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与麻雀》：小市民洋洋自得的生存之道，破旧迎新的现实主义

1949年解放前夕的大上海，正值国民党白色政权破灭，红色黎明前的黑暗。导演郑君里将镜头朝向社会底层小市民的不幸悲剧，集结众多优秀演员，再现国民统治末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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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拍摄初衷是陈白尘、郑君里、赵丹等人深感社会局面的困顿，预见形势将有大变化，于是决定用电影记录这幅黎明前“末日景象”，以及对新世界的新希望。
为了使影片剧本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赵丹等人删掉一些关键的场景与对话，再送交电影审查处，徐韬则依照未删节版本拍摄。这个秘密很快被发现，已拍的底片被查抄，电影摄制组表面上奉命停拍，暗地里一直坚持斗争到上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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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文化部举办的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活动中，该片初评为故事二等奖。周恩来知道后为此打抱不平：“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拍的戏，何以只有二等奖？”毛泽东亦认为该给这部影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一等奖，它就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乱世，各式各样的悲剧层出不穷，导演郑君里曾作为演员出演《大路》一角，演绎修路工人的悲剧；与蔡楚生一起执导《一江春水向东流》，演绎战争下家庭的悲剧；而今，他再次聚焦底层老百姓的生活、苦难与挣扎，以其浓重的烟火气息引人注目，因其乱世的背景更凸显人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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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麻雀”的自由世界，叽叽喳喳的市井众生相
影片名以“天下乌鸦一般黑”代指国民党政府腐败官僚、恶势力，“麻雀”寓意一众小市民，微小、不团结、叽叽喳喳的吵闹、洋洋自得的生存之道。
《逍遥游》里麻雀讥笑大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麻雀没有大鹏的先天条件，它们看不见更广阔的天地，眼光局限于自身所处的一亩三分地，心小的只能装下寥寥几人，这是影片中的市井小民，亦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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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广播”萧老板听说房子要被顶出去，尚未确认消息可靠与否，他就心急火燎的告知房子原主人孔有文、中学教员华洁之，鼓动他们带头反抗。在乱世物价疯狂上涨的过程中，他做着华丽丽的发财梦。喝着酒，嚼着花生米，半躺在躺椅上一摇一摆，上下嘴唇一碰，二两金就算到了32两金。
小广播想用黄金把房子顶下来，自己做“三房东”，既保值，又可以赚钱，至于其他房客会如何则毫不关心。结果金子没有“轧”到，先预付的定金——盘尼西林、首饰等都被侯义伯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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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做着发财梦的萧老板，每天梦想一夜暴富的我们，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忙于生存，三十而立，别提创功立业，银行卡里的钱买不起一线城市房子里的一个卫生间，一场豪赌一场梦终成一场空。
影片中的小教员-华洁之先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却固执的坚持着读书人不能俗气的生活气质，不愿与邻居为伍。华太太为房子的事与侯义伯周旋，华洁之刚好回家撞见这一幕，此时学校房子还没眉目，他却一脸清高、不屑地说：“不要这个房子，我们搬，搬到学校里去。”对妻子的行为他亦是相当看不过眼，“你这几年哪，丝毫没有进步。”“哪家没有柴米油盐，这是社会问题，我付不了这个责任。”
被要求搬走的时候，他不出声；邻居相商的时候，他阻止妻子说些什么；欲搬到学校去住，校长要求他监视学生运动的时候，他言语不详的推脱；其他教员准备抗议的时候，他面带难色的在抗议书上签了字，却说与之无关......凡此种种，华先生想在乱世之中独身世外，却成为了随风倒的墙头草，终被以鼓动学潮的罪名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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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这类人也有很多，谁都不想得罪，交际能力高的人能左右逢源，也有能力破解他人的不信任。而华洁之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拥有丈夫、父亲、学校教员、租客等多重身份，也许他不想这样，不知不觉中却兼顾了又无法胜任这些身份所带来的责任。
很多时候，我们不怕说错话，就怕不说，别人按照个人的理解为你下定义。不说、不拒绝被认为是默认赞同，心中无言的拒绝也被认为是态度不坚定，私以为说清楚、表明态度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无权无势的原房主孔有文被赶到了狭窄的后客堂，面对属于自己的房子被抢走、被顶出去，他一一选择接受。也许他曾经抗争过，但失败了，一次的失败带来一次的退让，步步退终丧失了所有的勇气、坚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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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旁观者的角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何尝又不是“乌鸦”或“麻雀”的意象，有时为了一些利益而不择手段，有时为了生存或尊严而耿耿于怀，有时身处悲剧的漩涡并不自知还洋洋自得。《乌鸦与麻雀》成就了现实写实主义的影像，它所表现的创作情感和勇气值得后来的导演们效仿。
02以喜演悲，书写电影的使命
影片中，一群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竭尽全力的活下去，这种生存在侯义伯的行动中具现化为一个获利者在乱世中赤裸裸的欲望——卖掉房子，赚取国难财。
清高的华先生欲搬到学校住，不料却被捕入狱；华太太因生活所迫，向侯义伯求情，一开始被允许不用搬出去，不料丈夫入狱，女儿重病需要盘尼西林救命；小商贩萧老板夫妻欲“扎金子”顶下这套房，做着美好的发财梦，不料被黄牛党打伤，抵押财物被侵吞，黄金价暴跌，徒留一身伤痕累累；原房子主人孔有文眼睁睁看着属于自己的房子被霸占、被顶，儿子生死不明，他的退让可以说是因心有希望而怯步，影片开头他带着孩子们唱了一首童谣，恰说明他内心的讽刺与愤怒。
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住了二楼翻筋斗，翻筋斗，又接收，做大官，不发愁，汽车老婆都有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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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退无可退的他们终团结起来与侯义伯对抗，侯义伯高高站在楼梯上，萧老板他们挤在一起站在楼梯下，空间、人数上的对比，更凸显出侯义伯所代表势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的强大与不可战胜。
侯义伯的出逃是迫于时局，并不是这群人的斗争结果。他们的抱团喊话显得虚弱无力，他们的反抗仿若虚张声势的纸老虎，他们的斗争不过是再没有后退之路的垂死挣扎，最后新年式阖家欢乐的结局不免显得有些讽刺，他们本质上并无多大改变，不过是时势造就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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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这部影片就像是一幅动态的人生百态图，戏中的角色用尽全力的表演着，他们的挣扎行动扭曲成乱世中不甘于束手就擒的生命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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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只是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他们越努力，性格越饱满，悲剧越深刻。普通人民的不幸和苦难是和旧制度、旧社会的摧残分不开，这种悲剧是深沉的，是于无声处闻惊雷。鲁迅把这种悲剧称为“几乎无事的悲剧”，像“无声的语言一样”。
电影导演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和演示总是倾向于选择英雄，因为英雄的知名度、辨识度更高，民众内心都期待有个英雄降临，他一瞬间就能抓住观者的注意力。而郑君里却以社会责任和时代特征作为创作基点，身体力行的提醒电影导演应该去思考：如何在创作中实现社会使命与艺术信仰？
恰逢乱世，底层的小人物们被迫陷入命运的悲剧漩涡，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群像符号，在五光十色的大上海连立足之地都被剥夺，却是历史无法忽略的大多数存在。在这样的情势下，郑君里导演带着特定时代下的悯人情怀，用摄像机记录下属于他们的故事，这并不符合商业性电影的属性，他对底层小人物故事的坚守显得格外的悲壮。
今天，爆米花电影大行其道，但仍有一群电影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比如，周浩导演在广州火车站前的派出所拍摄底层众生相《差馆Ⅰ》《差馆Ⅱ》；以拍摄剧情片、纪录片出名，却屡屡遭禁的贾樟柯导演，他的镜头始终朝向底层的浮生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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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名逐利、鼓吹利益至上的社会中，有些电影工作者继承了前辈的思想，他们始终牵挂着底层民众的生活与苦难，深究当下的社会问题，在影片中传达所思所想。
03总结
现实生活中，明明每天过的还不错，却陷入深深的焦虑，不过是想订一个亿的小目标，梦着明天中个一千万的彩票，幻想着只要不努力就得回家继承亿万家产。现实幻想对比太惨烈，当它实现的概率几乎为0的时候，不过是痴人说梦。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追逐的目标成了福布斯榜上的富豪，我们可怜赌王大房家财产分的太少，等同于银行卡里总共有3000元的人去可怜每月零花钱一百万的富豪，到底谁更可怜？
现实主义的电影充满了人文关怀、对人性的思考，让所有观者在欣赏别人悲剧的快感中感受到生命意志的不可估量，明了自身在社会中的真实定位。假如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该如何选择，电影告诉你，如影片中的小人物一样尽力图存，直面最坏的结果，赌一个可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