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万春的《荡寇志》

在帝制社会，社会不管有多大问题，造反都是不行的。
比如宋朝，特别是南宋，谁都知道社会腐败，朝纲松弛，谁也不敢和赵宋皇帝商量一下换个民选的。
就算到了明朝，也没人有这个想法，宋朝皇帝不好干脆就换一个。
谁要有这个想法，不管你说是哪个朝代，比如清朝人说明朝、说宋朝，甚至说汉朝，一样的是十恶不赦，一样的会株连九族。
光绪的时候就因为有人提出让慈禧退隐，就气得老佛爷要和列强开战，原因就是慈禧觉得幕后的是洋人。
自己人换一下，都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谁还敢让皇帝挪位子呢？
所以施老先生想法再先进、再另类，其口号也不过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皇帝永远是对的，大臣永远有错的。
这样的逻辑，老百姓的造反理由就成立了，所谓官逼民反。
造反的老百姓从骨子里说和皇帝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清除腐败，都是为了皇帝的江山万年不易。
不过，自己要做和被人逼着做是不同的。
所以老百姓的造反再怎么和皇帝的想法一致，造反也是不对的。
最后的结果，大多是皇帝联合他那些做坏事的大臣把造反的老百姓镇压下去。
不过，既然是官逼民反，说明情有可原，在民间总对这些人充满着同情。
只是，在当时不管你再有理由，造反都是不对的，镇反都是正能量的。
那些农民起义军从未想到过后来后人告诉他们，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他们推动的。
施老先生算是同情梁山好汉的，虽然不敢说把赵宋王朝换了，毕竟还是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
就算最后每个人的结局，尽管都不得好死，给人的感觉充满着同情，读后让人唏嘘不已。
这是施老先生《水浒传》成功的地方，也是被后人说成是投降派的地方。不过说他投降派的人，你要敢造反，死得估计还要惨。
施老先生的负能量，被躲在绍兴的俞万春看出来了。
俞万春出生的那年是1794年，乾隆还在任上。这是中国帝制社会的最后辉煌，中国文人再怎么歌颂皇帝，也只能到乾隆为止。
我始终觉得歌颂乾隆的人，至少脑子还算正常。歌颂咸丰、慈禧的人基本上都是精神有点问题的。
俞万春出生没多久，乾隆就挂了。但乾隆时的辉煌肯定是感受到的。
只是，满清王朝和他的成长成反比，他越长越大，满清越来越弱。
满清政府破了一个基本规律，本来列强越侵略，国民越团结；没想到列强越侵略，满清越衰落。最后汉人不但不和它同仇敌忾，还趁机将它灭了。
只是当时的俞万春和后来他的东浦邻居徐锡麟不同，俞万春是要拯救大清于倒悬，徐锡麟是要给大清送葬。
俞万春渐渐长大了，大清慢慢衰落了。就算富饶的江南，当时也盗贼横行。俞万春觉得这是老百姓没有“正能量”的缘故。俞万春划分正负能量的标准就是，凡是反对朝廷的，都是负能量；凡是支持朝廷的都是正能量。他说道：“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
俞万春的这个想法当然容不下《水浒传》，谁都知道《水浒传》经常被称为《忠义水浒传》，强盗和忠义在俞万春的脑子里是势不两立的。
俞万春是个秀才，还不能严格说是属于体制内人，但他至少已在体制的边缘。俞万春可能自己也这么想，运气好点，下次科考说不定能弄个功名呢？那样的话，自己就是爱新觉罗家人了。
开始建议俞万春写这部终结《水浒传》书的是他的父亲。俞万春的父亲在粤东镇压流寇，俞万春就跟着父亲镇压流寇。父亲建议他写一本书，把水浒梁山上的好汉全灭了。
俞万春处江湖之远，心忧庙堂，开始了他要在书里终结梁山好汉命运的《结水浒传》（即《荡寇志》）。
这一写写了22个年头，死了，他儿子还继续完善。
这本要让梁山英雄都不得好死的书，花了俞家三代人的心血。
俞万春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应该可以做抗日神剧的灵感来源，各种大招在这书里都能找到影子。总之，梁山好汉都不得好死，都死得很惨。
梁山108将，若大的一支队伍，最终被陈希真、陈丽卿父女打得支离破碎，无一善终。
比如矮脚虎王英和一丈青扈三娘夫妇，一个被陈丽卿活活夹死，一个被活活掐死。死得都很雷人，都很窝囊。
书中出现的“奔雷车”、“沉螺舟”，可以说开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先河。
无疑，俞万春的《荡寇志》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得到时任浙江官员刘玉坡的赞赏。
俞万春的死也很是时候，他死的第二年太平天国造反了。
俞万春的这本《荡寇志》迅速蹿红，满清政府拼命印刷，太平天国拼命销毁。中国历史上一本书你争我夺到这个程度，估计找不出第二本。
社会的变化有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俞万春的正能量，过了几十年就开始成了负能量。
他邻居老徐家的儿子1873年出生了，这个小孩好像上辈子和满清结的仇，就是来造反的。
在他短短三十几年的人生里，做得唯一一件事就是推翻满清。
历史证明，徐锡麟的推翻满清，结束帝制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俞万春成了一个笑柄，而徐锡麟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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