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运动员，本来就很强

作者：雅婷
编辑：木村拓周
今天上午，当谷爱凌凭借两轮高分以绝对优势夺得 U 型场地技巧项目金牌之后，她的身上已经有两金一银的奖牌加持，从成绩到围绕身上的议题，都成为本届冬奥中国代表团没有疑问的“第一人”。
再让我们回放一些近期体育赛场上激动人心的画面：
2月14日，完成全组全场最高难度BFFF动作后，徐梦桃摘下滑雪镜边抹眼泪边回应观众喝彩。凭借108.61的高分，她为中国摘下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首金，同场的美国选手考德威尔上前拥抱她，说“Olympic Champion! In your own country! I‘m so proud of you! ”。
2月8日，当谷爱凌拿下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后，她完成的两周空翻转体1440度超高难度动作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与之一并刷屏的，还有她的个人身世，以及她在不同采访与演讲里的倡导和呼吁——关注女性运动员处境，女性运动员能为年轻女性树立强大榜样。
2月6日，中国女足夺冠亚洲杯，创造了春节以来国内竞技体育首个捷报。紧随夺冠消息一同被看见的，则还有对男女足奖金工资同工同酬的讨论，女足长年间无闻的付出与坚持，以及长期以来女足成绩好关注度却不高的反思。
从女足到冬奥，最近这一波体育热潮里，由女性运动员精彩竞技表现所带出的女性力量崛起，几乎是舆论场自下而上发起的，最能振奋人心和扩大共识的事情。
但很值得强调的是，女性运动员并不是“变强了”，而是一直很强。以中国女性体育为例——
自 1979 年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合法席位被恢复以来，中国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比例实际上一直在很多国家中处于前列；
从 1988 年汉城奥运会开始，中国女性运动员夺金的数量就始终高于中国男性运动员；
体育总局联合媒体每年评选的十佳运动员榜单中，长期也都是女性居多……
那为什么，最近几年，尤其是本届奥运周期开始，我们才开始以女性运动员崛起的视角来代入女性运动员的处境？为什么很多项目同工同酬的问题，在国内乃至世界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
或者更宽泛来谈，为什么在一个模糊的社会想象里，竞技体育乃至大众体育是一个有性别话语色彩或分工的事情？

19世纪末“现代奥运”开始举办的时候，女性是不被允许参赛的。
重播RePop 在《从被禁止到半边天：奥运会的女性参与》视频节目里介绍过奥运会的开端。简单来说，基于古代奥竞会女性缺席的历史、当时社会文化认知的局限性、复兴奥运和战争之间的隐形联系，以及“奥运之父”顾拜旦本人毫不回避的厌女思想，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是把女性排斥在外的。
而即便从 1900 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起，就有各地的女权组织对此安排感到不满，积极派女性运动员参加射箭、帆船和游泳等运动项目。但直到 1910 年卢森堡会议才批准了女性参加奥运会的权利——仅限于参加游泳、体操和网球三种项目。
此后数十年，受制于各种战争，西方工业社会发展背景下中产阶级的批量出现，以及竞技体育和女权运动发展本身的挫折。女性虽然一直在通过参赛，协商新增项目设置，抵抗着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的不公，也始终进展缓慢。不少奥运会关注度高的项目，如田径、标枪和篮球，女性被批准有权参加此类项目的年度分别是1928年、1932年和1976年。再考虑到此前的女性运动员抵抗多限于早期靠资本主义和殖民发展起来的国家，很多在历史上处于被剥削地位国家女性运动员的处境则会更为艰难。

图为电影《性别之战》剧照
到了80年代前后，在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新任职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开始鼓励并支持女性竞选国际奥委会成员。1981 年的巴登国际奥委会会议之后，国际奥委会才终于有了两名女性成员。
此后，女性运动员的处境才终于算有实质性进步。这种进步，既是说女性在奥委会委员数量比例有所提升，也是说女性运动项目设置得到不断更新，更是说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数量和夺金数量都在稳步发展。

图为电影《百万美元宝贝》剧照
要一直到 2012 年伦敦奥运，女子拳击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奥运会才终于实现了男女项目设置的平等。
体育社会学学者熊欢在总述这一历史过程中曾提出，“妇女参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鲜活的女性主义运动史：抵抗男权制度、争取平等权利、超越传统，串联起了整个女性主义奥林匹克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当我们把中国女性体育发展脉络，放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篇章来观察时，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女性体育被看见或被忽略，被鼓励或被压抑，始终不是单纯以女性群体自身的利益作为全部考量。
历史学家徐国琦在他的著作《奥林匹克之梦》中，用一百年的跨度来审视中国体育的发展，并提到，从 20 世纪初到 2008 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历程看，这同时也是中国寻求、确立并实现民族自强和国际认同的过程。
按“近代史就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常识来看，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的路，中国体育确实走得很长。早在近代内忧外患列强入侵的历史背景里，晚清和近代知识分子都曾呼吁要搞好女子体育，但主要目标是为了“强国保种”，或是挑战落后传统里女性被要求的“病态美”。
而即便当时的社会文化和要求，对女性运动的认识还有很多局限和片面，且总从民族生育角度出发，也有把女性过于工具人之嫌。但学者游鉴明在《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一书中也曾指出，在那段历史里，确实存在过一个上至政府学校下至新闻媒体普通民众都曾热切参与过的女子体育热潮。

图为1934年电影《体育皇后》剧照 讲述一个女性运动员成名后被名利场影响的故事
这本质上是因为女性体育迎合了那时已经在暗涌的女性解放思潮。比如说，通过体育运动的推广，不少女性可以不穿束胸，不裹小脚，能在公众场合穿泳衣，能在街上骑自行车向挑战自己的男性“互撞”。由此，虽然当时中国的女性运动员并未在奥运赛事里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女性运动员或者说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经验实际上促成了不少（文化经济进步地区）女性从思想到行为上的改观。
20世纪初的女性体育热潮，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强国保种”的口号下被促成，但却意外契合了女性解放思潮的历史关头，帮助了一代女性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身体。
再下一波中国女性运动的高潮要到 1979 年，中国重新加入奥委会后才浮现。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寻求国际认可的历史相结合来看，彼时的中国曾在80年代初提出过“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就是一项政治任务”的口号。这样的口号也点明了竞技体育先行，强调民族使命的体育发展战略。

中国女排是这个阶段中国女性体育的集中体现。80 年代初，女排先后夺得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冠军，一时风光无两。“女排精神”被提炼出来，强调拼搏精神、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全国掀起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这暗合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再一次，女性体育在“目的性明确”的前提下被弘扬，但哪怕只是“给点阳光”，女性体育就“灿烂”了起来——从那时起，中国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数量得到了不断增长，夺金数量也开始日渐走高，并创造下无数经典的集体记忆：1984年女排夺得奥运会冠军，1992年女篮夺得奥运会冠军，1996年女足夺得奥运会冠军。可以说，在建设“体育强国”凝聚民族自豪感的过程里，中国女性运动员一直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力量。

所以，我们才对运动员收入的性别差异之大，感到非常震惊。
《人物》在2月15日发布的文章《女足球员想要实现同工同酬，到底有多难》里，从美国女足维权同工同酬的角度来讲述女性运动员要面对的不公。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里，有一种论调，强调女性足球比赛的对抗性看点少，所以商业价值就应该低。
老调重弹的“女性运动员的收入低，是因为女性体育的观赏性和商业价值本身就低”。我们可以尝试从传媒、观众及大众体育发展和社会文化角度，来反驳和重新认识这种论调的狭隘和偏执。
首先是大众传媒的塑造。在和性别刻板印象的相关研究中，传媒的塑造和影响始终是不容小觑的力量，在体育传播中也也不例外。据学者游鉴明的研究，在近代体育运动的报道里，传媒出于迎合大众乐趣的需要，针对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多会集中在她的穿着服饰，她流泪的场景和她个人的花边新闻里。

图为电影《我，花样女王》剧照
学者熊欢则详取了《中国体育报》和《体坛周报》在2010年9月至2014年9月中国运动员的报道进行分析，她发现这两家体育类媒体主要有几个特征，一个是总的来说男性体育运动员报道的文章和图片都更多，一个是体育类媒体报道女性运动员偏离主流运动，一个是主流媒体通常很少强调女性运动员的专业能力和技术难度。比如说女性运动员在运动中的照片不多，比如说同样是花样滑冰运动，男性运动员的照片就是托举类动作，女性运动员则展示其甜美的笑容，再比如说在关于女性运动员的故事里，她如何做好“妻子”及“母亲”的故事通常会占更大篇幅。
这无疑是强化大众性别刻板印象的主要途径。而事实上，虽然上述研究主要是集中在2010年到2014年，但哪怕你在今天打开类似虎扑这样的体育网站和社区，类似的观感依然存在。
而当一个人的信息流全来自于此，那他的确很容易把偏见当作真理。

图为纪录片《给老娘冲》剧照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依旧要承认并理解，大众体育在性别平等方面要走的路，实际也还有诸多方面可供求索。
同样是据熊欢学者的调查，虽然在国内的大城市，已经有针对白领等单身女性或者富有女性而建办的瑜伽馆和健身房，但对于更多的（三四线城市/农村/已婚/已育）的女性来说，她们出于经济条件、社会文化、安全功能和服务家庭等维度，能选择的健身措施和方式还很有限，主要限于公园、小区和街道。
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广场舞大妈扰民”的刻板印象也出现于此——比起不允许她们跳舞，更重要的是建设更多可以合理健身和维护的空间。毕竟，空间本身就意味着权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再次重审所谓“对抗性强”才有看点，是个多不合理的观点。在讨论体育性别刻板印象形成前，我在此重声奥运会的起点是个厌女（请当成一个中性描述来理解）的起点，顾拜旦本人是个说出了“女人的荣耀来自她生孩子的数量，在体育方面，女人更应该做的是鼓励她的儿子参赛，而不是自己创造纪录”的厌女发言的人。“更快、更高、更强”则是顾拜旦的好朋友亨利·马丁·迪东，基于把女性排斥在外的历史事实提出来的奥运口号。
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现代体育，本身就是以厌女为起点，来构建和塑造它的标准的。“更快、更高、更强”这样的口号，是在强调“男子气概”的“阳刚美”基础上提出来的。
学者熊欢在解释这一口号时提出，“真正的运动包含着很多‘男子气概’的行为和意识，展现自我的侵略性和他人身体的控制性是最明显的表现，如果运动不包含这些，而包含优雅、平衡和协调，那么运动就会被贬低”。

图为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剧照 电影讲述了五个男孩在学花滑过程中面对的“性别压力”
对于长久生活在父权社会下，长久生活在被侵略和被控制的隐形恐惧之中女性，为什么还要配合这样的标准去参与体育？
奥委会无疑意识到了此条口号的局限性，或者说体育精神在今天其实早已有了更好的代名词——在2021年7月20日时，“更团结”(together)”又成为了新加入其中的口号。
我们也在这个奥运周期中感受到女性体育场景和男性传统定义下“体育”之间的差异。相比于强调对抗和支配他人的身体，在本届冬奥会中，大家传播更广的还是运动员们相拥在一起，为彼此成就喝彩的场面。
对女性和女性运动员来说，这一切也因此显得更有意义。如果被支配被定义和暴力是我们女性历史里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的话，当有更多强调协作、团结和彼此支持的运动项目出现，我们当然也更乐于去观看、消费，以及毫不保留地赞美。

1.《性别、身体、社会：女性体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熊欢 著
2.《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985-1937）》游鉴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