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狼奇案：一部非常残忍又恐怖的电影，无情揭露了人性的阴暗面

文：宿夜花
说实在的，一般来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太爱看一些诸如恐怖片、犯罪片、奇情片的类型电影的。
理由非常简单，香港电影的优点与缺点，都集中在这类电影中。因其创作环境不受限、题材宽泛深广，总是会揭露一些避而不谈的真实世间百态、直戳人心的痛点；也正因如此，很多跟风、媚俗、浮夸的粗制滥造之作，招摇过市。

《三狼奇案》作为奇案题材的翘楚，因其根据真实案例改编——香港“十大奇案”之“三狼案”，本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而将现实案例搬到大银幕的过程，影片既没有完全采取纯纪录式的“再现”，也没有制造过分的噱头吸取关注，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通过这个故事去体现社会意义、并对真实的人性进行无情揭露与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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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编剧麦当雄，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略显陌生。但《黑金》中梁家辉“谁赞成谁反对”的名场面、黑帮传记史诗《跛豪》，皆出其手。
在《三狼奇案》中，剧本的扎实严谨，与演员的特色表演，相辅相成，共同使得影片的人物活泛起来。演员本身形象气质，与原型的直观差异，可以看出影片人物塑造方面源于现实、异于现实的“再度创造性”。

“三狼案”案发在1959到1961年间的香港，3位凶手为李渭、马广灿和倪秉坚。1959年6月19日，富商黄锡彬儿子被三狼合伙绑架，曾一度逃脱，但不幸坠亡。直到 “蛇仔明”出现后，案情有了进展。原名邓伟明的“蛇仔明”，亦是帮凶，交代了全部真相。
梁家辉，饰演李怀，原型李渭；郑则仕，饰演马二灿，原型马广灿；徐锦江，饰演邓子敬，原型倪秉坚。

香港电影在快节奏的演员分工模式下，养成一种高度自觉的角色匹配方式。这在《三狼奇案》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三位主演中，梁家辉作为形象可塑性最强、气质延展力最广的“千面”影帝，银幕角色是最富于变化。因此，相对来说，郑则仕与徐锦江的角色离各自最擅长的角色距离更近。在此基础上，梁家辉可以更好地配合二人、创造火花四射的对手戏效果。

马二灿（郑则仕饰），是一个末流剧团的化妆师，子女众多，挤在一个杂乱无序、暗不见天日的棚户区小屋内。郑则仕演活了底层父亲谨小慎微的窝囊状态，爱妻爱子女，却苦于没本事，只得成为亲邻嘲笑的对象。
邓子敬（徐锦江饰），是一个驾驶教练，单身一人，全部期望是为了让年迈母亲过上幸福生活。他的性格毛躁、鲁莽、粗野，但在母亲面前又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李怀（梁家辉饰），是富商黄锡金（原型是黄锡彬）公司内的一名普通职工，地位卑贱，薪资微薄。非但如此，终日受尽黄氏父子的刻薄傲慢、颐指气使，郁郁寡欢。慵懒的体态，百无聊赖的眼神，嘴角不经意流露的憋屈与无奈，梁家辉用细节把一个底层小人物压抑憋屈、自卑无奈、满腔愤怒的状态塑造得栩栩如生
三人在孩童时代便效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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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选角上的出色贴切、演员得心应手的对手戏搭配，影片情节的展开方式与节奏是影片更为关键的地方。
三人内心潜在的戾气、邪恶、贪婪、张狂的人性阴暗面，是如何释放的？

在影片的起初，三位小人物纵使活得憋屈压抑，但他们内心潜在的狂躁心理、暴力倾向是处在一种自我调节与压制中的。他们会搞点恶作剧、施点小破坏、过把嘴上之快，借此发泄生活中的愤懑，但却不敢做出越矩行为。
当李怀被老板解雇，他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压抑到了极点，他内心潜在的攻击性与破坏欲便浮出水面。而这一切，正亟待一个突破口释放。

于是，三人绑架黄老板的儿子、趁机勒索，见勒索不成又继而绑架黄老板，最终敲诈到了50万赎金。
终究，嗜赌成性的“蛇仔明”做了污点证人将事发经过全盘托出。被判死刑的三人，在人生的最后岁月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大限将至时，三人的性格开始“反转”。
一向嚣张激昂的李怀，暴露了懦弱自卑、心胸狭隘的本质，他憎恨他的女朋友（吴佳丽饰）不来看他最后一眼（实则因为产子）；看似毫无脾气、软弱可欺的马二灿，实则很懂得自己作为丈夫、父亲的职责，纵使无法提供富足的物质生活，也祈求妻儿的尊严与体面；勇猛、乖张的邓子敬，其实内心最为脆弱，他惧怕母亲孤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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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犯罪场面固然是残忍的，但最让人深感恐怖的是——三位主角对自己内心的邪恶想法与阴暗心理无法理性地支配，任由自己的贪婪之心、原始兽性膨胀壮大而难以摆脱。
电影的主题也远远没有止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劝世歌”般讽喻警世的标准模式，更是试图去反映更宏观层面的现实问题。
这是80年代香港电影“平民视角”的一种彰显（香港电影的主要观众也源于“市民阶层”），正如成龙那部里程碑式动作片《警察故事》中：富贵者操纵着一切的游戏规则，底层劳苦人成了玩弄的对象。

本片中的对人性的揭露是较为理性且客观的。
片中的三位主人公，既不是尽善尽美的圣人，也绝非道德沦丧的奸佞小人。他们只是活在底层的普通小人物，在某个瞬间、某个场合，因为某个巧合，释放了自己内在的暴戾与邪恶，而一旦“恶”的阀门打开，便覆水难收。
作为一部类型片来讲，影片在一些恐怖氛围、残忍场面的刻画上是极尽生猛的。跳出类型片的框架来看，电影引发的思考仍旧振耳发聩。

小人物如何改变命运呢？
影片中的三个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当他们走投无路、深感无力与绝望之时，对出人头地、改善生活的渴望，冲昏了头脑。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亡命天涯、孤注一掷，结果终究是逃离不了社会与内心的双重惩罚。
无论是什么处境、什么情形，都不是行为越矩的理由，试图赢得他人尊重，终究应当怀有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