我们，我不要嘘寒问暖，我直接问指导员，我们发军装吗？有枪吗？指导员没有回答。我看看指导员，看看老工人，他们穿的是便服或工作服，只有几个退伍军工穿着旧军装。穿军装似乎泡汤了。那枪呢？有枪也行啊！保卫海南、建设海南没有枪怎么保卫？指导员是个很和蔼的罗定人，我跟指导员混熟了缠着他要枪。他无奈地告诉我们，连队有个政治案件还没结案，队里不允许配枪。
没有军装、没有枪，这算什么军垦战士？好像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失望像一盆凉水浇下来，沮丧再次袭来。

一年之后，站最前的是我
开始了知青生活
军垦战士没有军装、没有枪，我心里老大的不乐意。我们暂时被分到林管班，老工人李锦春带着我们去砍岜。我们几个“军垦战士”肩扛砍岜刀出工了。
刚开始砍岜的时候，我们不会使力，小灌木砍十几刀也砍不断，大芒草如何使劲就是砍不断。没几下手发软，还磨起了泡，李南娇教我们用手绢包着手。正砍着，忽然灌木丛里窜出一条一米多长的大蛇，头部扁平竖立起来，眼镜的图案非常明显。眼镜蛇！我们大惊失色喊叫起来。蛇身竖起有半米多高，吐着蛇信子冲着我们发出“咝咝”的声音。我们只在动物园的笼子里见过眼镜蛇，眼镜蛇有剧毒而且凶狠具有攻击性！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哇哇叫着四下乱跑。老工人李锦春冲了过来，提着锄头迎蛇而上，一锄没有锄中，眼镜蛇高高窜起向李锦春扑来，我们不约齐声惊呼。李锦春撑住锄头乘势跳到另一边躲开眼镜蛇的攻势，几个惊险紧张的来回恶斗，在我们的惊心动魄的叫喊声中，眼镜蛇终于成了李锦春的锄下鬼。我们惊魂未定，不敢继续砍岜，李锦春只好提前收工带着我们回连队。
才见眼镜蛇又遇水蚂蟥。海南的水蚂蟥不是一般的大，几乎有食指粗三寸长，翠绿色的背上有两条金边，用脚在水塘边拨动几下，数十条蚂蟥哗啦啦地寻着水声游过来，看着毛骨悚然。
我们连队是个老队，只种橡胶割胶，没有水田，原本无须担心蚂蝗。当时有政策，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是军垦，军队与老百姓搞好军民关系是光荣传统。连队附近的农村叫文头坡生产队，队里安排我们去那里帮农民收割水稻。水田有蚂蝗我是知道的，我小心翼翼地割几下走几步就检查一下脚。真是怕鬼就来鬼。正割着，忽然觉得脚趾有点痒，抬脚一看，赫然一条蚂蝗黏在我的右脚趾缝里。我哇哇大叫：蚂蝗！蚂蝗！旁边的农妇用海南话教我朝蚂蝗吐口水。我抱着沾满泥的脚使劲吐，紧张得口水吐干了，蚂蝗依然黏在脚上。我又急又怕，黏着蚂蝗的右脚在水田里拼命地又踢又跺，泥水四溅，大家纷纷躲开了。
我一个人在水田中央急得要哭了，边跺脚边喊：快来帮我捉蚂蝗！同学黄爱珠手提着镰刀过来了，蚂蝗在哪里？我慌忙抬脚给她看，她用镰刀来挑蚂蝗，蚂蝗受到刺激更往脚趾缝里钻，控制不住心慌，我的脚又乱踢乱跺起来，慌乱中一脚踹到黄爱珠手里的镰刀，顿时脚底和脚背都是血，跟泥水混在一起，不知道伤口在哪里。我一步一个血印地回到连队找到吴队长，我们吴队长是个草药土专家，他帮我清洗了伤口。伤口在右脚背上，有一寸多长，半厘米宽，还比较深。脚上的蚂蝗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蚂蝗咬过的地方流血不止。队长到野地里摘些树叶和草，捶烂了敷上去给伤口止血，也不用消毒。脚伤虽然疼，我心里却偷着乐，可以不用下水田了。
海南的蝎子多，被蝎子蜇的滋味我是领教了，在城里没见过蝎子，也没听说过。一天，同学黄玉珍从外面哭着回来，捧着手很痛苦的样子。原来她在劳动中搬石头被蝎子蜇了。我想，这有什么好哭的？没多久我也被蝎子蜇了，感觉像电击、像火灼、像针刺，火辣辣地疼得手发抖。我体会到了那种痛，难怪黄玉珍哭了。
刚下连队时，我们抱着玩玩的心态，还没有做好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砍岜的时候我们玩起了地道战，在灌木丛里砍出像地道一样的通道钻到农民的甘蔗地，躺在地里肆无忌惮地啃甘蔗。我们看到灌木林里有株结满了果的椰子树，我们砍出条小路钻到椰子树下摘椰子。椰子树有一丈多高，没有工具钩椰子，要摘椰子唯有爬上去。椰子太诱人了，我们不会爬树，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李楠娇块头大，当坦克在人梯的最底层，我们一个接一个踩着肩膀往上爬，黄玉珍清瘦灵巧爬在最顶层。李南娇是北方人虽然长得高大但力气不大，爬了三四个人上去后，她承受不了重压，大声嚷着：哎呀呀，不行了！我不行了！话音未落人已倒了，我们猝不及防一个个地从椰树上面摔下来，幸亏爬在最上层的黄玉珍抱住了树干才没摔下来。最终努力没有白费，椰子是摘下来了。椰子没成熟，扒开皮比拳头大点，椰子水不够一人一口，最委屈的是黄玉珍，等她从树上下来椰子水已喝完了。
爬椰子树很耗体力，我们的胸前和手臂都擦破了，第二天不能出工。
刚到海南那些天，我成天就惦记着吃的，一元钱能买10个鸭蛋，一毛钱能买6根芭蕉，一毛钱一个椰子。为了吃那个五毛钱一盅的椰子炖鸡，我们可以跑到几公里外的大路墟去。我妈妈感到很奇怪，这孩子是没吃饱还是怎么啦？信来得不少，但都是讲海南岛有什么好吃的，没见她讲在那里干什么的？李南娇最爱吃芭蕉，可以一口气吃10根芭蕉。有一次吃多了芭蕉半夜急性肠胃炎又吐又拉，惊动了连队领导，场部医院派了大卡车来接她去急诊，还住院了。
日子悠悠地转眼到了1970年，春节快到了。这是我们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真是特别特别地想家。

九八年返连队，照相位置与首张照片相同
海口邂逅学毛著标兵
离春节越近，想家的念头越强烈。我们注意到连队附近的农村文头坡大队，经常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回来又开走。我和李南娇、郭雪明去打听了，那辆解放牌汽车是去海口的。我们3个人暗暗合计，准备找机会坐这辆车出去。一天瞅准解放牌汽车又回来了，我们凑上去与司机套近乎。司机是文头坡本村人，复员军人，单位在海口。出乎意料的是司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
我们高兴坏了。第二天一早不敢惊动宿舍的同学，偷偷溜出去找文头坡司机了。
我们顺利地到了海口。寻着海风的海腥味，我们来到了海边。茫茫大海一望无边，海峡对岸是我家。好想家，好想回家！怎么回家呀？琼州海峡，一个地理上的名称，就这么真真切切地横挡在我们面前，隔断我们回家的路。想哭的感觉涌出来了，硬是又憋了回去。
司机要在海口过一夜，明天才回村里。我们偷跑出来时没有想那么多，没有过夜的思想准备。那时候，出差买车票住旅店都要有单位证明、介绍信，而且必须是团级以上，也就是场部的证明才行。我们当然什么证明都没有。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漫无目地地在街上走着。
兵团在海口有好几个招待所，我们从未到过海口，也未住过旅店，不知道那些兵团招待所在哪里。在陌生的海口举目无亲，只怕要流落街头了。
前面的房子灯光通明，有人进进出出的很热闹。我们向着亮光走去，看着像是个招待所，门前插着红旗，挂着红色横幅“热烈祝贺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来我们知道，这里是兵团第一招待所。1970年1月，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兵团一所接待部分代表。
我们壮着胆怯生生地走进去，看到大厅有人在聊天，有军人也有男女青年。一个军人看起来像是领导，转头看了我们一眼: “小鬼，你们是哪里的？”得知我们也是兵团的，来自湛江二中的。他热情起来，说他就是去年到湛江二中接收毕业生到海南的。他还说，你们二中有个学生叫“文文理”，决心书写的很好啊，他看了的！李南娇和郭雪明不约而同地指着我——她，就是她，她就是文文理（我那时的姓名叫文文理）！军人的态度显然关切起来，问了我们的情况。我们如实招供是从连队偷跑出来的。
一般这种情况，军人只要一个电话到团里，团里就会来人把我们押回去。但这个军人心地好够仗义！他知道了我们的窘况，二话不说，没有通过服务台，也未办任何手续，直接把我们安排与参会的代表们同房睡。真是天助我也，救我们于落难之中。这个解放军叔叔真是太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他！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位军人是哪个师哪个团的，姓什名谁！
我被安排与一个叫谢康莲的女知青同床睡。后来我才知道，谢康莲是湛江五中的知青，好像是九师的，是当时兵团有名的学毛著标兵，这次大会她要在主席台上讲学毛著的心得体会。那晚谢康莲与我同铺睡，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干部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更加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我走了一天累极了，在她的谆谆教导声中不觉早已进入梦乡。
第二天蒙蒙亮，没有跟那个仗义的军人叔叔道别，急匆匆地跟着解放牌汽车返回连队。偷跑出来时我们兴奋激动，返程时我们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似乎都若有所思。
没有请假私自离队，在当时来说是很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这次不知有什么处分等着我们。我们悄悄回到连队，忐忑不安地等待批评处理。预想的批评和处理没有来，松了一口气，而我们却反倒自我反省起来了。这个反省是自觉的，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自我反省催化我成长走向成熟，从而迈上人生的新台阶。

2007年返场在农场牌坊前留影
磨炼中收获成长
从海口回来后，我自觉不自觉地反思自己，想起自己当时要求下乡的决心，当初不是为了要做“军队的女儿”吗？比一比刘海英，思想有了很大的震动，好像一夜之间成熟了许多。
1970年，为了大力发展橡胶，兵团开展学大寨运动，开荒大会战，砍岜挖穴，在山坡上开出环山行来种橡胶。开环山行是最累的，出工要同时背几样工具: 四指耙、锄头、砍岜刀，光工具的重量就有十几二十斤重，扛着这些工具还要走几公里路到远处开荒。我不会换肩，只会用右肩硬扛到底（现在我的肩膀明显是右肩高）。我很羡慕力气大的知青，四指耙在他们手中像是孙悟空舞金箍棒一样。广州十七中男知青周连萍力大如牛、能吃苦耐劳是我们的榜样。
我天生力气不足，不知怎样才能练得强大。有一次抢救被雨淋湿的化肥，老工人、知青们扛着一袋袋化肥飞跑，有的还扛两袋。我也跑上前去不知轻重地要扛化肥，两个人抬起一袋化肥往我肩上一放。哇，好沉！我那时体重才六七十斤，化肥是80斤一袋，比我的体重还重。我咬着牙踉跄了两步撑不住了，走不动也站不住，还不懂要用什么动作来放下这袋化肥。幸好海口知青冯健（海南农垦子弟）在旁边，赶快帮我把化肥接下来，为我解了围。好囧！
兵团战士但凡经过大会战的洗礼，什么重活什么苦都不在话下了，手上打起血泡是必经的考验。挖穴时四指耙碰到石头、锄头啃树头被反弹回来震裂虎口，这都是常态了。开环山行和挖穴每天要完成的任务是有定额指标的，队里将强弱劳力合理分配，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完成任务不拖后腿，我们这些力气小的就早出工晚收工，为了方便使劲我轻装上阵不戴帽，在海南岛热辣的太阳底下洒汗挥锄，我戏称为：晒黑皮肤练红心！我那时真的很黑。

与老工人合影
自诩割胶“飞刀手”
我们是老连队，割胶是主要的任务。割胶是要半夜起床的，一个人荒山野岭割胶，首先要过害怕关。林段里除了有蛇、虫、小野兽出没，还有不少野坟墓。我最怕的是坟墓。害怕关是一定要过的，为了练胆，我刻意壮起胆坐在墓碑上，心慌了就大声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从心脏狂跳到慢慢平静，终于过了害怕关。
知青们最难过的还有瞌睡关。半夜里睡得正香，听到队里的破犁头钟敲响，个个咬牙切齿，从朦胧中爬起来，闭着眼睛走路。我有时在林段里走着眼睛闭上就睡着了，一头撞着胶树才惊醒；有时一脚踩到积肥坑摔倒了顺势倒下就睡着了，不过十几秒后自己会惊醒。
兵团开展技术革新，割胶由传统的胶刀改为用刨刀。我们这批新胶工学的是刨刀。据说刨刀割胶快，但在实割过程中，我们发现刨刀的很多弊端：容易伤树，割线不均匀，行刀时是用腹部顶着右手肘用力推，胶管受压影响出胶水而减少产量。我们悄悄自动放弃刨刀，自学传统胶刀。传统胶刀与刨刀割胶除了手法不同，步伐也是有区别的。在自学和练习传统胶刀中多少受到影响，在实割中需要刻意去克服、纠正。
开始正式割胶了。我分配到割胶班，与班长蔡雪珍、海口知青邓小毛、湛江知青顾桂凤四人一个工组。后来她们陆续调走，只剩我和邓小毛俩人。我们工组负责的林段在老石屋背，离连队比较远，走路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因为路途远，这里的树位的株数少些，每个树位约280株，共有5个树位。正常劳动量是每天一人割一个树位。那时只讲产量，每个工组每天要完成的产量是有定额的，少割了一个树位就会影响任务的完成。我们工组只剩我和邓小毛俩人，每天最少要割4个树位（即每人割2个树位），割5个树位也是常事。
由于5个树位比较分散，为了节省体力和时间，比较合理的就是俩人分头割，最后在一个林段里汇合。由于林段分散范围大，俩人分头割互相是看不见胶灯，听不到喊叫的，我的胆量就是在那里练就的。邓小毛是1968年来的海口知青，相对我来说是老知青、老胶工了。他很照顾我，总是快割胶多收胶让我少做些，挑着两大桶胶水走几公里回连队也是他的苦差事。我看在眼里，心里很感动。我少割了他就要多割，我是新胶工割不快可以跑快点，尽量减少他的负担。渐渐地我也割快了，从我们在林段汇合的位置就能看出我的割胶速度在提高。
开始我并不知道我是割得快还是慢，每天就按部就班地割胶，后来偶然才知道自己割胶速度快。那是我和江门知青杨添一个工组的时候，我平常每割完自己的树位会很习惯地去帮别人割。我们连队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已是蔚然成风，在一片片胶林，一座座山头，远处胶灯闪烁，互相壮胆的吆喝声、回应声此起彼伏，很是温暖。
杨添见到我来帮他，很吃惊地用江门话说：“乜你割得KO快？”因为以前都是他割完了去帮别人割，没想到我比他先割完来帮他。我和他一起到附近的陈秀英工组去帮忙。陈秀英工组是队里有名的“老太婆”工组，每天回来交胶水几乎是最后一组，差不多中午十二点了。我们去帮她们快点割完，对提高胶水产量有帮助，因为割晚了太阳出来胶水易凝固。湛江知青谢欣在这个工组，我留意观察她们怎么割胶，为什么会慢？首先我看到她的拔胶线动作和我不一样。割胶下刀前先要拔去留在树皮已凝固的胶线。我是单手从割线的中部拔起，收刀处不扯断，割完后顺势收起胶线放在身后的胶篓，待磨刀等胶水时再清理。
谢欣则是从下刀处拔起，因胶线长有弹性，她要用双手轮换来扯，把流胶水的鸭舌也跟着扯起，又要花时间固定鸭舌，浪费了好多时间。第二，她虽然也改用传统胶刀，但仍旧用刨刀的步伐，围着树转身时不灵活，手脚不够协调，自然影响速度。第三，我是用沾有氨水的抹布边跑边擦胶杯，一到树跟前就割。她们走到胶树前还未擦好胶杯，磨蹭一下不紧不慢地割。看到这些差别，我便起心要测我一小时能割多少株。当测到我每小时是割200株左右时，我吓了一跳，测了多次还是如此。我队割胶辅导员陈荣球每小时150株称为快刀手，我这个速度岂不是“飞刀手”？我从不敢对别人说我每小时割多少株树。
我和湛江知青顾桂凤两人一个工组管3个树位，因为离连队近，每个树位三四百株胶树。有一次顾桂凤生病了没能出工割胶，我一个人割了3个树位一千多株树，收胶水时几乎累瘫。邓小毛收工挑胶水经过，看到我一个人在收胶水，知道我割了3个树位后，他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胶水挑回连队后，又赶过来帮我收胶水，并帮我把胶水挑回连队。看着他挑着胶水的背影，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激。
有一次抢台风，即要在当天下午（上午已割了一刀）台风到来之前再多割一刀，也就是一天割两刀。因为是白天，不用戴胶灯，行动比较自如，我飞跑起来割，割完一个树位才一个小时多一点。计算起来就是一小时割三百多株。
我们队来了个工作组，组长是我们黎明片的施忠英副片长，相当于营级。他留意到我割胶回队比较早，疑心我漏割或者图快乱割伤树，经常到我割的林段检查。有一次还带了团里的何姓总辅导员来检查。我们队里每月都会例行检查每人的树位，检查伤树的情况，我的检查结果是正常合格的。总辅导员是马来西亚回来的割胶行家，他来了一眼就看出我的不同。我割出来的树皮与别人不一样。割胶要求每刀割下的树皮不能超过两厘米，树皮断片像蝴蝶的翅膀一样。而我割的树皮乍一看有两寸多长，完全不符合技术要求。
何辅导员很细心，他捡起我割的树皮翻过来检查，发现树皮虽然很长，但树皮靠近形成层那里是每隔一厘米断开的，而靠外的树皮则连着不断开的。他当即叫我割给他看。他沉吟一下说，我这种割法很特别，但也只能是特例，无法推广。因为我身形瘦小灵活，左手推刀的频率速度快（右手仅是扶稳刀基本不用力），与步伐配合得非常协调，所以割出的树皮能里断外不断地连着，割得既快又不伤树。何辅导员对我的割法是肯定的，施片长不好再说什么，以后再也没见他来我的林段监督检查了。　
一语成谶“刘海英”
连队里的很多胶树是老胶树，也叫实生树，树干粗大产量却很低。为了提高产量便要改造树种。连队派我和谢欣去团部学芽接技术。教我们芽接技术的技术员恰好是邓小毛的父亲。他父亲是海南农垦局的技术干部，“文革”期间下放到东红农场。他教得很认真细致，使我们很快就掌握了芽接技术。我学多一项技术，也多了一项工作，半夜割胶（机动顶位，没有固定树位），白天芽接，下午开荒，晚上参加班组或队里组织的挑灯夜战积肥。
连队当时的风气非常好，知青们工作积极主动，人人努力上进。然而，这样大的劳动强度难以持续，过度的疲劳导致身体的损伤。一1972年我身体出现了不适，腰痛，关节痛。那时也不懂，以为忍一下就过去了。偶然在给家里的信中流露了一些情况。我母亲爱女心重，敏锐地感觉出问题了，即刻从湛江赶到连队，把我带到海口的兵团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类风湿性骶髂关节炎”。医生对我妈妈说，要趁早治，赶快抓紧治疗，发展下去会成板状腰不能弯，甚至残疾瘫痪。
兵团医院开了介绍信给我到师部医院住院治疗。那时医院的医疗水平用药基本是口服水杨酸钠类的片剂，对肠胃的刺激损伤特别厉害，呕吐吃不下饭，在医院晕倒过几次。后改用水杨酸钠针剂在静脉注射（不是吊针），用手推针管控制进药速度，护士都是知青培训几个月就上岗的，经常把血管打漏，我手臂皮肤总是青一块紫一块，血管形成了很多静脉窦。最讨厌的是引发了过敏性药物荨麻疹，发作起来皮肤对称起风团，成片成片的奇痒无比。可能是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半年后师部医院对我说，你的情况还是回家治疗吧。师部医院开了介绍信给我带回团部医院，批准我请假回家治病。同我一起批准离开师部医院回家治病的还有一个顺德女知青，她患红斑性狼疮，很瘦，但脸是圆的，现在想起应该是激素吃的满月脸。
回家经过琼州海峡时，不禁感慨万千。曾经是豪情万丈，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可眼下……人在低潮时，心态非常重要，乐观与悲观的态度、积极与消极的情绪将影响形成不一样的人生导向。“军队的女儿”刘海英是我的榜样。刘海英因风湿病瘫痪，身患多种疾病，靠顽强的意志积极治疗重新站起来。我也要做“军队的女儿”，学习刘海英，像她那样坚强！
回到家里，我妈妈了解我在海南的治疗情况后，不再让我服用西药，除了在医院针灸艾灸理疗，她遍访中医和民间医生，给我服的都是中药和民间验方，比较有印象的中药有杜仲、鸡血藤、牛大力、海蛇等，连带着治疗一直折磨我的荨麻疹。
非常感恩我的母亲！去了海南后我回家探亲了两次，而母亲到海南探望我的次数却有四五次，比我的探亲次数还多。我从治病到治愈，无不是我母亲的苦劳和功劳。她下班之余不辞辛苦到处访医寻药，熬出的药汁里浸透了母亲的辛劳。我有时因服药有不适反应，有时服药多了烦躁发脾气不肯吃药，都是母亲耐心地开导我。母爱因担心和难过倍受煎熬。
1972年国家已经有政策允许有特殊情况的知青返城了。医生对我妈妈说，你女儿这个病不适合再去海南割胶了，否则治好了还会再犯。确实，林段里潮湿，半夜露水很重，割胶时穿过灌木丛，身上沾满露水，下半身都是湿的。我妈妈去我连队多次看过我割胶，她担心地提到露水湿身这个问题，我不以为然。看到我现在的情况母亲很心痛，她是市劳动局的干部，清楚国家的政策，希望按政策把我调回来。我父亲这时已经解放安排工作，在市领导岗位上任职。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对话。母亲说，女儿这个样了，不能再去海南了，不然身体会垮掉的，要把她调回来。父亲说，她有组织让她自己找组织，向组织提申请，听从组织安排。母亲气结说不出话来。这就是我的革命了一辈子的父母亲。
当时的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担任各级部门的第一把手是由军队（南海舰队）派来的军代表，这些军队干部都平易近人，工作作风很好，会关心干部群众，主动解决问题。革委会的架构很精简，只设四大组：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机关干部（那时不叫公务员）并不多。政工组的韩组长是军代表，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偶尔与他碰面，他关心地问长问短，了解我的情况后，主动向知青部门提出，亲自过问把我调回城。那时的社会风气与人际关系清朗廉洁，真让人怀念！
1973年10月，海南琼海那场灾难性的7314台风过后，我回到东红农场办理了回城手续。湛江知青办的手续是病退，到了场部办手续时，又遇到了好人骆副参谋长，把我的病退手续办成为调动手续，这对我今后的工作安排和工龄延续至关重要。
我说这些，是想留下些记录，记录在那个时代的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怎样的。

回访知青在树德队与老工人合影
岁月难忘 无愧人生
我1969年15岁下乡去海南到1973年返城，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却令我终生难忘。连队的湛江知青里，还有和我同样是15岁下乡的李南娇。她在连队的时间虽然也很短，但她的人生经历走得很坚实。从我们偷跑海口回来后，她的变化非常大，她吃苦耐劳的毅力和精神，远远超越了她15岁的年龄。老工人对她一致好评。李南娇在她16岁那年选择了当兵，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
同一年到连队的还有比我们更小的，汕头知青姜伟军到连队那年还不满15岁，他到海南岛的经历也很奇特，他们一大帮十四五岁的孩子，是汕头地市委的干部子弟，走后门来到兵团。姜伟军刚来时还是个小孩样，挑水挑不动，煮饭饭烧糊，说话不多，眼神纯净似懂非懂地观察眼前的事物。在我们连队没多久他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几十年后在广州与我队的广州知青张大造相遇，才知道他半夜被调去了兵团司令部任机要员。姜伟军在农垦战线一直工作到退休。
有人总是会拿青春有悔与无悔说事，我并不喜欢回应这个话题。历史没有回头路，我们这一代的知青人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某个历史时段，人生有时自己是无法掌控的。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人生总有磨难，岁月如歌或岁月如泣，取决于对人生的态度。我们这一代人充满理想，满怀豪情，积极向上，勇于担当。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生的一段话激励着年轻的我们: 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经历了坎坷，经历了磨难，造就了今天我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努力了，坚持了，我无愧自己的人生。我感慨我有这样一段知青经历，这是我人生浓重的一笔，是我的人生财富！
知青岁月永生难忘。我当铭记:我是知青。1969年8月25日下乡海南琼海东红农场，那一年我15岁。
后　记
1993年，离开海南20年后，我和湛江知青顾桂凤、谢欣，还有海口知青邓小毛、冯健，一起回到我难以忘怀的人生第一站——东红农场树德队。之后1999年，我和部分广州知青再次回到树德队，与老工人相聚的情景令人唏嘘，最令我欣慰的是解开了我多年的心结。
当年我们连队有一个“政治案件”，上面为了破案，不断派来工作组加强工作。案件“当事人”为了开脱自己，故意把时任东红农场革委会副主任的苏国昌牵扯进来。苏国昌原是我队的四川军工，像个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被评为劳动模范，三结合进入农场领导班子。工作组以为案件有了重大突破，把苏国昌从场部押解回队里，由民兵监护看守每天批斗。一天轮到我值守，我扛着锄头把去了。队里没有枪就是因为这个“政治案件”！我看着锄头把，看看苏国昌，气不打一处来。他喊我“小鬼”，我将锄头把往地上一杵，对他很不礼貌，还自以为革命性强警惕性高。然而过后，我心里却一直很不安。他在劳动中被弄瞎了一只眼睛，他是劳动模范。他是坏人吗？他挨我呵斥时尴尬无助的眼神和苦笑，总是不断地出现，让我多年来难以释怀。
这么多年过去了，苏国昌还好吗？没想到这次苏国昌也来了，我见到了苏国昌。苏国昌已调到东升农场任副场长，他特意赶过来看望我们回访的知青。苏国昌的到来让我有当面道歉的机会。苏国昌的大度让我感动，让我释怀。之后，我们又到苏国昌工作的东升农场参观。苏国昌是实干家，东升农场场部的优美环境有着老苏的汗水。老苏还自办农场，经营得有声有色。此后，每次返海南我必到东升农场探望、拜访苏国昌。

1998年和苏国昌夫妇在东升农场“旭日东升”花圃前的合影
这些年我回农场不下6次
农场的建设点点滴滴无不牵挂着我们的心。智能化的今天，我们队的知青农友建了个微信群，群名就叫“树德情怀”。我们的知青情结，结在了海南东红这片土地上了。
海南，要说忘你不容易！
东红，难说爱你不容易！
作者简介：

文理，湛江第二中学1969年初中毕业生。同年8月下乡海南东红农场树德队（当时已改为生产建设兵团），从事割胶、芽接等工作。1973年10月因病返回湛江。1974年起在湛江市交通局秘书科任打字员、湛江市图书馆任管理员。1979年随父母调到广州，在广东省昆虫研究所资料情报室任资料员。1980年～1984年参加广东省业余科技大学图书馆班（大专）学习。1989年下海在深圳晶都酒店、食通天酒楼做行政管理工作。2009年退休。
来源：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