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让无数读者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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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乂少谨，武平末给事黄门侍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坐事卒。
寅恪案：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叉即高乂，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室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高颎传》虽言新都“制度多出于颎”，然《宇文恺传》又谓“高颎虽总其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又《唐六典》以为“宇文恺创制规模”，故知高颎之于营建新都，殆不过以宰相资望领护其事，如杨素领护制定五礼之比，吾人可不必于颎本身性质及其家世多所推究也。贺娄子干虽于开皇三年六月任营新都副监，但是年即率兵出击突厥，居职甚暂，实无足述。刘龙在北齐本以修宫室称旨，致位通显，《隋书》无《高龙叉传》，而《北齐书》《北史》“齐宗室高灵山传”附有高乂事迹，谓其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则开皇二年六月丙申命营新都诏书中之太府少卿高龙叉当即其人无疑。然则邺都南城之制即太和洛阳之遗，必至少由刘龙、高乂二人输入于隋也。
至宇文恺一人盖与山东地域无关，而大兴新制彼独主其事，似难解释，鄙意宇文恺、阎毗、何稠三人皆隋代之技术专家，已于前论大业元年议制车辇时涉及，前已节录《宇文恺传》文较详，兹并取《旧史》中阎毗、何稠及其家属传文有关者移写于下，综合试释之。
《周书》二〇《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略云：
阎庆，河南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祖提，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敦煌镇都大将。父进，正光中拜龙骧将军，属卫可孤作乱，攻围盛乐，进率众拒守，城竟获全，以功拜盛乐郡守。晋公〔宇文〕护母，庆之姑也。次子毗。
《隋书》六八《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附毗传同）略云：
〔毗〕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隋〕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勇〕。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诏毗营立坛场。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营建临朔宫，又领将作少监。
《新唐书》七三下《宰相世系表》“阎氏”条略云：
北平太守安成侯鼎，字玉铉，死刘聪之难。子昌奔于代王猗卢，遂居马邑。孙满后魏诸曹大夫，自马邑又徙河南。孙善龙骧将军云中镇将，因居云中盛乐。生车骑将军敦煌镇都大将提，提生盛乐郡守进，进少子庆生毗。
《旧唐书》七七《阎立德传》（《新唐书》一〇〇《阎让传》同）略云：
阎立德，雍州万年人，隋殿内少监毗之子也。其先自马邑徙关中。毗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贞观初历迁将作少匠，封大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十八年从征高丽，及师旅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立德填道造桥，兵无留碍，太宗甚悦。寻受诏造翠微宫及玉华宫，咸称旨，赏赐甚厚。俄迁工部尚书。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显庆元年卒。
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总章元年迁右相。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宜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立本今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坐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左相宣威沙汉，右相驰誉丹青。”（参考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九驳此说）
《隋书》七五《儒林传·何妥传》（《北史》八二《儒林传下·何妥传》同）略云：
何妥，西域人也。父细胡（《北史》作“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为国子祭酒，卒。
同书六八《何稠传》（《北史》九〇《艺术传下·何稠传》同）略云：
何稠，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少府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二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阵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
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弓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小匠（《北史》作“少府监”），卒。
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借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如明堂、辂辇、衮冕等，虽皆为华夏之古制，然能依托经典旧文，而实施精作之，则不借西域之工艺亦不为功。夫大兴、长安都城宫市之规模取法太和洛阳及东魏高齐邺都南城，犹明堂、车服之制度取法中国之经典也。但其实行营建制造而使成宏丽精巧，则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者矣，故谓大兴长安城之规模及隋唐大辂、衮冕之制度出于胡制者固非，然谓其绝无系于西域之工艺者，亦不具通识之言者也。前贤有中学作体，西学为用之说，若取以喻此，其最适合之义欤？（鲁般为敦煌人之传说，亦与西域及河西建筑工艺有关，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门》引《朝野佥载》。）何稠家世出于西域，史已明言，无待推证，所可注意者，则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一事，寅恪曾别有所论，兹不复赘（见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拙著《李白氏族之疑问》）。
阎毗家世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者，其源当出于阎氏所自述，但与《晋书》四八《阎缵传》及六〇《阎鼎传》不符，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亦已言及，故其所谓阎鼎子昌避难奔于马邑者，乃胡族家谱冒充汉人，其关节所联系之通例，其为依托亦不待辨，质言之，阎氏家世所出必非华夏种类无疑也。至其是何胡族，则有略可推测者，宇文护之母乃阎庆之姑，《周书》一一《晋荡公护传》（《北史》五七《周宗室传邵惠公颢传》附护传同）略云：
晋荡公护，字萨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颢之少子也。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天下之事属之于汝。”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护性至孝，得（母阎姬）书，悲不自胜，报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太祖升遐，天保未定，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不期今日得通家问，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
寅恪案：萨保即宇文护本来之胡名，其后别命汉名，乃以其原有胡名为字，此北朝胡人之通例，故护报其母阎氏书即自称萨保，其明证也。考《隋书》二七《百官志》载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又同书二八《百官志》载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通典》四〇《职官典》二二“萨宝符祅正”条注云：
祅者，西域国天神，武德四年置祅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
夫宇文护字之萨保与隋之萨保同，亦即北齐之萨甫、唐之萨宝，此名与火祅之关系，自不待论，火祅教入中国之始末亦非此文所论也。兹所欲论者，即宇文护既以萨保为名，则其母阎氏或与火祅教有关，而阎氏家世殆出于西域，又观阎庆之祖提即宇文护母之父，其人曾为敦煌镇都大将，敦煌为交通西域要道，或亦因是与西域有关耶？至宇文恺虽氏族出自东北，而世居夏州，其地较近西北，与西域交通亦易发生关系，故其技术之养成，推原于家世所出及地理环境，则不难解释。总而言之，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故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即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者，似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之观察，但此点史料缺乏，本极难断定，固不敢固执鄙见，特陈其所疑，以求通人之教正如此。
三职官
隋唐职官之名号任务，其渊源变革记载本较明显，而与此章有关之隋唐制度之三源复已于前章详悉考论，其涉及职官者尤为易知，故此章仅择其要点言之，其余可从简略。但有二事，实为隋唐制度渊源系统之所系，甚为重要，而往往为论史者所忽视或误解，则不得不详为考辨，盖所以证实本书之主旨也。其第一事即宇文泰所以令苏绰、卢辩等摹仿《周官》之故及其制度实非普遍于全体，而仅限于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第二事即唐代职官乃承附北魏太和、高齐、杨隋之系统，而宇文氏之官制除极少数外，原非所因袭。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托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观其书编修之经过，即知不独唐代职官与《周礼》无关，且更可证明适得其反者。
然则论者据《唐六典》一书竟谓唐代施政得《周官》之遗意者，殆由不能明悉唐代制度之系统渊源所致也。兹依时代先后，略述职官渊源流变之史料，而附以辨证焉。
《魏书》一一三《官氏志》略云：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旧令亡失，无所依据。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
孝庄初，以尔朱荣有扶翼之功，拜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
同书七下《高祖纪下》（《北史》三《魏本纪》同）略云：
太和十七年六月乙巳诏曰：“远依往籍，近采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权可付外施行，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随事以闻，当更附之。”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朔引见群臣于光极堂，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
寅恪案：北魏在孝文帝太和制定官制以前，其官职名号华夷杂糅，不易详考，自太和改制以后，始得较详之记载，今见于魏收书《官氏志》所叙列者是也。《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职官类有《魏官品令》一卷，其书谅与太和十九年十二月朔宣示群臣之品令有关也。魏孝文之改制，即吸收南朝前期发展之文化，其事已于前论《礼仪章》考辨证明，兹不必详及。
《隋书》二六《百官志〈序〉》略云：
汉高祖职官之制因于嬴氏，其间同异，抑亦可知。光武中兴，聿遵前绪，唯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洎于叔世，事归台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宫，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高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有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江汉，爰议宪章，酌酆镐之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自余庶僚颇有损益。炀帝嗣位，意在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大业三年，始行新令，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
《新唐书》四六《〈百官志〉序》（《旧唐书》四二《〈职官志〉序》略同）略云：
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体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故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寅恪案：上引史文，不待解释，若能注意“高齐创业，亦遵后魏”，“（隋）高祖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及“唐之官制……大体皆沿隋故”数语，则隋唐官制之系统渊源已得其要领。兹更依旧史之文，略诠论一二以资参证，至前所谓忽视及误解之点，则于此章之末论之，庶于叙说较便也。
《隋书》二七《百官志》略云：
后齐制官，多循后魏。
寅恪案：高齐职官之承袭北魏，不待赘论，惟其尚书省五兵尚书之职掌及中书省所领进御之音乐诸官则与后来兵制及音乐有关，俟于后《音乐》章及《兵制》章详论之。
同书二八《百官志》：
〔隋〕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
寅恪案：所谓前代之法即所谓汉魏之制，实则大抵自北魏太和传授北齐之制，此隋官制承北齐不承北周之一例证也。杜佑于《通典》二五《职官典》七“总论诸卿”条子注中论隋之改制颇为有识，其后宋人论《唐六典》其意亦同，其言当于下论《六典》时再详引之。杜氏《注》略云：
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自余百司之事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
寅恪案：杜君卿谓隋之职官多依北齐之制，自是确实。然尚有一事关于职官之选任者，初视之似为隋代创制，而唐复因之。实则亦北魏末年及北齐之遗习，不过隋承之，又加以普遍化而已。其事悉废汉以来州郡辟署僚佐之制，改归吏部铨授，乃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也。故不可不略考论之。
《隋书》二八《百官志》（《唐六典》三〇“刺史”条、《通典》三三《职官典》“乡官”条同）略云：
〔开皇三年〕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吏部除授。
〔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
同书七五《儒林传·刘炫传》略云：
〔牛〕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通典》三三《职官典》“总论县佐”条“汉有丞尉及诸曹掾”句下杜氏《注》云：
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寅恪案：若仅据此，似中央政府之吏部夺取地方政府州郡县令自辟之权，以及县佐之回避本郡，均始于隋代，然若就其他史料考之，则知殊不然也。如《北齐书》八《幼主纪》（《北史》八《齐本纪》同）略云：
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
《通典》一四《选举典》略云：
其（汉代）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
后周其刺史僚佐则自署，府官则命于朝廷。
〔隋〕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举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原注云：自后魏、北齐州郡僚佐已多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归在省司。）
寅恪案：北周刺史尚自署僚佐，而后魏、北齐州郡僚佐则已多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归之省司，此隋代政治中央集权之特征，亦即其职官选任之制不因北周而承北齐之一例证也。
又《隋书》二八《百官志》略云：
高祖又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勤劳。
《唐六典》二四“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注略云：
自两汉至北齐大将军位视三公，至隋十二大将军直为武职，位左右台省之下，与右（近卫本考订云：“右”疑当作“古”）大将军但名号同，而统务别。
寅恪案：此为隋制之因于北周而不承北齐者，似为变例，然考所谓柱国大将军之号其实亦始于北魏之末年，而西魏北周承之，故隋采此制，可言祧北齐而承魏周。盖杨氏王业所基，别是一胡化系统，当于后兵制章详之，兹仅节录旧籍关于此名号之源流，以备参证，观者自能得之，可不详论也。如《周书》一六《侯莫陈崇传》后（《北史》六〇《王雄传》后、《通典》二八《职官典》“将军总叙”条及三四《职官典》“勋官”条俱略同）略云：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太祖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闼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
（上略）。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马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
（下略）。
右与太祖为八柱国。
（上略）。
使持节大将尔大都督陈留郡开国公杨忠。
（下略）。
兹请言宇文泰摹仿《周官》之事，先略引旧史之文有关于此者，然后再讨论之。
《周书》二《文帝纪》（《北史》九《周本纪》同）略云：
魏废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
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初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
《北史》五《魏本纪》云：
大统十四年五月以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广陵王欣为太傅，太尉李弼为大宗伯，前太尉赵贵为大司寇，以司空于谨为大司空。
《通鉴》一六一《梁纪》“太清二年五月”载此事，胡《注》云：
宇文相魏，仿成周之制建官。
寅恪案：此即《周书》二《文帝纪》、《北史》九《魏本纪》所谓“大统中置六卿官”者也。
《周书》二四《卢辩传》（《北史》三〇《卢同传》附辩传略同）略云：
卢辩，范阳涿人，累世儒学。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太祖以辩有儒术，甚礼之。自魏末离乱，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性强记默契，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于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于左：柱国大将军、大将军。
右正九命。
骠骑车骑等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
右九命。
骠骑车骑等将军左右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下略）。
《隋书》二七《百官志》略云：
周太祖初据关内，官名未改魏号，及方隅粗定，命尚书卢辩远师周之建职，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制度既毕，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
观上所引旧载宇文泰摹仿成周，创建官制之始末，亦可略知梗概。《周礼》一书，其真伪及著作年代问题古今说者多矣，大致为儒家依据旧资料加以系统理想化之伟作，盖托古改制而未尝实行者，则无疑义也。自西汉以来，摹仿《周礼》建设制度，则新莽、周文帝、宋神宗，而略传会其名号者则武则天，四代而已。四者之中三为后人所讥笑，独宇文之制甚为前代史家所称道，至今日论史者尚复如此。夫评议其事之是非成败，本非本章之主旨及范围，故俱置不论。兹所言者，仅宇文泰摹仿《周礼》创建制度之用心及其所以创建之制度之实质而已。
宇文泰凭借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至于江左，则自晋室南迁以后，本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况值梁武之时庾子山所谓“五十年间江表无事”之盛世乎？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其关系氏族郡望者，寅恪尝于考辨李唐氏族问题文中论之，如《李唐武周先世杂考》所引《隋书·
经籍志》之文，即其确证之一也（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约言之，西魏宇文泰改造汉人姓氏及郡望之政策分为二阶段，其先则改山东郡望为关陇郡望，且加以假托，使之与六镇发生关系。其后则径赐以胡姓，使继鲜卑部落之后。迨周末隋文帝恢复汉姓之时，大抵仅回至所改关陇郡望之第一阶段，如隋唐皇室之郡望仍称弘农陇西是也。关于北周隋唐人物之郡望，史家记载颇有分歧，如李弼一族，《周书》《两唐书》“弼孙密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俱属之辽东襄平，而《北史·李弼传》及魏征撰《李密墓志铭》则又皆以为陇西成纪人，究其所以纪述差异之故，盖由先后史家依据其恢复不同之阶段以立言所致，其余可以类推，未能一一于此详悉论列也。
又，与此关陇物质本位政策相关之府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言之，于此不置论。兹举一史料可以阐发当日北朝东西分峙之情势者，以为例证。
《北齐书》二四《杜弼传》（《北史》五五《杜弼传》略同）略云：
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欢）。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观高欢之用心，即知当日分争鼎立之情势，不能不有维系人心之政策者矣。夫高欢所据之地，其富饶固能使武夫有所留恋，而邺都典章文物悉继太和洛阳之遗业，亦可令中原士族略得满足，至关陇之地则财富文化两俱不如，若勉强追随，将愈相形见绌，故利用关中士族如苏绰辈地方保守性之特长，又假借关中之本地姬周旧土，可以为名号，遂毅然决然舍弃摹仿不能及之汉魏以来江左、山东之文化，而上拟《周官》之古制。苏绰既以地方性之特长创其始，卢辩复以习于礼制竟其业者，实此之由也。否则宇文出于边裔，汉化至浅，纵有政事之天才，宁具诗书之教泽，岂可与巨君介甫诸人儒化者相比并哉，然而其成败所以与新宋二代不同者，正以其并非徒泥《周官》之旧文，实仅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其当日现状，故能收摹仿之功用，而少滞格不通之弊害，终以出于一时之权宜，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逐渐改移，还依汉魏之旧，如周宣帝露门元旦受朝贺时，君臣皆服汉魏衣冠，即可以证明，此事已于前《礼仪》章论之，兹再举一二事于下：
《周书》四《明帝纪》（《北史》九《周本纪》同）云：
武成元年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大赦改元。
同书三五《崔猷传》（《北史》三二《崔挺传》附猷传略同）略云：
世宗即位，征拜御正中大夫，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世宗崩，遗诏立高祖，晋公护谓猷曰：“鲁国公禀性宽仁，太祖诸子之中年又居长，今奉遵遗旨，翊戴为主，君以为何如？”猷对曰：“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尊《周礼》，无容辄违此义。”护曰：“天下事大，毕公冲幼耳。”猷曰：“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况明公亲贤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为不负顾托。”事虽不行。当时称其守正。
寅恪案：周明帝世距始依《周礼》创建制度之时至近，即已改天王之号，遵秦汉称皇帝，盖民间习于皇帝之尊称已久，忽闻天王之名，诚如崔猷所言“不足以威天下”，即不足以维持尊严之意，故不得不先改革之也。又宇文护不依《周礼》立子，而依殷礼立弟，亦不效周公辅成王者，所以适合当时现实之利害也。夫《周礼》原是文饰之具，故可不拘，宇文泰已如是，更何论宇文护乎？
《周书》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略云：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太子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通鉴》一五九《梁纪中》“大同十一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条，胡《注》云：
宇文泰令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其文尚在，使当时文章皆依此体，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周书》二二《柳庆传》（《北史》六四《柳虬传》附庆传同）略云：
〔大统〕十年除尚书都兵郎中如故，并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宇文泰）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寅恪案：苏绰作《大诰》在大统十一年。《周书》二《文帝纪》（《北史》九《魏本纪》同）载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飨群臣，太祖（宇文泰）因柳虬之责难，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其文体固无异苏绰所作之《大诰》，但一检《周书》四《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后之诏书，其体己渐同晋后之文，无复苏绰所仿《周诰》之形似，可知此种矫枉过正之伪体，一传之后，周室君臣即已不复遵用也。若更检《周书》，则见《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前一岁九月丁未帝幸同州故宅，赋诗曰：
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则竟是南朝后期文士、北周羁旅累臣如庾义城、王石泉之语，此岂宇文泰、苏绰创造《大诰》文体时所及料者哉！
又近日论文者有以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乃远承北朝苏绰摹仿古体之遗风者，鄙意其说甚与事实不合。盖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由于天宝乱后居留南方之文士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及民间俗体文之熏习，取古文之体，以试作小说，而卒底于成功者。此意尝于《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之关系》一文（见《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期）中略发之，以其与本书无涉，故不多及也。
兹所举一二例已可证宇文泰摹古之制，身没未久，其子孙已不能遵用，而复返于汉魏，渐与山东、江左混同，至隋氏继其遗业，遂明显不疑，一扫而几尽去之。盖《周礼》本其一时权宜文饰之过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业永久实质之所在。此点固当于《兵制》章详论之，然就职官一端，亦阐明此意，而知宇文所摹仿之周制其实质究为如何也。
所谓周礼者乃托附于封建之制度也，其最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又其军队必略依《周礼·夏官大司马》之文即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制。今据《周书》《北史》“卢辩传”所载不改从《周礼》而仍袭汉魏之官职，大抵为地方政府及领兵之武职，是宇文之依《周官》改制，大致亦仅限于中央政府之文官而已。其地方政府既仍袭用郡县制，封爵只为虚名，而不畀以土地人民政事，军事则用府兵番卫制，集大权于中央，其受封藩国者，何尝得具《周官》所谓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设置乎？
又《周书》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略云：
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公卿之冑乎？”
寅恪案：北朝自魏孝文以来，极力摹仿南朝崇尚门第之制（见《魏书》六〇、《北史》四〇《韩麒麟传》附显宗传），而苏绰实亦即宇文泰不尚门资之论，其在当时诚为政治上一大反动。夫州郡僚吏之尚门资犹以为非，则其不能亦不欲实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所获之政权，其事甚明，此宇文所以虽效《周礼》以建官，而地方政治仍用郡县之制，绝无成周封建之形似也。
又考《晋书》三九《荀勖传》略云：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然施行历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
然则汉魏以来中央政府职官重复，识者虽心知其非，只以世之所习而不敢言，宇文之改革摹仿《周礼》托体甚高，实则仅实行其近代识者改革中央政府官制之议，而加以扩大，并改易其名，以符周制耳。宇文创建《周官》之实质及其限度如此，论史者不可不正确认识者也。
前所谓第二事即《唐六典》之性质，兹略加阐明。关于此书之施行问题，《四库全书》七九史部职官类《〈唐六典〉提要》已有正确之论断，近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七册内藤乾吉氏复于其所著《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详为引申，故《六典》一书在唐代施行之问题已大体解决，不必别更讨论。但寅恪此书主旨在说明唐代官制近承杨隋，远祖（北）魏、（北）齐而祧北周者，与《周官》绝无干涉，此事本甚易知，然世仍有惑于《六典》之形式，不明了其成书之原委，而生误会，遂谓其得《周官》遗意者，则与寅恪所持之说不合，因不得不略举史实，以为证明。虽所举材料不出四库馆臣所引之范围，但彼等所讨论者为《六典》施行与否之间题，寅恪所考辨者为唐代官制渊源系统之问题，主旨既别，材料即同，不妨引用也。
刘肃《大唐新语》九《著述类》（参《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六典”（三十卷）注文及一三二《韦述传》，又程大昌《考古编》九“六典”条）云：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今（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僚陈贺，迄今行之。
陈振孙《书录解题》六《职官类》“唐六典（三〇卷）”（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职官类》“唐六典”条）云：
题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按：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分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武英殿聚珍本原注案：《唐书·艺文志》张说以其事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及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委苑咸者，乃李林甫也。至云二十六年冬草上，考《新旧唐书》，九龄以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谪荆州，程大昌谓书成于九龄为相之日，当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奏进，当在二十七年，故是书卷首止列林甫，而不及九龄也。
）
今案《新书·百官志》皆取此书，即太宗贞观六年所定官令也。《周官》六职视《周礼》六典已有邦土邦事之殊，不可考证，《唐志》内外官与周制迥然不同，而强名《六典》，可乎？善乎范太史祖禹之言曰：“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也。既有尚书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也。”（寅恪案：此上乃范祖禹《唐鉴》二武德七年论文。）本朝裕陵好观《六典》，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颇以为悔云。
寅恪案：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殆未尝详思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强为傅会也。故以徐坚之学术经验，七次修书，独于此无从措手，后来修书学士不得已乃取唐代令式分入六司，勉强迁就，然犹用功历年，始得毕事。今观《六典》一书未能将唐代职官之全体分而为六，以象《周礼》之制，仅取令式条文按其职掌所关，分别性质，约略归类而已。其书只每卷之首列叙官名员数同于《周礼》之序官，及尚书省六部之文摹仿《周礼》，比较近似，至于其余部分，则《周礼》原无此职，而唐代实有其官，傥取之以强附古经，则非独真面之迥殊，亦弥感骈枝之可去。徐坚有见于此，是以无从措手，后来继任之人固明知其如是，但以奉诏修书，不能不敷衍塞责，即使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亦有所不能顾，真计出无聊者也。
由此言之，依据《唐六典》不徒不足以证明唐代现行官制合于《周礼》，且转能反证唐制与《周礼》其系统及实质绝无关涉，而此反证乃本书主旨之所在也。
又治史者若有因披览《六典》尚书省六部职掌之文，而招现一种唐制实得《周礼》遗意之幻觉者，盖由眩惑于名号所致，兹不欲详辨，仅移写唐儒论武曌改制之言于此，亦可以理惑破幻矣。
《唐会要》五七“尚书省分行次第”条云：
武德令吏、礼、兵、民、刑、工等部。贞观令吏、礼、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六官，准周礼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通典》二三《职官典》五“吏部尚书”条，《周礼·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下注云：
变冢言太者，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宰，列职于王，则谓之太宰，宰主也。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以佐王理邦国。汉成帝初分尚书，置四曹，盖因事设员，以司其务，非拟于古制也。至光武乃分为六曹，迄于魏晋，或五或六，亦随宜施制，无有常典。自宋齐以来，多定为六曹，稍似《周礼》。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参详古今，征考职任，则天官太宰当为尚书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于夏官之司士。
四刑律
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
《太平御览》六三八《刑法部》列杜预《〈〔晋〕律〉序》云：
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制。
《唐六典》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
《新唐书》五六《〈刑法志〉序》云：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
夫汉代律、令区别虽尚有问题，但本书所讨论之时代，则无是纠纷之点，若前《职官》章所论即在职员令、官品令之范围，固不待言也。又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亦适在本书所讨论之时代，故前《礼仪》章所考辨者大抵与之有关也。兹特以《礼仪》《职官》《刑律》三章先后联缀，凡隋唐制度之三源而与刑律有涉者，读者取前章之文参互观之可也。
又，关于隋唐刑律之渊源，其大体固与礼仪、职官相同，然亦有略异者二端：其第一事即元魏正始以后之刑律虽其所采用者谅止于南朝前期，但律学在江东无甚发展，宋齐时代之律学仍两晋之故物也。梁陈时代之律学亦宋齐之旧贯也。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实则南朝后期之律学与其前期无大异同。故谓“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而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其祀遽斩”（程树德先生《〈后魏律考〉序》所言）者固非，以元魏刑律中已吸收南朝前期因子在内也。但谓隋唐刑律颇采南朝后期之发展，如礼仪之比（见前《礼仪》章），则亦不符事实之言也。其第二事即北魏之初入中原，其议律之臣乃山东士族，颇传汉代之律学，与江左之专守晋律者有所不同，及正始定律，既兼采江左，而其中河西之因子即魏晋文化在凉州之遗留及发展者，特为显著，故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转胜于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此点与礼仪、职官诸制度之演变稍异者也。
请先证明第一事：
《隋书》二五《刑法志》略云：
晋氏平吴，九州宁一，乃令贾充大明刑宪，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协万邦（寅恪案：此句指《晋律·诸侯》篇），实曰轻平，称为简易，是以宋齐方驾轥其余轨。梁武初即位时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齐武时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斐〕、杜〔预〕旧《〔晋〕律》，合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条，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天监元年八月乃下诏曰：“律令不一，实难去弊，杀伤有法，昏墨有刑，此盖常科，易为条例，前王之律，后王之令（寅恪案：此语见《史记》一二三、《汉书》六〇《杜周传》，王或当作“主”也），因循创附，良各有以。若游辞费句无取于实录者，宜悉除之，求文指归可适变者，载一家为本，用众家以附，丙丁俱有，则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释不同，则二家兼载。咸使百司议其可不，取其可安，以为标例，宜云：
某等如干人同议，以此为长，则定以为梁律（寅恪案：此为当时流行之合本子句方法。见《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拙著《支愍度学说考》及前《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拙著《读洛阳伽蓝记书后》）。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及武帝即位，乃下诏搜举良才，删改科令，于是稍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制律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其获贼帅及士人恶逆免死付治，听将妻入役，不为年数，又存赎罪之律，复父母缘坐之刑，自余篇目条纲轻重繁简一治用梁法。
《隋书》六六《裴政传》（《北史》七七《裴政传》同）略云：
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前文已引）
据此，南朝前期之宋齐二代既承用《晋律》，其后期之《梁律》复基于王植之之集注张斐、杜预《晋律》，而《陈律》又几全同于《梁律》，则南朝前后期刑律之变迁甚少。北魏正始制定律令，南士刘芳为主议之人，芳之入北在刘宋之世，则其所采自南朝者虽应在梁以前，但实与梁以后者无大差异可知。北魏、北齐之律辗转传授经隋至唐，是南支之律并不与陈亡而俱斩也。又裴政本以江陵梁俘入仕北朝，史言其定《隋律》时下采及梁代，然则南朝后期之变迁发展当亦可浸入其中，恐止为极少之限度，不足轻重耳。
证明第一事既竟，请及第二事：
《魏书》二《太祖纪》（《北史》一《魏本纪》同）略云：
天兴元年十有一月诏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宏）总而裁之。（参考《魏书》二四及《北史》二一《崔玄伯传》）
同书四上《世祖纪》（《北史》二《魏本纪》同）云：
神
同书四下《世祖纪》（《北史》二《魏本纪》同）云：
真君六年三月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
正平元年六月诏曰：“夫刑纲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有司其案律令，务求厥中，自余有不便于民者，依比增损。”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参考《魏书》五四、《北史》三四《游雅传》及《魏书》五二、《北史》三四《胡方回传》）
《魏书》四八《高允传》（《北史》三一《高允传》同）略云：
〔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世祖〕又诏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定律令。初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允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
寅恪案：此北魏孝文太和以前即北魏侵入中原未久时间议定刑律之极简纪述也。即就此极简纪述中其议定刑律诸人之家世、学术、乡里环境可以注意而略论之者，首为崔宏、浩父子，此二人乃北魏汉人士族代表及中原学术中心也。其家世所传留者实汉及魏晋之旧物。《史记》一〇《文帝纪》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条索隐引崔浩《〈汉律〉序》云：
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
据此，则浩必深通汉律者也。当日士族最重礼法。礼律古代本为混通之学，而当时之学术多是家世遗传，故崔氏父子之通汉律自不足怪。又崔浩与胡方回有关，方回出自西北，自中原经永嘉之乱，西北一隅为保持汉魏晋学术之地域，方回之律学以事理推之，当亦汉律之系统，而与江左之专家用西晋刑律而其律家之学术不越张、杜之范围者，要当有所不同也。高允在北魏为崔浩之外第一通儒，史称其尤好《春秋公羊》，其撰著中复有关于《公羊春秋》者，其《议何郑膏肓事》今虽不传，以其学派好尚言之，疑亦是为公羊辩护者。考汉儒多以《春秋》决狱（参见程树德先生《九朝律考》七《春秋决狱考》），《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春秋治狱》十六篇，允既笃好《春秋公羊》，其在中书三十余年以经义断狱，则其学术正是汉儒之嫡传无疑（此点程树德先生《九朝律考》一五《〈后魏律〉序》中已及之，其说甚谛，故特为申述，不敢掠美也）。
斯又江左之律学所无者也。又游雅之律学其传授始末虽无可考，然据《魏书》／《北史》“魏世祖纪”“高允传”“游雅传”等，知魏太武神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
及同书八四《杨震传》附杨赐传载赐以世非法家，固辞廷尉之职。又《南齐书》二八《崔祖思传》（《南史》四七《崔祖思传》略同）略云：
上（齐高帝）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曰：“宪律之重由来尚矣，实宜清置廷尉，茂简三官。汉来治律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絜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宪，庆昌枝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绩，鲜矣。若刘累传守其业，庖人不乏龙肝之馔，断可知矣。”
《后汉书》九二《钟皓传》略云：
钟皓，颖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皓孙繇。
章怀《注》引《海内先贤传》曰：“繇，主簿迪之子也。”
《三国志·魏志》一三《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略云：
钟皓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二子：迪、敷。繇则迪之孙。
同书同卷《钟繇传》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