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丨探析唐代文人的儒侠精神及“侠”的历史

唐代是中国侠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纵观整个唐代，其社会形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任侠风尚，侠义精神与儒家文人紧密结合。
唐代游侠诗在数量和艺术上都达到一个新高峰。而在现实生活中，唐代文人也尤多任侠。侠与儒结合，成为唐代游侠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儒侠。

如果想较为深入地探讨唐代文人的儒侠精神，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就不得不先追溯到侠的源头。
明确了游侠文化在历代的转变，探析儒侠精神在唐代的特点，并分析构成此种情况的社会经济原因。因此，接下来将从以上四方面展开，尝试对此进行探析。
一、侠及其起源
何为侠？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游侠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相与信为任，同是非曰侠。
“侠”本身就是一种行为特征，即轻财、重义，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势力，能以强力雄霸地方，而具有此行为特征的人，就是“侠”。
但与现在对“侠”正面评价较多的观念不同，古代对于“侠”多有贬低。依据现存典籍的记载。

韩非在《韩非子·五蠹》篇中最早提及“侠”之名，认为“侠以武犯禁”，是危害国家社会的五种蛀虫之一。
而荀悦在《汉纪》也认为游侠不遵守法律制度，对礼义纲纪和等级制度构成很大威胁。
这些对于游侠的负面评价，可以归根于“侠”的游离于统治体系之外，面对那时各类压抑人性的制度法律，他们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个性。
不在意各种封建礼法的约束，四处周游却不事生产，“不安居，不乐业，不守法”，自然而然受到统治者的敌视。
而“侠”这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特性，从其诞生之时就已经存在。侠诞生在中国奴隶社会的末期。

春秋与战国之交，奴隶制度迅速瓦解，新生的新兴地主阶级初登历史舞台，列国为了争霸求强纷纷变法。
“侠”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诞生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之际，他们重视武力，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很快壮大起来，自然天生就缺乏对权威的恐惧。
因此，“侠”的起源与行为特征，都决定了这是一种与统治体系格格不入的事物，约束“侠”的，不是法律，而是“义”与“名”。
二、侠文化在唐代前的发展
春秋战国后，“侠”依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活跃在历史中。西汉的司马迁就专门为游侠写了《游侠列传》。
其中虽然有“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批评，但也不乏“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赞扬之语。

东汉的班固也在《汉书·游侠传》中对游侠进行较为客观的描写，一方面不满其“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
另一方面也对游侠群体“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行为进行赞赏。
但自汉代后，官方叙事里的“侠”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人作品里“侠”身影的活跃。从此，侠文化完成了由官史记述到文人歌咏的重大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极度动荡，朝代频繁更替，儒学权威一度跌落谷底，在吏民无恒主，政令朝令夕改，豪强世家势力急剧膨胀的黑暗现实中。

人们渴望有英雄可以匡扶正义，平定天下，而“侠”切合到人们的这种需求，侠文化得以繁荣一时。
曹植的《白马篇》，吴均《边城将》，陶渊明《咏荆柯》等名作，皆通过歌咏游侠。
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游侠形象，进而寄托上自己报国酬恩、豪杰仗义等各种人生理想。
在这一时期，“侠”失去了史家作传的光芒，却被文人赋予了更高的社会价值，进而成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并在之后的唐代继续大放光彩。

三、“侠”在唐代的新特点
任侠风气，是唐代仅次于儒、释、道的社会思潮，“以文犯法”的儒与“以武犯禁”的侠相融合，形成在唐代盛行的儒侠精神，成为唐代社会中的一抹亮丽色彩。
邓绎在《藻文堂谭艺·三代篇》中记载：“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出于其间，见诸文辞者，有韩愈、李白、陈子昂、柳宗元之属。”既是唐代文人任侠的一个明证。
唐代文学上的侠文化也很繁荣。唐代的游侠诗篇极多，单以“少年游侠”为主题或主角的，就达三百多篇。
而女侠形象在唐传奇中也时常出现，《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即是一个典型代表。此外，与以往不同的是。

唐代文人除了歌咏游侠精神，还经常仗剑行侠义之举，儒者，也常常是侠者，儒侠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对于唐代文人而言，“侠”，是一种继承自魏晋南北朝，并进一步发展的独特理想人格。
唐代文人强化了“侠”尚武、阳刚、追求正义、抵御外敌、报效国家等特点，并期望通过与“侠”结合。
补足儒家文人中缺少的阳刚之气，形成个性独特的主体意识，文武兼备的健全人格，功成名就的人生理想。
诗仙李白，就是唐代儒侠的典型代表。李白在小时候就曾学习过剑术，成年后，侠客的干云豪气在他的身上更加明显。“托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即是李白尚武任侠精神的典型范例。

而除了尚武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是唐代儒侠的一大特点。李白的“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正是唐代儒侠的一个缩影。
那么，唐代的儒侠精神，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何它在其他朝代不显，却偏偏在唐代大放异彩？
四、唐代儒侠精神的社会成因
一切社会精神之产生，都离不开其最根本的经济因素。唐代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知识分子群体总体呈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这为儒侠风气的高涨，给予了最坚固的基石。
政治上，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政治开明，无论朝堂还是乡野，人们都可以较为随意地议论朝事，这为儒侠风气的盛行给予政治上的一份保障。

军事方面，唐代统治者出于巩固边防和开疆拓土的需要，大力奖励军功，促使唐代文人形成向往边塞的社会思潮，推动尚武侠义风气的产生。
而且，唐王朝的统治者有意通过征募少年游侠去边塞征战，以此来化解和改造利用这些力量。
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就曾经提议：“有粗豪游侠，亡命奸盗、失业浮浪、富族强宗者，并稍优与赐物，悉幕从军，仍宣恩旨慰劳，以礼发遣。”
这种做法，客观上使得游侠从军成为唐代社会阶层跃迁的一条途径，促使游侠风气的流行。
游侠除了边塞游侠，还有流连于都会市井的都市游侠，他们斗鸡走马、豪饮纵搏、游冶宿娼，这些行为只有在经济繁荣的城市才可能见到。

唐代经济繁荣，形成许多商业都市，繁荣的都市商业，为唐人任侠提供了物质基础，盛唐游侠风气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文化上，李唐王朝多“胡风”，也助推任侠风气的生长。唐代之前，北方长期战乱，各民族渐渐融合，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任侠风气也借着李唐王朝的建立，渐染人心。
陈鸿《东城老父传》中记载：“今北胡与京师杂处，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胡人的尚武任侠精神，为唐代任侠风气的盛行注入了新鲜血液。
另外，唐代文化包容，三教融合，儒学的入世进取，杀身成仁以取义，在一定程度上与侠的追求“义”，不畏强权的特点相结合，助推儒侠精神的产生。

唐代建立初期，李渊父子曾经大量依靠游侠势力。豪侠盛彦师“率宾客上谒，授行军总管，从平京师”。
占领长安时，又颁布《授三秦豪杰等官教》，吸引游侠豪杰为之效力。有此渊源，唐王朝对于游侠势力限制较少，使得游侠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
而除此之外，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原本源自春秋时期的重义轻生、行剑攻杀、肆意恩仇的侠客。
在历代发展中，由于为统治者所不容，因此“侠”要么被打压，要么渐渐化为统治者所用。
至于唐代，留存下来的“侠”，并非游离于统治体系外的“春秋原侠”，而是得到官方默认的，价值观念被统治者接受的“侠”。

梳理前文“侠”在历代的变化，可以发现，侠义复仇，义酬知遇为主流的春秋战国侠客。
到了魏晋时期，侠客的社会价值由原先的酬恩、复仇，转向建功立业，到了唐代，任侠完全为儒家所化，其侠义精神为儒家内在的“礼义”思想所融，故而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认可。
儒者通过“侠”，也可以谋取晋身之资。这也是“侠”得以在文人群体中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千古文人侠客梦_浅谈侠文化在唐以前的发展.田焱女侠形象投影下的唐文人心态.乔孝冬唐代少年游侠诗研究.石燕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