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赏析《无爱可诉》：浓厚的政治意味，一出割裂的家庭双重奏

导演萨金塞夫的这部《无爱可诉》同样冰冷又沉郁，万物寂寥，人心枯索，这个有关家庭和爱情溃败的故事一直在这样的语境下缓缓推进。它不只讲述了一个分裂的家庭和一个走失的孩子，更多的，它涉及了信念的断崖和崩塌，从一个家庭内部，扩展到每个人人心的底部，然后指向庞大的社会基数。
男女主角共处一室，要么落进尴尬的沉默，要么陷入无尽的辱骂，这对正在办理离婚的夫妻身后有一个被戾气裹挟的男孩，有一天，男孩突然不知去向，家人开始巡查，终究未果。悬而未决的一切终于分崩离析，但终于来到的新生活也未见清朗。这个故事全部悬疑都系于那场寻找，但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无爱可诉》最大的问题就是导演试图将这个家庭情节剧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父母本不情愿的结婚和不可避免的离婚，孩子离家出走并悲惨丧生，即使不做明确指向也因俄国电影而先在地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正如《回归》里长期缺席、归来而又死去的父亲，甚至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言自明的象征。但用电视新闻这种生硬的手法，具体地指向乌克兰危机，就不得不说显得笨拙而生硬了。
影片中用了大量的旁证来坐实两人婚姻的失败根源，包括从珍娅独居母亲口中，包括两人在志愿者面前的牛头不对马嘴，剧本层面有大量的细节可供玩味，对两人近乎毫无交集的关系及都不愿意接受小孩的现实有相当细致的书写。这种关系由头至尾，没有任何进阶型的表达（也许停尸房中的一场戏集中爆发了两人的爱与恨），对失去的儿子的深爱，倒是抽丝剥茧地袒露无疑。

这是影片制造的似是而非氛围中最浓墨重彩的悖论，试图驾驭自己人生的夫妇俩在这场失踪面前都是失败者，然而片尾一跃跨过数年，太阳照常升起，这亦是非常萨金赛夫的一笔，静止的所有事物，依旧是静止的。《无爱可诉》在探讨情感起落上细腻可感，但对事件本身的推进，失去了其塑造氛围方面的冷静，间中寻找的戏码太过繁复，几乎令搜救人员包括学校老师喧宾夺主成为代言人，而影片的意图恰恰并不是要真的寻出一个答案。另外，出现在片中的广播电台声音以及电视节目，不断提醒观众当世俄罗斯的内政外交现实，似乎有将小家庭的爱恨直接挂钩大历史的意味。

在文本形态上，萨金塞夫在《无爱可诉》上也做了些许创新，除了更加趋向复杂化与丰富化，更重要的一点是使用的我称为“闲笔”的手法，这些闲笔构成了情节主线外衍生出的枝节上。比如丈夫在公司的餐厅与同事聊天时讲到了另一位同事因为害怕上司“胡子”动怒而不敢离婚的事，实则对夫妻间在家里的那次对谈做了事后的交代：丈夫正是为了保住工作才不同意离婚。这是有助于观众理解情节的交代，因而似乎不太能称为闲笔；但电影中仍然充斥着许多对理解情节毫无用处的闲笔，这非对理解夫妻关系有帮助，而是能够交代故事背后一定的社会状况。
比如妻子珍娅在美容院与美容师，或在理发店与理发师之间发生的对话，让我们知道了美容师和理发师她们各自家庭的不幸状况，而这对于了解我们的主角有什么帮助呢，并没有；或者，珍娅与情人就餐前，摄影机镜头在进入餐厅前先拍了一位男士向另一位女士要电话的场景，以及就餐结束后将镜头拉至旁边生日聚会的自拍现场，这两处对于理解电影中角色的心理并没有什么帮助，可以算真正的闲笔。又或者丈夫鲍里亚在车上听情人讲述她母亲与姨妈的关系，也是从主线上伸出的小枝节。这些闲笔就像纳博科夫在评论果戈理的那本书（《尼古拉·果戈理》）中所发现的创造：果戈理喜欢在比喻的喻体中创造一些不相关的人物形象。而在纳博科夫看来，果戈理的世界就是由“这些次级人物构成的次级世界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