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因批评烂片而引发的轩然大波

文 | 奇爱博士
首先，我要为昨晚“文慧园路三号”的头条文章，向影迷读者表示诚挚道歉。
文章写作的初衷，本是为了反思一下互联网的文化生态，但因我们写作视野和能力有限，表述不够恰当，反而引发了争议。
作为电影研究者和影迷，我对学术一直是本着严肃认真和敬畏的态度。本文作者很年轻，不是专业学电影的，对整个学术体系也不了解，她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看法充满个性，这本是应该提倡的，但个性也需建立在公众普遍共识的基础上。
对公号流量的追求，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的选择，进一步助推了文章向更错误的方向引导。作为公号运营者，我个人负有主要责任，也希望作者和我共同汲取教训，优化审稿流程，为大家带来更优秀的文章。
四年前，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作，服务影迷，在官方微信微博尚未起步的时候，我沿用担任“枪稿”公号负责人之一的徐元先生——他是豆瓣“文慧园路三号”小组的创始人，更是资料馆多年的资深影迷——的命名，来命名自己这个公号。但由于我个人的身份，这个即便是私人运营的迷影园地，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部分官方的色彩和功能（比如对艺术影院、北影节和艺术电影联盟的宣传）。在自媒体的时代，我理应知道，即便是其他作者的文章，也会很自然地和我以及我所供职的机构产生联想和联系。因此，我也应该在对不同作者文章的把关和编辑中，更为谨慎。
电影资料馆有着坚实的学术研究队伍，有着对学生悉心严格的专业培养，以及高效多彩的实践训练。作为十三年前在小西天就读的研究生，我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感谢师长前辈的谆谆教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在这里挥洒出了最美好的青春，结识了众多可爱的影迷，更有理由为电影资料馆的未来增添光彩。
对于“文慧园路三号”，我们定会不忘初心，以影史、影评、影讯三大板块为核心，打造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艺术品味、理性和感性兼具的自媒体平台。在此，我们也欢迎影迷朋友通过各种渠道，随时给予我们批评和建议。（奇爱博士）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烂片、影评人、媒体以及对历史影响蛮深远的一场“恶斗”——当然，本文和《纯洁心灵》没有任何毛线的关联，这场被称为“十大烂片风波”或者“十大最佳烂片风波”的大事件，发生在1978年的台湾，距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但是我相信，诸君读完，一定也会对今天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有所思考。
关于这篇文章的史料，如上图，主要有以下三种，1978年2月1日出版的《影响》杂志（总第十七期，也被称为革新号第2期）；1980年4月由蓝灯新刊出版的《十大烂片风波》，作者高山隼是《影响》杂志的编辑、记者；以及最左边的一本，由台湾著名电影史学家叶龙彦撰述的《<影响>的影响：70年代台湾电影史（1970-1979）》一本，2002年8月出版。
虽然这三本研究资料，按时间来看，是从右向左出现，先有杂志，再有专书，最后有电影历史著述；但有趣的是，我获得它们的顺序，恰恰相反。
《<影响>的影响》是在2012年夏天造访台湾新竹市立影像博物馆时获得，对于当年的“十大烂片风波”大约有4页的篇幅，实话讲，我看完叶龙彦的描述，还是觉得模棱两可；后来，等到从香港偶然买到《十大烂片风波》，洋洋洒洒184页，才明白，叶教授的资料甚至不少行文，便直接来自此书（这可能也是这本《<影响>的影响》为何标明“转述”而非“著”的原因）。
直到一个月多前，我才偶然通过拍卖，获得了几本《影响》杂志，天娘惹，恰好就有《十大烂片风波》这一期，这可真是缘分了。

《影响》是70年代台湾电影生态以及迷影批评文化的见证者，发行人是王晓祥、顾问是黄仁（这二位我恰好，都在过去海峡两岸电影界的几次文化活动中见过），编辑委员有但汉章、卓伯棠、谭家明、黄建业、罗维明、余为政等等——这些响亮的名字，但凡是研究华语电影的后辈，都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经理是林生财，唐书璇则做过杂志的赞助人。
《影响》杂志的地位应该堪称我们的《看电影》杂志和香港的《电影双周刊》，而内容其实也后来的《大特写》《电影双周刊》有相似度，比如我们来看看1972年6月第3期的目录——

大家可以看到，尽管是45年前的电影杂志，可内容深度和丰富性可一点可都不比现在的专业杂志差啊，包括库布里克大导演的非常详尽的影评、访谈翻译、新片介绍，以及对于重要电影作者木下惠介、卓别林的推荐，和重点华语影片《秋决》《董夫人》的推荐讨论……
今天各大专业公号上的影评圆桌，可见近半个世纪前便已经流行了。
但也许正是因为过于小众、迷影和专业，《影响》杂志的营收可没有他的编辑、作者队伍这么亮眼，那是“相当惨淡”，如叶龙彦所言，在中国的电影期刊史上，“找不到一本像《影响》杂志，编辑是无给职，稿件又没稿费，竟然在1971年12月创刊后，时而双月刊，时而季刊，有时停刊四个月或七个月，甚至长达九个月后，再度革新出版，拖拖拉拉了将近九年，而且先后有20几位狂热电影的青年，像幼蛾扑火版投入，燃烧理想，艰苦地把杂志撑下去，《影响》同仁的悲壮使命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在键盘上敲打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自己初入电影评论界的世纪初，那个时代，也是完全没有稿费，大家贪婪地通过刻录盘、盗版碟观影，然后在BBS和论坛上，热烈分享观点和讨论。
那也是我们的理想年代——如今一晃就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迷影精神没有变，而我们这些人，谁又能说一点没变？
唯独没变的，就是来来往往，大家依然是朋友。

《影响》杂志尽管营运困难，但它所标榜的，是电影界唯一一本“非人情式的影评论坛”，这也就是说，这本杂志是拒绝为钱撰稿、写软文的。
一度，《影响》连印刷费都是由王晓祥——这位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电影硕士、后来任职中视新闻部——的薪水支付。
可是，标榜艺术的《影响》在这边饿得叮当响，却也有人衣食富足——这就是台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电影杂志《电影评论》。就在《影响》1977年推出革新号后，成立十余年的“中国影评人协会”得到了国民党“文工会”的资金支持，也就是人家有钱可以印刷、开稿费了。
《电影评论》的发行人是饶晓明、总编辑黄仁、编辑委员、作者有简瑞甫、王晓祥、曾西霸、刘艺、李道明、廖祥雄、齐隆任、香港版《中国电影史》作者杜云之等等——这个阵容同样是名家辈出，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期都写了什么：

我记得，“三号”资深作者张潇潇，就给大家写过如何在纽约大学学电影的稿子，你看1986年的这本《电影评论》，也有著名影评人周晏子的《学电影，到纽约大学》的文章，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里，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这也是本文中需要尤其提示各位朋友要关注的，就是穷的叮当响的《影响》杂志，和有政府资金支持的《电影评论》，其实当中有很多从业者是复合的：比如王晓祥，比如黄仁……
如果前者是自由影评人，不做人情文章；那么，后者，可以被称为有官方背景的影评人团体。
这当中，在当时的语境中，有不少人是跨界的：既是自由的，又是官方的。
而后来的“十大烂片风波”，也正发生在这样一个有复杂交结关系的文化语境中。
如果我再有机会见到王晓祥先生或者黄仁先生，我很想问问他们，当时他们到底何种心态？
出版《电影评论》的“中国影评人协会”当时，每年都会票选“中外十大佳片”，1977年这一年他们评选的片目是：

对于身为高冷文艺青年的《影响》杂志同仁来说，这个结果他们非常不满意——按照《十大烂片风波》一书的说法，尽管在李道明（一个同样曾经“双跨”的著名影评人）的提议下，他们曾也试图去选了十大佳片——他们觉得当年的中外电影，能称为“佳作”的少之又少。（怎么样，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也在diss我们身边的中外电影呢。）所以，索性一股脑，他们搞了一个台湾版的“金扫帚”和“金酸梅”，评选出十大最佳“烂片”，“并给与评语颁奖，嘲讽一番”，就刊登在我手中的这本《影响》第17期上。
让我们看看，所谓最佳烂片是哪些：
金汉、凌波的古装大片《新红楼梦》；
刘艺的《法网追踪》；
张曾泽的抗日巨片《笕桥英烈传》；
“歌神”刘家昌的《日落北京城》；
张美君的3D电影《千刀万里追》；
徐进良的特技大片《蝴蝶谷》；
大导演李行“真幻莫辨、人鬼不分”的《百花飘雪花飘》；
徐进良的“成人不宜观赏”的儿童片《青色山脉》；
刘家昌“小题大做”对的《台北六十六》；
以及廖祥雄《大霸尖山》；

烂片之外，还有“次烂”的所谓“遗珠作品”，比如白景瑞的《异乡梦》《人在天涯》、龙刚的《她》、楚原的《三少爷的剑》等等，这里不再赘述。
外国十大烂片则有：
《魔女嘉莉》、《洛基》、《无声电影》、《大金刚》、《星梦泪痕》、《活宝》、《最后大亨》、《大法师续集》、《霹雳大刺客》和《狂爱》（即《午夜守夜人》）。
不得不说，当年《影响》影评人真的称得上毒舌了！
外片还好说，国片可麻烦了。你看，这些“烂片”中的不少片子，恰恰就和“中国影评人协会”中的“佳片”相重合，比如《法网追踪》《笕桥英烈传》《蝴蝶谷》《千刀万里追》《日落北京城》——也就是说，你说好的，我偏特立独行地说烂，要命的是，这里面还有政治百分百正确、囊括四项金马奖的抗日空战巨作《笕桥英烈传》。
所以，争议就在这里爆发了！

常言道，吐槽的影评比好好先生的影评更吸引眼球，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影响》杂志，一个高冷的、无人问津的迷影刊物，就这样突然销量大增，突破2000份，而影迷们则“大呼过瘾，奔相走告”。
经理林生财也开心了：自己这个名字，真是起得好。
可是有人开心了，就有人不开心了：发行片商不开心，出品公司不开心，导演更是不开心，当然很多粉丝也不开心。所以，等到《影响》杂志社一上班，谩骂、指责、揶揄、嘲笑的电话络绎不绝；在《影响》和《电影评论》“双跨”的王晓祥、黄仁也是慌了，纷纷劝告年轻的同仁们“以后不要再如此孟浪，尽量不要得罪人”……
大家想想，就算发行了2000份，那又何至于说，搞得人尽皆知呢？原来，这件事儿被影响巨大的《联合报》给报道了——这就像今天一个小消息，被知名大号转了一模一样——署名金琳的记者，当年写了一篇《学生们看电影，圈选十大烂片》的文章，让事情起了变化。
好嘛，连影评人和学生都搞不清楚，您文章就写出来了——不过且慢，虽然有纰漏，这篇文章可是支持《影响》杂志的哦，作者指出这种烂片评选“无疑是站在第三者客观的立场，道出他们对于国产影片的看法。但对一向好面子的演艺人员，可能是无法忍受的指责。然后，有比较才有进步，当导演们感慨'知识分子不看国片'时，何不冷静谦虚的听听他们的批评”。
《联合报》一发，电影界人人心惊肉跳，这就是大号的威力！

就这样，“烂片风波”开始逐步发酵起来：首先，《新红楼梦》片方“要告”《联合报》（有趣，要告的不是《影响》，因为前者影响更大 ）；《联合报》为了和稀泥再发文《十大烂片起风波！导演们认为选择不公正，有心人希望讽谏代嘲弄》；《影响》杂志去信《联合报》声明，他们评的是“十大最佳烂片”而非“十大烂片”（即有相当知名度，但是按严肃艺术水平来看，又大失水准的电影——这可真是今天金扫帚奖的标准了）……
可是，越解释，事情越来越不受控制。
随后，台北影片商业公会、涉及公司纷纷介入（尤其是此次事件“受害”最深的台湾中影），影评人之间发生大战（自立晚报力挺《影响》；而著名电影人魏平澳在《大华晚报》对《影响》开炮，说影评人“崇拜洋鬼子而瞧不起自己同胞”；《中国晚报》则大肆播发所谓“内幕”消息）、连“新闻局”“警备总部”都来电“表示严重关切”。
当毒舌影评碰上“爱国主义”，你只会死的难看！

《影响》内部，为了平息纷争，在饱受压力困扰的王晓祥的强力介入下（据说，他平时只担任发行人，并不太十分关心编辑业务），陆续有不少毒舌影评被撤稿（比如，有攻击丁善玺导演持有绿卡的影评），很多影评被要求修改避免麻烦（如琼瑶小姐被改成作家小姐），杂志清样则被送去当局相关部门审查。
如此种种，又酿成内部矛盾，王晓祥被diss得够呛，控制力和微信大减。
另外一位权威的“双跨”影评人黄仁，这时也只能展现出自己辗转腾挪的辩证法功夫，在《选十大烂片，错在哪里》一文中，他肯定了《影响》杂志同仁的努力，认为风波的原因是因为文艺界“好面子”，没有外国电影界的娱乐精神，以至于国片界经不起风浪的折腾。
他在对《笕桥英烈传》一片如此评价道：
有人说《笕桥英烈传》是国片进步的标志，竟然也被列为烂榜，便难令人信服。《笕桥英烈传》的故事之感人及导演张曾泽工作之艰辛认真，我是百分之百的佩服，而且在影评人协会评选十大时，我是坚持要选《笕桥英烈传》为十大之首。但是从进步再进步的角度来说，费时三年耗资六、七千万，拍出来的《笕桥英烈传》的进步只是空战的特技，而特技完全是借助日本人的技术，其中缺点也有不少，我们为希望将来国片的空战特技也能自己做，列一下烂榜，让大家能忍痛的切实反省一下，也不见得就是大错。这对于中影公司虽然面子上有些难堪，但是所谓'爱之恨恨之切'。
夹在两拨人的中间，黄仁老师也是辛苦了。
一场单纯的文艺批评，就这样变成了年度的社会事件。
那个时代，还是没有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如果有，又会怎样？
1979年，扛了8年的《影响》正式停刊。卖了最好的一期杂志，成了杂志社的掘墓人。

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了四十年，作为一个非当事人，我们后来者已经很难去界定这场“烂片风波”中太多的是是非非。是是非非说不清，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苦衷和借口，但是结局是令人感慨和失落的。
我们只能从这遗憾的结局中，看到今天也许仍旧还在发生的遗憾。
但无论如何，《影响》同仁的精神，也即是对电影奋不顾身投入的单纯的热爱，值得我们永远谨记。
《十大烂片风波》的一书前言中，魏天骢所做的一段序蛮令人警醒：
近年来大家经常讨论中国电影的改进问题，而一个最多被人视为关键的原因，便是知识界对国片所抱持的冷漠态度；言下之意，似乎只要知识分子一介入，问题就可很快解决了，可是事实并不尽然；我们只要看一下某些当年大谈实验电影、高呼理想主义的那些年轻人，今天怎样出卖自己，怎样变成庸俗影片的导演、或桃色事件的当事人，也许就会了解：如果不能先改造社会，知识分子的单枪匹马的个人主义作风不但无法与拜金主义的庸俗力量对抗，反而，可能个人先被征服为廉价的商品。
《影响》没了，但承载迷影精神、改造社会文化生态的自媒体还应当有。忠心希望，今天被欲望环伺的自己，还能找回那颗充满理想的少年心；也希望经历了“风波”的“文慧园路三号”，重新走进阳光，不负诸位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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