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行长贪污250万被判死刑，只因不敢得罪漂亮女会计

刘玉明，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中心支行二支行贝尔路分理处原主任。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
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中心支行二支行贝尔路分理处主任刘玉明，从1992年1月至8月，伙同他人采取空走账、不记明细账、转账不记账等手段，仅7个月时间就贪污挪用了250万元，从而引发了内蒙古首府40多年来最大的侵吞公款案件。

发人深省的是，案犯贪污挪用如此巨大的款项，除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外，其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讨好上级领导。
更让人深思的问题是，案犯脱逃后，居然在某些人帮助下，在呼和浩特市内隐匿了35天……

荒诞的故事

1992年9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处其它案件时，发现了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贝尔路分理处主任刘玉明贪污、挪用公款的线索。根据初步查证的结果，刘玉明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至少在100万元以上。
由于案情重大，检察院和建行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立即侦破此案。侦查工作进展顺利，仅5天时间就掌握了刘玉明伙同建设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二支行女会计江红贪污挪用180万元公款及倒买倒卖高级小轿车的罪证。
而且，线索还在扩大。然而，主要案犯刘玉明于9月26日下午溜走了。
办案中最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检察机关立即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对刘玉明在呼市的亲属实行监控，同时召集他们开会，动员他们积极协助检察机关寻找刘玉明，并动员其投案自首。

二是迅速派遣缉捕小组前往刘玉明在外地的亲属家中追捕。几天后，刘玉明的亲属没有任何反应，而派出去的缉捕队伍也一无所获地陆续返回了呼市。
十几天过去了，刘玉明究竟隐藏在哪里呢？检察机关经反复分析，断定刘玉明仍隐藏在呼和浩特市内。
为了迅速缉捕罪犯归案，检察机关进一步调集力量。一方面继续做刘玉明亲属的工作，一方面深入到群众中调查了解情况。
果然，群众反映：前几天，在内蒙古大学看护自行车的刘母用包提来不少东西，有钱有票据，还当场烧了不少票据。
根据这一重要线索，检察机关在内蒙古大学保卫部门的配合下，突击检查了刘母在自行车棚的木箱，从中找到了刘玉明的照片、毕业证和两个存款折。
检察人员找来刘母一问，她什么也不讲。当检察人员把事实一件一件地摆出来时，刘母无可奈何地说，这些东西是儿媳给的。

检察机关又一次传讯刘玉明的妻子，刘妻交待东西是从家里转移给刘玉明姐姐的，姐姐又转移给婆婆了。婆婆在车棚烧的是刘玉明的一些票据。
种种迹象表明，刘玉明的亲属是知情者。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他们是不会主动配合检察机关的。1992年10月12日，检察机关以刘母帮助罪犯销毁罪证罪，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
看到60多岁的老母被执法机关带上了手铐，刘的姐姐、哥哥们的防线崩溃了。刘的姐姐说，刘玉明就在呼市。
她说，前几天，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是刘玉明的朋友，并且不让她打问名字，只是告诉刘玉明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并让她给送点东西。
对方说，晚上8点，在满都海公园东门口有一个穿皮夹克、袖口插着一张报纸的青年等她，还让她穿一件鲜艳的红毛衣。
晚上8点，她按时来到满都海公园后，果然有一个穿皮夹克、袖口里插一张报纸的男青年迎了上来，示意她跟着向北走。
走着走着，这个青年突然不见了。她正迷惑不解的时候，又有一个人上来引导她来到劝业场门前，说：“前面有一辆黄色菲亚特小轿车，你去上车吧。”
她一上车，对方就用布蒙住了她的眼睛。汽车约摸在城里转了半个小时，停在了一幢住宅楼前。

车上的青年说，刘玉明就在这幢楼里，你不用上去看了，回去准备1万元现金，我们保证安全地将他送走。尔后，又用布蒙着她的眼睛将她送回了满都海公园门口。
几天后，刘的哥接到一个要他把钱送到满都海公园门口的电话。刘的哥立即取出钱向外走，谁知刚走到门口就有一个男青年迎上来，说：“你是刘玉明的哥哥吧，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你把钱交给我吧。”
“不是带到满都海公园吗？”刘的哥哥诧异地问。
“那是对付检察院的。万一他们监听了电话，赶到满都海抓我们，也只能扑个空。”那青年诡秘地笑着说。
这一切说明，在刘玉明的背后有一些具有一定反侦察经验的人保护他。检察机关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刘玉明的妻子也可能知道刘的下落。
为了尽快将罪犯缉拿归案，决定再次传讯刘的妻子。刘妻在强大的政策感召下交待说，她有个女友可能知道刘玉明的隐身处。她说，前几天这个女友突然对她说：“你挺想玉明吧，你放心，他很好。”
1992年10月3日清晨，这位女友刚进工厂大门就被请进了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但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钟，她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我不知道。
于是，检察机关使出了最后一招，请刘妻与她的女友当面对证。刘妻与女友一见面就哭着说：“这事本来与咱们无关，可现在把咱们都扯进去了，现在只有自己救自己了。”

刘妻的话果然起了作用，她的女友想了想说：“我的男朋友参与了隐藏刘玉明的活动，前几天我曾随其给刘玉明送过吃的。”
原来，刘玉明脱逃后，立即被几个“铁哥们”单线转手，隐匿在一对铁路职工夫妇家中。这对夫妇为了使刘万无一失，搬出了家门，临走时特意将家中的防盗门锁上，还拿走了门上的钥匙，给外人造成一种家中无人的假象。刘玉明的饭，由别人从防盗门的空格内送进。
根据掌握的线索，公安机关紧急出动。1992年10月31日凌晨1点40分，逃脱了35天的刘玉明终于落入了法网。

难以想象的犯罪动因

刘玉明生于1965年，1983年考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汉语言专业，1985年从内大毕业分配到建设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第二支行担任会计。1991年9月担任贝尔路分理处主任，这年他才26岁，属于少年得志型。是他的业务能力出色、职业道德高尚？非也。
1989年3月，刘在担任建行石羊桥分理处代理主任的时候，就违法从其所管的有关储户账户上空划出4万元借给个体户张某，好处是收了张某赠送的一枚7克重的金戒指。
1990年，已是石羊桥分理处代理主任的刘玉明，采取转账不记账的手段将9万元“贷”给侯某做买卖；1991年4月、12月，刘玉明又采用空走账的办法，先后“贷”给王某11.5万元(其中现金3万元)供其做生意用。就是这么一个人，1991年9月却被建行呼和浩特二支行提拔为贝尔路分理处主任。这里面当然有原因。

再看另一名主犯江红，她现年29岁，初中文化，原是第二支行的女审计、助理会计师。前几年，曾因无故旷工达1年之久几乎被开除公职。
就是这么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居然担任了审计科的审计员。说起她的犯罪，先看一下背景材料：1989年，江红的丈夫阿拉坦巴根做生意发了财，泡上了比江红更加年轻漂亮的女人。于是，夫妇二人离婚，原来一户两室一厅的住房分成了两家。
离婚不到两个月，阿拉坦巴根就与那个女人同居了。妒忌使她下决心要将自己的丈夫夺回来。但是，怎么才能如愿呢？
1992年1月，阿拉坦巴根与一名叫爱华的个体户在深圳谈成一笔小轿车生意，但倒买倒卖小汽车需要30万元资金。
江红认为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一则可以大笔赚钱，二来可以夺回丈夫。所以，当阿拉坦巴根向她谈及此事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第二天就找到了贝尔路分理处主任刘玉明。
刘玉明听说江红要为阿拉坦巴根搞30万元公款倒车，开始有些犹豫，但他不敢得罪这位年轻漂亮的少妇。他早就风闻这个女人与自己的顶头上司、二支行行长马某某的特殊关系。
经过认真权衡利弊，刘玉明点头同意了。几天后，刘玉明将一张21.5万元的汇票汇到了深圳，收款人是阿拉坦巴根，汇款单位是呼和浩特市林业局。
为了凑足30万元，他又采取客户存来的钱不入账的办法，兑换了8.5万元现金交给了阿拉坦巴根。
1992年3月，阿拉坦巴根和爱华准备再倒两台三菱小轿车，需要50万元资金，于是，江红再次出马找到刘玉明。
刘玉明很快编造了一个汇款单位，用20万元和30万元的两张汇票将款汇到了北京的一个车倒爷户头上，手续是二支行计划科干部沈孜华(受贿2.6万元的案犯)帮助办理的，条件是付1.5万元好处费。

阿拉坦巴根利用这笔巨款以每辆22.5万元的价格从深圳搞回两台三菱越野吉普车，又以每台28万元的价格卖掉，从中牟取暴利10万元。
1992年7月，阿拉坦巴根又对江红说，还有一笔汽车买卖，需要资金80万元。转天，江红再次在呼市云中大酒店宴请刘玉明，并提出动用公款要求，刘玉明没敢马上表态。
江红见刘玉明沉默不语，便说：“是不是不敢做主？要不我给马行长说一声？”
这话果然起作用，刘玉明赶紧满脸堆笑地应承下来。几天后，刘玉明将一张30万元的汇票给了阿拉坦巴根。汇款单位是呼市郊区东风商店，收款人是阿拉坦巴根。不久，他又如数添足50万元。。
就这样，在短短的7个月中，阿拉坦巴根等倒爷通过江红从刘玉明手里挪用了168万元巨额公款，三下深圳倒卖了8辆三菱小轿车，获取暴利数十万元。
1992年10月案发后，由于另一名主犯爱华的潜逃，这笔巨款至今没有下落。刘玉明从中收受贿赂仅是一台录像机和1万多元现款。
尾声
1993年1月20日，刚刚上任不久的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刘行长气愤地说：“应该讲，银行的制度是健全的，单是审计监督人员，支行有稽核、中心支行有总稽核，还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年年搞、月月搞，为什么刘玉明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挪用巨额公款会发现不了呢？为什么他们在银行账目不平的时候没有任何反映呢？为什么石羊桥分理处的账目会搞得一塌糊涂呢？”这位行长表示要深查细究。
其实，这个问题检察机关在审问刘玉明的时候也提出过，刘玉明是这样交待的：“每次支行或中心支行查账前，他们都提前打电话通知我，我就把没有问题的账目拿出来让他们查，有问题的账目隐藏起来，对他们说管账的不在，拿不出账目。然后找一家大酒店吃喝一顿，把他们灌得迷迷糊糊的，还哪有精神查账？”

请看他的另一段供词：“她(江红)经常找我借钱(挪用公款)，我很害怕，担心被人发现。有一次，她安慰我说：‘你放心，马行长(二支行行长)跟我很好，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不信，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咱们一起在云中大酒店吃午饭。’果然，中午下班后，马行长带着支行的女会计李亚卿(一名挪用公款46万元的案犯)与我们一起到了云中大酒店。”
“餐桌上，开始谈了些工作上的事，后来马行长问：‘你们是不是做买卖呢？’我说：‘没有’。马行长又说：‘你们做买卖没事，现在谁不做买卖？但你们千万不要给我闹出事来。我以后也不来贝尔路分理处检查，想用贷款可以给你们十万八万的。’我当时没吱声，但我理解行长的意思是让我放心地给江红借钱(挪用公款)。所以我的胆子也就大了，就肆无忌惮地给江红、阿拉坦巴根挪用公款。当时我想，反正江红和马行长关系不错，而且也给她撑腰，不会出事的，我何不趁机拍拍领导的马屁呢！”
案犯江红在谈到这次吃饭时，也有一段很耐人品味的供词。她说：“那次吃饭时，马行长对我说，‘刘玉明(当时刘就坐在他身边)这个人脑子好使，工作能力强，贝尔路分理处的工作搞得挺好，下一步准备给贝尔路分理处一点贷款。你看这一年多多顺气，我挺放心，从不去他那里查账’。我当时理解这些话是安慰刘玉明的，意思是他不来查账，什么事也不会有”。
刘玉明、江红的供词肯定有推卸责任之意，但他们在供词中谈到的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从检察机关获得的材料看，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中心支行二支行，仅1992年就发现了5起重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件和一起受贿案件。
除了刘玉明，拨款员、会计、出纳员、计划科等重要环节出了近10名犯罪分子，初步侦察掌握的数额已高达3578万多元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检察机关根据这些线索顺藤摸瓜，挖出了一批腐败犯罪分子，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受到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