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台湾文学

1945年9月，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结束，台湾回归祖国。但是在初期，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二·二八”事件后，一些正义作家收到迫害；而日本殖民后遗之语言的障碍，使得接受日语教育的台籍作家，在国民政府全面禁止日语的政策下，面临失语的问题，必须重新学习中文写作而被迫沉默。种种原因促使台湾文坛相对沉寂。
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强调横的移植，大量吸收西方的表现技巧方式，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浪潮，被称为无根放逐的一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50年代中后期，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60年代进入高峰，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取代了50年代反共文学的统治地位。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是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朝鲜战争爆发，台湾成了资本主义阵营防卫链条中的前沿阵地。随着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加强，美国和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也不断渗透、输入到台湾。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思潮，就是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冲击的一个结果。
台湾现代主义浪潮首先是在诗歌领域掀起的。1953年2月，现代诗人纪弦创办了《现代诗》杂志，用大陆带来的现代诗的火种，点燃起台湾现代诗革命的火把。
1956年1月15日，纪弦在台北发起和成立了“现代诗社”，参加者有83人，后又有19人加盟，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起到启蒙和推动作用。第二个高举现代主义旗帜的是提倡超现实主义的“创世纪诗社”。“创世纪”由痖弦、洛夫、张默等于1954年10月在高雄市左营创办。从创刊号至第10期，大致离不开发刊辞和社论所提出的建立“新民族诗型”的主张。但是，从第11期开始，《创世纪》却转向高举现代主义的旗帜，公开提倡和引进超现实主义，成为是台湾诗坛最前卫的现代主义诗社，也是创作和理论最丰富的诗社。

现代派诗歌强调自我意识，注重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度表现；刻意于意象的经营；技巧、形式、语言的求新求变。纪弦是台湾现代派诗人的擎旗者，诗风多变。50年代前期的诗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有浓重的自我中心、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但以后则日益悖离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其内容往往不是遁世而是人世的。他有不少诗抒写了美好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 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创伤，特别注重 渲染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幻灭感和失落情绪。不少诗兼具自嘲和嘲人的韵味，体现诙谐幽默的特点。他的一些乡愁诗则与他在提倡现代主义的"知性"的理论主张更相径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郁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色彩。如他的名作《一片槐树叶》。
台湾现代主义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小说领域掀起的。其中受现代主义影响最深的期刊包括《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笔汇》、《文学季刊》、《前卫》、《这一代》等。其中代表刊物是《现代文学》。
1960年，由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作家创办，其创办背景是因为年轻一代受“五四”反对传统、创新求变思想的影响，对父辈的思想体系产生了“认同危机”；而当时的台湾社会文化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
《现代文学》不仅系统介绍和翻译西方现代小说大师及其代表作品，而且团结和培养了一个创作实力强大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群。台湾小说由此真正产生了一次深刻而广泛的艺术革命，将台湾现代小说的艺术推到顶峰。
70年代的乡土文学
台湾文学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思潮崛起，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位置，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乡土文学的崛起既是对某些现代主义文学脱离台湾社会现实、全盘西化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的产物。乡土文学的作家大都是台湾的本土作家，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台湾的乡村和小镇，对台湾的社会生活比较熟悉，对下层劳动者所受的痛苦有较深的体会。
因此，初期乡土文学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创作上，乡土作家继承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比较注意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品的现实性比较强。在作品中，常常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对压迫者、剥削者表示憎恨，对台湾下层劳动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在艺术风格上，一般都具有鲜明的台湾乡土色彩。
陈映真就是台湾这个时期的一座文学重镇。作为一个评论家，他对建立和完善乡土文学理论、确立台湾现实主义文艺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个乡说家，他以其不俗的艺术品格以及思想上的深刻性与敏锐性引起台湾岛内外的特殊关注。
台湾著名政论家王晓波说："被徐复观教授生前誉为海峡两岸第一人的陈映真，无疑是当代台湾最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也是一个最受争议的作家。"以现实主义为根基，合理地吸收现代主义手法，成为陈映真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
陈映真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货车》、《陈映真选集》，中篇小说《云》，长篇小说《山路》、《铃铛花》，理论文集《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等。
陈映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绩，对台湾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陈映真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风格，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59--1965年为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期。此时他的作品主要在《笔汇》和《现代文学》两家杂志上发表。其时正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盛行之时，陈映真的早期创作也表现出浓烈的现代主义色彩。主要作品有《死者》、《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故乡》、《哦!苏娜娜》、《文书》、《猎人之死》、《兀自照耀着的太阳》。
1964年1月，陈映真发表了成名作《将军族》。这篇作品在当时的台湾文坛激起了强烈的震动，被誉为"感人至深的佳作"。《将军族》激起了台湾最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统一"与"独立"之争。《将军族》基本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人物刻画鲜活，理念和叙述融合无间。作品具有炽热而又深沉的格调，显示了陈映真创作现实主义转向的开始。

1966-1975年是陈映真创作的转变期。自1966年起，陈映真冲破现代主义的樊篱，创作思想发生深刻变化，是台湾较早批判现代主义的作家，他在这段时期交替进行评论和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唐倩的喜剧》、《最后的夏日》、《六月里的玫瑰花》。
陈映真本时期在创作上不断向生活的深层挖掘，在抨击崇洋思潮的同时，他还关注来台的"大陆人"的命运。他的不少作品描写了流落台湾的"大陆人"的生活以及海峡两岸分隔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曲折地反映了人们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愿。这是陈映真转变期创作题材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累累》、《某一个日午》、《永恒的大地》等。这几篇作品都是他被囚禁在政治犯监狱中时所写的，他创作的转变期正是在狱中完成的。
1975年出狱后，陈映真进入了乡土文学创作时期。他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成就。在乡土文学论争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民族文学的思想，这一理论主张在陈映真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较，陈映真此期的创作对生活的反映更为广阔和深刻，人物形象更为丰满，艺术技巧更为纯熟。此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华盛顿大楼》、《山路》、《铃铛花》等。
多元化的台湾当代文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文学出现了思潮和创作多元化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局势缓和；
二是台湾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产生的诸如环境污染、劳工、老兵、妇女、体制等等社会问题；
三是生活在台湾工商界的人，由于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他们对文学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那些单一的、模式化的作品，而是喜欢篇幅短小、带有消遣性、娱乐性和刺激性的作品，这些都为台湾文学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要求。
台湾文学打破某一流派一统文坛的局面，出现了多种流派、多种风格、多元并存的格局。在纷繁多姿的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再度崛起，乡愁文学向探亲文学转化，现代主义、后现代派文学的登场，还有女性主义文学、后乡土文学，原住民文学创作和台湾年轻一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出现，最值得关注的是“文学台独”的出现。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台湾后乡土文学，它与70年代的乡土文学思潮有很大不同。过去的乡土文学思潮，高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剥削，同情和反映台湾下层劳动群众的疾苦，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文学活动，但到了80年代，它已演变成两种文学主张互相对立的后乡土文学运动。
有一部分乡土文学作家提出了所谓的“台湾文学自主”论。与“台湾文学自主”论相对立的是“民族文学”论和“第三世界文学”论。以陈映真、杨差、胡秋原等为首的一批作家高举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旗帜，以《文季》和《夏潮》为主要理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台湾文学自主”论的“分离主义”和“地域主义”等错误倾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是互相一致的、任何所谓台湾文学独立的主张，都是与一个中国的原则相悖离的。
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另一文艺思潮，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起人物是台湾第三代诗人罗青，他发表的《七○年代新诗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专精与秩序》等一系列文章，被认为是台湾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文学观是与现实义、现代主义文学观相对立的。它既反对文学的“真实”论，而将主要矛头指向写实主义的模拟论；也反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的艺术观，提倡文学与多学科结合，讲求诗与画（产生了“视觉诗”）、诗与影结合（产生了“录影诗”）、诗与声结合（产生了有声诗）、诗歌与新闻、报导、广告结合（产生了新闻诗、报导诗、广告诗），这些大大开拓文学艺术的新天地。
除上述文学思潮之外，70年代始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运动，对八十年代后台湾女性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文学并不是八十年代台湾文学所独有的，它与台湾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密切相连，不同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50年代的女性文学，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和妇女的生存境遇。女性主义作品的基本主题是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反映被压迫的台湾妇女的婚姻悲剧与精神痛苦，反映由于祖国不统一给爱情婚姻所造成的悲剧。
60年代的女性文学，则不少女性作家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大胆接受性解放思想，与各种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相对抗，如郭良恿的《心锁》、《禁果》，欧阳子的《秋叶》、《觉醒》、《素珍表姐》等都反映了这一主题。此外还出现了“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如琼瑶的言情小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到了70年代，女性文学作品转为描写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自尊、自立、自强，强调妇女不仅要在经济上和事业上取得独立，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和人格上取得不依赖男人的独立。

琼瑶
80年代，台湾实行有限度的民主，这给女性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的台湾女性文学仍是新女性主义作品占主要地位。这些作品既有表现反传统的新女性意识，批判传统社会的大男子主义的，如李昂的《暗夜》、《杀夫》等；也有表现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塑造女性主义理想人物形象的，如廖辉英《盲点》中的丁素素，朱秀娟《女强人》中的林欣华。当然，也有些小说与西方女性主义不同，富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如肖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肖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