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遭当局调查，临终嘱托：遗物交给朱德

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应邀访问美国，期间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
在演讲中，丘吉尔对苏联大加攻击。他说：
“从波罗的海边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
这是传说中的“铁幕演说”，冷战序幕，就此拉开。
二战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一批从中国撤回美国的“中国通”受到了政府右翼势力的诘难和调查，其中包括著有《西行漫记》的斯诺和斯特朗、拉铁摩尔等。而首当其冲的是史沫特莱，一位曾写下《伟大的道路》的著名国际女性。

史沫特莱
在上个世纪，西方国家曾有三位记者前往延安采访，并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因为三人名字中都有“S”，因此被并称为“3S”，他们是斯特朗、史沫特莱和斯诺。
其中，在中国逗留时间最长，在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史沫特莱，她还是最为高产的战地记者。在30年代的上海，史沫特莱的角色举足轻重。
她与鲁迅、宋庆龄曾是密友，她将一批“左翼”国际反战人士介绍到革命阵营，其中包括记者斯诺、伊罗生，医生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
但是现在，她遇到了她一生中最窘迫的时刻。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磨难了。早在1918年，她因参与支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被纽约警方逮捕，给出的理由是：试图煽动印度反英叛乱的德国间谍。
这次磨难给她带来六个月的牢狱生涯，但最终的结果颇富戏剧性。史沫特莱很快前往德国，在那里，她成为了《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并真正地走进社会主义运动。
1928年底，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了中国。从此，她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就紧紧联系在一起。
但正是因为史沫特莱和中国的特殊关系，尤其是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紧密关系，在二战后给她招来了美国右翼势力的巨大迫害。
事情是由美国曾经的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引发的，他在1945年向联邦调查局揭发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尽管后来他又改口没有材料佐证，但巨大的间谍阴影，从此笼罩在史沫特莱头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间谍的阴影开始发酵。
1949年2月，史沫特莱的处境开始艰难起来。美国军方出手了，他们根据一份冗长的关于苏联间谍网的报告，指控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她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报纸头条新闻人物。
史沫特莱在美国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依靠讲演的收入来源基本被封死，住宿也遭遇灾难性的障碍。在纽约，她需要设法找她住得起的房子，但每当人们知道她的姓名时，她就被打发走了……
面对美国陆军部的指控，史沫特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她的言语一如既往的犀利加幽默：
“麦克阿瑟将军对我进行诬陷，是因为他有一项法律作保护，这项法律规定美军高级军官不能被控谎言罪。所以，我得说麦克阿瑟将军是小人和懦夫。我现在对他说，放弃你的豁免权，我要控告你犯有诽谤罪！”
一时间，美国的报纸几乎全部卷入这场纷争。
迫于舆论压力，加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美国陆军部撤销了对史沫特莱的指控。但是他们耍了个小花招，撤销声明故意刊登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因此，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内，横加在史沫特莱头上“间谍”的污蔑，一时还洗不清，这给她后面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50年代初，随着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的泛滥，美国的一些进步人士先后遭遇迫害。而史沫特莱，恰好处在这股“反共旋风”的中心，处境之苦可想而知。
她所寄居的朋友家庭，很快也遇上了风险，有人开始威胁这个家庭的母亲和儿子的职业。眼看着朋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圈进风暴旋涡，史沫特莱果断地从朋友家中搬出。
她准备租住房屋安身，但房东们一听到她的姓名，马上就回绝了。
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的史沫特莱只能以高昂的代价住进旅馆。重重压力之下，史沫特莱的胃溃疡毛病又开始发作，令她深以为苦。
但是这时的史沫特莱心中还挂念着一件对她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是《伟大的道路》的撰写工作，这是一部以朱德的生平为索引，生动展现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它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称，被誉为西方人向本国介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经典之作。
而史沫特莱和朱德的友谊，是从延安开始的。

史沫特莱和朱德
1937年1月，来自延安的一名信使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份正式邀请她访问延安的请柬。
就在不久前，她刚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她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西安事变，平息了硝烟四起的谣言，让全世界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发动者的目的和现在西安的状况。
接着，在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莱来到了延安。当晚，史沫特莱走进了红军司令部。在那里，她见到了朱德。
在见面之前，史沫特莱曾有过无数的想象。因为中国的大地上，围绕朱德的名字，人们编织着无数的传说。
最终在史沫特莱脑海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
然而让史沫特莱没想到的是，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在烛光映照下，“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的面孔。如果没有制服的话，很容易被当成农村老大爷忽略过去。
当他们对视时，史沫特莱被朱德的眼睛打动了，“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却很深，而且是淡褐色……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后，史沫特莱萌生了为朱德写一本传记的想法。
当朱德问她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史沫特莱的回答是：“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颇感意外，他的答复是：“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的一小部分。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做决定吧！”
史沫特莱答应了，自此，他们伟大的友谊正式开启。
在延安的日子里，每个星期，他们都会抽出两到三个晚上进行交谈。一般是由史沫特莱提问，朱德回答。
有的时候也会由着朱德展开思路，尽情地发挥。正如他喜欢说的口头禅：“吹一吹”。
当遇到不愿意深入的话题，或是谈得不够翔实的时候，史沫特莱便发挥她“刨根问底”的记者精神，把交流进行下去。
梳理朱德的生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四十岁以前的朱德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没有信件、书籍、文件或日记作为参考。
朱德自己也无法记清那些往事和经历的确切时间，而且百忙之身的他也没有把自己的陈年往事当成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承载。
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史沫特莱的写作热情。她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观察和了解朱德。
她有时去红军大学听朱德讲演，有时在篮球场边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球。她还曾看到朱德感慨似的摇摇头，说年轻的士兵们嫌他球技差，不愿参加他们那一边。
闲暇之余，史沫特莱把弗吉尼亚的土风舞带到了延安，继而教会了大家跳交际舞。关于这些，她在回忆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中间一些人如何跳舞……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他配合我做出了最初的示范。
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不过他跳舞像个研究数学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他的腿……。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
在史沫特莱记录和影响延安的同时，延安的生活也深深地感染了她。她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在政治上的独立身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她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伤心的史沫特莱竟嚎啕大哭。
后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亲自来向她解释：考虑到她是一名外国记者，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
史沫特莱总算释怀，的确，她的特殊身份在后面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时间来到了1937年的7月，“七七事变”爆发，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要上前线了。
史沫特莱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争取了大量的医疗援助，还动员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外国医生来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她自己则以随军记者身份，跟随八路军和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
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中，她留下了深深的战斗痕迹，用的不是枪，而是笔，还有她的心灵，谱写了一曲动人的革命之歌。
一路上，她的随身行李也很简单：一个黑色手提包，里面装着一部照相机和采访用的笔记本。
她曾风趣地对战士们说：“我是一名穷记者，是真正的无产者，除了笔和稿纸外，一无所有。但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充实和富有。”
就是在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完成了她的另一部伟大著作——《中国的战歌》。这部巨著，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优秀报告文学、最好的战地通讯。
在史沫特莱来到中国之前，她以一本自传性质《大地的女儿》声名鹊起。而《中国的战歌》，可以视为《大地的女儿》最好的姐妹篇。
在这里，她以类似自传的形式，从士兵、知识分子、妇女和儿童等普通人的视角，描述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军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不过，如同“伟大的道路”一样，她的“战歌”也是挺曲折的。
在史沫特莱赶到八路军总部时，她的友人伊万斯·卡尔逊刚刚被批准前往五台山抗日前线，但是史沫特莱上前线的申请被拒绝了。
卡尔逊在日记中写下了现场目击的纪录：
我把我上前线的事告诉了艾格尼丝，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吃晚饭时，艾格妮丝向朱德要求，准许她同我一起去五台山。朱德和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各种原因，说凡是上前线去的人都要准备放枪。
“我也放枪！”艾格妮丝说。“我是在西部长大的。”
“可你是一个妇女。”他们反对。
好家伙，这句话引起了艾格尼丝的愤怒。她把一肚子火都冲他们发出来了。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说。接着脑筋一转，又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话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好，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因为，他们当然都是无神论者。
……
最终史沫特莱上前线的申请被批准了。
史沫特莱是一位个性鲜明、性格独特的女性，这些话语生动地体现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
不过，她和那些没有社会意识的女权运动者不太一样，她并不屑于从女权主义角度开辟事业。
这是一名真正的“大地的女儿”，她更像是哈里特·史托（《汤姆叔叔小屋》作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苏珊·安东尼（美国女权运动领袖）的合体。
据“3S”的另一位——安娜·斯特朗回忆：
1938年，在孔祥熙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史沫特莱直率地向主人索要支票以支持八路军，在宴会中，她突然打断孔的话，要求他为山西农民游击队捐献一大笔钱。斯特朗知道，孔祥熙是共产党的死敌，肯定会做出强烈反应。
不出所料，孔大发脾气。他说，共产党的八路军应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再提特殊待遇。
“喔，孔博士。”史沫特莱争辩道，“我并不是为八路军提什么要求。我是为那些为了保护你的财产而在和日本人打仗的农民游击队向您募捐。”
……
离席时，她带走了一张捐给农民游击队的大额支票。
在斯特朗看来，对于史沫特莱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不过，史沫特莱的体质一向不好，慢性的胃溃疡长期困扰着她，而且多年的记者经历使她习惯于过分消耗精力。
她的身体曾在1933年垮过一次，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苏联疗养。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再一次考验史沫特莱那相比于心灵并不坚强的身体。
1938年，随着日军在山西攻势的凶猛，朱德开始担心史沫特莱的安全，他劝史沫特莱前往汉口。
但在史沫特莱心中，个人的安危算不了什么，她更重视心灵上的归宿。这是一位情感丰富的女性，回想起和八路军在一起的日子，她流下了动人的泪水：
“我和八路军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宁。不，我不愿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朱德还是劝她：“到汉口去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贡献。”
但是不久后，汉口也沦陷了，史沫特莱不辞辛劳地与军队在前线一同进退。
她又辗转来到新四军，同行的还有另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渔光曲》和《卖报歌》的词作者安娥。

史沫特莱和安娥
这两位传奇女性来到一起，深入抗日前线，访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写下无数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引领读者走向当时的情景：
“1939年底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的鄂北、鄂中抗日前线，即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初期，第五战区正面冬季攻势、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前段）的艰难惨烈悲壮；
敌后游击战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建伊始的勃勃生机，和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以及更深入地向敌后进军的初显军威……”
在这里史沫特莱还留下了另一段佳话，就是她和她的“中国儿子”，这段佳话曾被收录于湘教版的语文课文中。
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有一次曾企图收养一个新四军的瘦小的战争孤儿，送他到重庆的一所学校去，然后把他带回美国。这个孩子为此想了一整夜。
最后他拒绝了，告诉我在‘最后胜利以后’收养他，因为‘现在前线需要一切人’。这是一切孩子的呼声，五千万人的呼声，现在充满了我的工作室……”

史沫特莱和新四军小战士沈国华
长期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活，再一次让史沫特莱积劳成疾。1940年春，她不得不离开解放区，辗转来到香港，做了胆囊手术。
术后来到国统区的史沫特莱，周边环境越来越糟糕。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中国国内形势恶化，内战危机高涨。在大家的劝说下，在告别延安的三年后，史沫特莱准备返回美国疗养。
在离别时，这个曾给红军输送了无数物资、医药和钱财的伟大女性却穷得差点买不起回程船票。
她百感交集地说：“离开中国的决定，结束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章……”，“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先是忙于有关中国的讲演、辩论和写作，并为中国募集救济战灾的捐款。后来，她开始着手《伟大的道路》，这时她感到手上的资料还不足以支撑这部伟大的著作。于是写信托人交给朱德，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那时国内通信并不顺畅，朱德的回信第二年才到达史沫特莱那里，信中内容充满了谦逊和友爱：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至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
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
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我们在延安均好。周恩来同志及其夫人、董必武同志和章汉夫同志仍在南京……请向美国朋友伊·卡尔逊上尉、埃德加·斯诺先生……转达我最良好的问候……”
不久，史沫特莱陷入了“风暴旋涡”。她决定重返中国，但受“间谍”嫌疑的影响，当局不给她护照。在她的抗争下，终于获得了为期一年的限制性签证，限定去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其实，即使这一年的签证，联邦当局也是有预谋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 员会已经安排了1950年10月的大陪审团，让史沫特莱届时接受审判。那个时候，疯狂的麦卡锡主义已经掀起了狂澜。
从这一点上来说，史沫特莱又是幸运的。1949年10月，她从广播里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万分。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
1949年11月，她前往英国，一边写作，一边在伦敦等待前往中国的签证。这时的英国政府已经给予新中国以外交上的承认，但两国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伦敦的半年时间里，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史沫特莱常常出席伦敦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
一个周末的晚上，史沫特莱邀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吃她所做的中国菜。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关于中国的事，旁人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一位朋友感慨：“她是这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而史沫特莱是相当欣赏这样风趣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史沫特莱如此地向往中国呢？
她的一段讲话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
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
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但是让史沫特莱没有想到的是，如她所愿，后来终究是回到中国了，却是以另一种形式……
1950年3月以后，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胃溃疡出血，只能靠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然坚持着《伟大的道路》书稿修订工作。
4月下旬，史沫特莱决定去牛津医院做胃切除手术。她在给一位日本友人的去信中写道：
“……健康不良，已卧床三个星期，引诱内出血症状，定是胃溃疡无疑。医生说要动手术，但费用极昂，而且要割去五分之一的胃，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很担忧这样既不能工作，又不能行动，仅赖牛奶度日的生活……”
手术前，她曾满怀希望地说：“如果手术成功，我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
她也曾预感到死亡的威胁，在和一位中国朋友握手告别时说：“如果手术失败，这就是永别了。”
光阴转眼即逝，这句话，很不幸地成为了她和中国朋友的诀别。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离开了，遗留于人世的，除了她的传奇巨著，还有淡淡的遗嘱：
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来自哪里，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愿处理——就是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
特别请求将我的遗体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将军，以便在中国埋葬。
……
如果能在我的遗体前唱一首歌：“起来……”，那是中国的国歌，我将无限感激。除了中国，我的心灵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与捐躯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
走进八宝山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人们可以在陵园西侧看到一块竖立着的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同志亲笔题写的碑文：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