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身边累赘又是笨重的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莎士比亚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女人之所以脆弱，绝非都是因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照比男人的先天弱势，更多的是由于文化所塑造。
萧红的婚姻境况差不多是，一个男人离开，她就迅速找到另一个男人。
一位朋友怒其不争地质问萧红：你就不能一个人活着吗？
平心而论，萧红有滥情的一面，但人们又不能忽视其生存的困境。自从她与父亲决裂，与家庭断绝关系，她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常常填不饱肚子。毕竟，当时的实现社会，留给她的选择太窄了。萧红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而时至今日，女性的生存境况是否已有了显著改善？
一名普通女性的人生困境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本社会问题小说，作者系韩国著名编剧赵南柱。本书是在2014年底发生的“妈虫”事件后，作者感到社会对女性、特别是身为母亲的女性的苛责，深受触动之下动笔写成。“妈虫”是结合英文“mom”和“虫”的韩文新造单字，用于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幼童的年轻母亲。这个新兴名词虽然用于指称部分管教无方的妈妈，但不分青红皂白使用在大部分母亲身上，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和伤痛。赵南柱说：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各种限制与差别待遇，导致没有办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成就，甚至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的女性，希望她们在阅读本书之后，可以获得一丝安慰。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金智英，是一名活在当下的普普通通知识女性。
她就是那种你每天都会迎面遇到的普通女孩。
金智英，1982年4月1日出生于首尔某医院妇产科。成长于公务员家庭，一家六口人住在七十二平的房子里。
从小，金智英就有很多困惑。
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她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共用一把雨伞、一床被子。
上小学时，邻座的男孩总是动不动找她麻烦。当她哭着向老师倾诉时，老师却笑着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
上了中学，公交车或地铁上常有咸猪手掠过她的臀部和胸部。在校园里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也有男老师喜欢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可她们往往只是选择回避、逃离现场，从不敢高声反抗。
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公关公司。当她环顾办公室，发现虽然女同事居多，高管却几乎都是男性。下班不得不去应酬，被安排坐在主管旁边，忍受对方的黄色笑话和无休止地劝酒。
三十一岁那年，她和相恋多年的男友结了婚，不久就又在长辈的催促下有了孩子。在众人“顺理成章”的期待下，她辞掉工作，准备在家带小孩。递交辞呈时，她一滴泪也没有流。在回家路上，她蓦地意识到自己的日常已经和过去不一样，未来将充满不可预测，直到她再次适应新的生活。她忽然泪流满面。
金智英感觉自己彷彿站在迷宫的中央，明明一直都在脚踏实地找寻出口，却发现怎么都走不到道路的尽头。
这是平凡的故事，却也可能是你真实的人生……
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
小说写出了韩国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
《红楼梦》里的探春:“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
时至今日，探春之恨，也未见消减多少的。
奶奶非常讨厌金智英吃弟弟的奶粉，只要发现孙女又在偷吃，就会朝她背部狠狠地拍下去，打得她措手不及，奶粉从嘴巴和鼻孔中喷出来。姐姐金恩英则在被奶奶教训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偷吃过奶粉。奶奶绝非因为她们早已过了喝奶的年纪，或者担心弟弟的奶粉减少而教训她们，而是因为弟弟的一切都无比珍贵，不是哪个阿猫阿狗可以触碰的。金智英觉得自己好像连“阿猫阿狗’都不如，相信姐姐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
老大金恩英刚出生时，母亲将她抱在怀里，不停地哭着对奶奶鞠躬道歉： “妈，对不起……”当时奶奶安慰媳妇说：“没关系，第二胎再拼个男孩就好了。”
就连在学校食堂也要男生先打饭，男生打完饭了，才能够轮到女生打饭。学校对男生的穿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于女生却要求苛刻。
姐姐金恩英把自己原本要用来装饰日记本的贴纸送给金智英，建议她把想去的国家标示出来，最后金智英把贴纸贴在了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金恩英则把贴纸贴在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母亲问她为什么想去那些国家，金恩英答道：“感觉那边韩国人比较少。”对那些贴纸背后的含意，母亲也心知肚明。

读之，让人心痛不已。
小说是关于个体的，但金智英是一个从群体抽象出的概念，她的命运是我们命运的汇总。书里面有一万个让金智英最终走向精神崩溃的瞬间，而我们身为女性绝对能找到那些和她共享的瞬间，东亚三国的女性尤其绝对如此。——作家李静睿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份优秀的社会学报告，大学毕业后因为结婚育儿而中断工作的女性很常见，这本书就是塑造了一个这样的典型女性。”——韩国诗人小说家 蒋正一
坚不可摧的旧观念
以前，韩国法律规定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家族的法定家长，子女必须随父姓，即使母亲离婚、改嫁他人，其子女也终生不得改姓。2008年正式废除户主制，从此，子女不再需要被迫从父姓，只要在进行结婚登记时，夫妻双方达成协议，即可从母姓、从母籍。然而，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废除户主制那年仅有六十五例申请从母姓的，自此之后每年受理的申请案例也仅约两百例。
金智英说：“大部分人都还是从父姓，要是选择从母姓，别人还以为有什么隐情呢，到时候可能还要解释一堆、申请更改等，一定很麻烦。”在结婚登记书上，子女的姓氏和籍贯是否协议从母姓、从母籍那一栏里，金智英自己动手在“否”栏位打了个钩。小说写道：“但不知为何，她心里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郁闷。这个社会看似改变了很多，可是仔细窥探内部细则和约定俗成，便会发现其实还是固守着旧习，所以就结果而论，应该说这个社会根本没有改变。金智英反复咀嚼郑代贤说的那句‘心态会不一样’，并思索着究竟是法律和制度改变人的价值观，还是人的价值观会牵引着法律和制度改变。”

实际上，是文化比法律改变得更慢。
这让我想起《西游记》中玄奘母亲的死。
读《西游记》最让我纠结的莫过于“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这句话了。
玄奘与其亲人，历经磨难都苦尽甘来，而唯独《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不给玄奘母亲殷小姐一个圆满的结局，看得人心寒。玄奘刚出生不久，就被放在一片木板上顺江漂流，都能大难不死。玄奘的父亲陈光蕊，不仅能够起死回生，还能回朝做官，“唐王准奏，即命升陈萼为学士之职，随朝理政”。玄奘的奶奶眼睛哭瞎了，也能复明，“玄奘便跪倒向天祷告道：‘念玄奘一十八岁，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今日领母命来寻婆婆，天若怜鉴弟子诚意，保我婆婆双眼复明！’祝罢，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须臾之间，双眼舔开，仍复如初”。
只有殷小姐满堂娇，因被强盗刘洪霸占为妻，不能从一而终，而不得不死。刘洪被擒住之后，满堂娇便欲死，被玄奘救下。“丞相直入衙内正厅坐下，请小姐出来相见。小姐欲待要出，羞见父亲，就要自缢。玄奘闻知，急急将母解救，双膝跪下，对母道：‘儿与外公，统兵至此，与父报仇。今日贼已擒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母亲若死，孩儿岂能存乎？’丞相亦进衙劝解。小姐道：‘吾闻“妇人从一而终”。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在靦颜从贼？止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耻偷生。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丞相道：‘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父子相抱而哭。”
这家人最忍辱负重的当属满堂娇，然而结局最不好的却是她。只因满堂娇活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于是，她就有了特定的宿命，吴承恩也不得不屈就那个时代的价值导向。其实，每个人都活在她所属时代的文化里，即便是那些离经叛道者，亦无法摆脱文化对其言行的左右。
同为女性，奶奶为何对待自己的亲孙女那么凶巴巴的。或许，因为奶奶活在那种文化观念里而不自知。
金智英的妈妈也是牺牲的一代，为了她的兄弟能顾读书，她很早就出来打工。想来这是很荒谬，凭什么姐妹就得给兄弟成才让路，同样都是人，有时兄弟还未必有姐妹学习好。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存在，在中国一些贫困地区，这种做法恐怕依然存在。因为深受其害而自知，金智英的妈妈倒是没怎么重男轻女，但在家庭经济条件遇到困境时，她还是劝大女儿金恩英考师范学校，尽管金恩英很不愿意当老师。

男女同工不同酬
小说不仅有对人物个体生存状态的描摹，也有对整个社会现实的关照。
女性不仅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就连薪资也与男性差距很大。小说指出，韩国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2014年的统计，韩国男性的平均薪资是一百万韩元，女性的平均薪资则只有六十三万三千韩元，而OECD成员国的女性平均薪资是八十四万四千韩元。
另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发表过一篇关于玻璃天花板指数的文章，结果显示韩国在所有评比国家中处在垫底的位置，显示出韩国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善。
金智英辞掉工作是在2014年。韩国已婚女性每五人当中就有一人因为结婚、生子、育儿而辞去工作。韩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明显在产后降低，二十至二十九岁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显示为63.8%，但是到了三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则跌落至58%，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则再度攀升至66.7%。
小说写道：如今在韩国真正拥有雄厚财力的三十几岁的女性真的不多，只占极少数，多数还是领着最低薪资在餐厅、咖啡厅里端盘子、送餐点，帮别人做指甲，在百货公司里销售商品。
威尔·杜兰特说：“生命是由‘众多彩色玻璃组成的穹顶’，想来太复杂，说来太浅显。”文字的表述，还是有局限性的。小说并未深写出女性的人生之困，在我看来，比起小说中的叙述，许多人的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生实难！
当然，小说也写道：经济不景气，高物价，恶劣的职场环境…—其实人生中的各种苦难，谁都会面临，无关性别，只是许多人不愿承认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