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制定铁桶计划，欲将苏区红军一网打尽，项与年紧急送出情报

前言
1934年，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的情报，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毛主席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们这些同志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图 | 项与年
项与年情报源头——莫雄
习仲勋在纪念项与年的《山路漫漫》一书序言部分这样写道：
“对于项与年来说，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他的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图 | 习仲勋
而这件事情，要从另一位与此事密切相关的一位同志讲起，这个人就是莫雄。
说起来，莫雄对蒋介石而言，是有救命之恩的。
武昌起义后，莫雄在广东北伐军中任职，追随在孙中山先生左右。后来在讨伐军阀吴佩孚的时候，蒋介石负责大本营的留守工作。不巧，地方山区的“土匪”包围了大本营，蒋介石被他们困在城中，处境十分危险。随后，莫雄在收到求救报告，随即带了两个营的兵，冒着风险把蒋介石救了出来。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莫雄的兵权被蒋介石剥夺。莫雄曾跟着张发奎参加了反蒋活动，失败以后便赋闲在家。一直到后来，莫雄在上海遇到了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宋子文，并且在他的安排下谋得了一份差事，税警总团总团长。因为这样一重身份，莫雄成为了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系对象。

图 | 蒋介石
莫雄在上海遇见了中共党员刘哑佛同志，刘哑佛曾经在莫雄手下做过事情。在刘哑佛的引荐之下，莫雄又认识了我党的其他同志，如项与年，严希纯、卢志英等。而且，莫雄从此还跟周恩来、李克农以及中共中央特科之间建立起联系。
莫雄曾提出过入党要求，却遭到了拒绝，这又是为何？其实倒也不难理解，因为我党当时充分考虑了莫雄的身份背景，莫老先生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是革命的老前辈。他在国民党中资历又老，社交人脉也广，这一重身份对于以后开展工作大有裨益。所以，基于种种考虑之下，莫雄暂时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

图 | 莫雄
而对于我党来说，拥有一个不是党员，但却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是非常难得的。这样一来，如果党有需要，事情又在对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忙解决便是。如果对方认为某件事对党有利，就尽力去办。至于说什么时候入党，机会有很多。莫雄对党的承诺表示理解，而且在往后的工作中为之付出坚守了一生。
为什么坚持要参加共产党？为什么要为共产党做事？莫雄对这支队伍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他深受共产党革命道理的开导，并从那里了解到苏维埃政权抵抗十四国联军侵略的事迹。他还从那里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1933年，莫雄在上海闲居，听说了这一消息后杨永泰马上邀请莫雄到自己家里做客。杨永泰和莫雄是老相识，深知他的军事才能，便把他推荐给了连番四次“围剿”共军均已失败收场，这时正为此苦闷不已的蒋介石。蒋介石对莫雄的本事是有了解的，而且他曾经还救过自己的命。很快，莫雄便被任命为江西省第四区的“剿共”司令。
蒋介石让自己做“剿共”司令，莫雄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你蒋介石让我“剿共”，我偏要反其道行之，用你的拳头去打你自己的嘴巴。莫雄很快找到中央特科的同志，要求找人跟他一起工作。这次莫雄把自己豁出来了，那中国共产党敢接受吗？答案毋庸置疑，就这样，项与年等同志成为了莫雄的部下。

图 | 卢志英
当时，项与年受上海特科的委派，和卢志英、刘哑佛等十几名特科精英潜伏在莫雄身边。他们三个人分别担任司令部的情报参谋、主任参谋和情报秘书的职务。
为了配合莫雄，方便他的工作今后能更顺利地开展。我党在当地的政权假模假样地和莫雄的队伍打了几仗，而且多以“失败”“逃窜”这样的方式收场，看到莫雄辖下捷报频传，高兴之余，蒋介石对莫雄的信任更加深了几分。
项与年传送绝密情报，红军长征
在“剿共”经历了连续四次失败后，蒋介石愈发将共产党视为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4年10月，蒋介石公然无视日军对中国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威胁，从南京飞抵庐山，坚持要将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贯彻到底。
随后，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在庐山召开。在会议上，大家着手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行动展开了筹划和部署。

图 | 蒋介石、宋美龄
这次会议中，蒋介石制定了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行，蒋介石将为此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他计划调集规模庞大的军队、飞机、炮和卡车，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对苏区红军形成严密的包围圈。
这次的“围剿”计划规模巨大，布局精密，一旦实施红军的处境将不堪设想。封锁之下，一旦瑞金被攻破，红军必将被一网打尽。
事实上，以莫雄当时在国民党的军衔来讲，他是没有资格参与这次会议的。不过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在庐山，而庐山又在德安地区，再加上莫雄与蒋介石之间的特殊关系，他被破格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
对于蒋介石在会上提出的“毕其功于一役”计划的厉害程度，莫雄知晓其中利害，心里焦急万分。

图 | 莫雄
会后，莫雄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一回到司令部，莫雄连饭都没顾得上吃，马上叫来了刘哑佛、项与年等同志。莫雄拿出了两斤多重的文件拍在桌子上，大家看过以后，几乎所有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
“大哥，这怎么办？”“能怎么办？你们赶快拿去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我担着就是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项与年提议将蒋介石的整套“铁桶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苏区。
那么，要派谁前去党中央送这样一份机密文件呢？关键时刻，项与年自告奋勇担起了这个重任。
项与年是1894年生人，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文地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父母没钱让项与年去学校读书，他就在家里刻苦自学。1925年，项与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转入到周恩来在上海创办的特科。

图 | 周恩来
“项与年出生在闽西山区的一个普通家庭里，20年代初就参加了革命。他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正如习仲勋所说，项与年是个立场坚定、对党忠诚、斗争机智勇敢的好同志。在长期艰苦的秘密革命活动中，项与年表现极其出色。
项与年会说客家话，深谙当地的人情地貌，而且，他此时还是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按理说过关卡不会太难。就这样，项与年带着同志们连夜奋战密写好的“铁桶计划”出发了。
当时，江西第四区司令部处在赣北的德安，而瑞金在赣南。一路下来少不得要经过几十个县市的关卡，而且路上不是山就是水，想要跋山涉水走过去一点都不容易。
刚开始的时候，项与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教书先生，将内含用特殊药水抄有情报文件的四本学生字典带在身上，就这样踏上了征途。

图 | 项与年
为了减少和敌人设置关卡正面接触的次数，项与年决定在白天的时候休息，等到晚上再用夜色作掩护继续前行。不仅如此，项与年放着平坦的大路没走，而是选择了相对偏僻且人烟稀少的山林小路，一路磕磕绊绊地摸索前进着。
然而，事实上的敌情远远要比项与年事先想象的要严重许多。进入泰和山区后，那里的敌军几乎在每个村子都有驻扎，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他们严密封锁了，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出没就会立即被逮捕。
项与年深知此路估计是走不通了，便开始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他带在身边的干粮不多，饿了就摘野果子吃，渴了就喝山泉，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来说自然是吃不饱的。可是没有办法，情报必须马上交给中央，项与年必须加快脚步。
一路下来，连续跋涉了多个昼夜的项与年，已经变得胡子拉碴，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终于到了兴国，可是这里敌人的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里面都有碉堡，山头路口还有岗哨，只要有青壮年经过这些地方，就会立马被当做是“赤匪侦探”给抓走。

图 | 项与年、莫雄
看到这种情况，项与年心急如焚，可是他必须马上想到办法。回到山里，项与年仔细分析了周边的地形地势，没有其它道路可以选择了，这里是去往瑞金最快的一条路了。
终于，项与年想到一个主意。他心一横，拿起一块石头就朝自己的门牙敲去，一连四颗牙齿被敲碎。这时，项与年的整个头都是晕的，脑袋里面嗡嗡作响。亲手用石头砸掉四颗门牙有多疼？嘴里的血滴在地上，然后融进泥土里，就连呼吸都会不小心扯动嘴角，痛意很快就会随之上头！
到了第二天，项与年的双腮已经肿胀不堪，再加上没了四颗牙齿，脸部变得异常狼狈。项与年抓起地上的泥，在脸部和身上捯饬了一番，看上去已经完全跟一个叫花子无异了，他的头发蓬乱的想蒿草一样，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
就这样，项与年找来一个木棍子又一瘸一拐地上路了。他忍着疼痛，把密写字典藏在一个看起来污秽不堪的袋子里，再把沿途乞讨得来的发馊了的食物放在上面，带着满身的腥臭味一瘸一拐地下山了。一路上，还没等项与年走近，敌军的哨兵在老远处就捂着鼻子要把他打发走。

敌人怎么也不会把此时的项与年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这个人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一张嘴又充斥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敌人实在受不了了，也没有耐心和他继续耗下去，就这样把项与年放走了。
10月7日，项与年终于通过了敌人在路上设置的重重关卡。历尽千辛万苦，项与年来到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一名红军战士的肩膀被人拍了几下，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个浑身散发着奇怪味道的乞丐。
这个乞丐点名要见周恩来，红军战士听了这话当即被吓了一跳。穿成这幅模样来找周恩来的？难不成是周恩来家的什么落魄亲戚？还是有什么冤屈要找周恩来主持公道？
看着眼前来人虚弱的样子，想到万一有什么耽误不得的大事，红军战士把他带回了连队，找领导商议了这件事情。
周恩来看着叫花子装扮的项与年，连忙追问他怎么成了这幅样子。知道项与年同志为了传送情报，他竟然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装扮成乞丐，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终于在历尽艰辛后，把蒋介石制定的“铁通围剿计划”以及军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标文件送到自己手中，周恩来对这位同志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图 | 周恩来
听过项与年的汇报后，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当即对项与年带来的四本密写字典进行了复原，并对复原后的文字图表进行研究分析。如果没有这份情报，只要半个月，等到敌军完成合围的时候，红军到那时再想脱身恐怕就比登天还难了。
很快，根据项与年同志带来的这份绝密情报，中央当即做出突围转移的决定，大家决定提前实行转移战略。
10月12日，红军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用红军小部队牵制、迷惑国民党合围部队。而红军主力则趁着国民党部队合围完成之前，突出重围实行战略转移。
而蒋介石此时还并没有察觉，当他满怀信心以为已经把苏区红军包围在自己“铁壁合围”的计划中时，殊不知红军并没有被围住，“铁桶计划”无疾而终。
10月底，红军终于跳出了蒋介石设置的“铁桶”，伟大的红军长征自此开始。项与年随军长征，期间他加入了长征先遣侦察队，再次对敌斗争。

图 | 长征油画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围和转移非常恼火，又派部队对其进行围追和堵截。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图谋，项与年回到上海，带人炸毁铁路和南昌飞机场以及油库，这样一来，威胁江西的后勤补给线就被破坏掉了，敌人的作战行动因此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牵制。
一生传奇，愧对子女
回到上海后，项与年看望了留在上海的儿子，很快就带着任务离开了。
刚到南京，项与年就被国民党的密探抓了起来，但他从始至终都坚称自己是受骗的同路人，对真实身份绝口不提，敌人对他也慢慢放松了警惕。后来，项与年趁夜逃离，找到党组织以后继续为党工作。
可是，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适合继续留在上海，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这对于项与年来说，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工作地点，甚至连名字也变了。为了方便工作，项与年改名为梁明德。

图 | 项与年
项与年并不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后来被捕入狱，儿子是家中除他以外仅留下的生还者。一直到全国解放后，项与年才得知自己的儿子参加过革命，自上海一别，这时他已经跟儿子失散有十余年之久了。
他拜托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老战友帮他打听儿子的行踪。终于，项与年和儿子项南取得了联系。
1953年，项南在北京有一个会议要参加，项与年知道后专程从沈阳赶到北京，二十年没有见过面的父子终于聚在了一起，父子两人一起在颐和园逛了一圈。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父子两人身上都有各自的工作，二人匆匆分别，又继续投身在自己的革命事业当中。
后来在土改时，有人提出了要枪毙莫雄的提议。项与年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立刻给李克农打电话，“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图 | 李克农
得知这个消息，李克农十分高兴，他让项与年马上去广州把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项与年来到广州，见到了莫雄，还拉着他一起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那里，讲述并证明了他们当年一起在江西时候那些光荣的革命事迹。
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们在当年建立的功绩，他称赞他们的功绩是巨大的。来到北京以后，叶剑英还专门设宴接到了这两位功臣，说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8年，项与年因为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医治无效逝世。为悼念这位历史功臣，辽宁省专门为他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思念之情。
项与年的儿子项南也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这个时候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和项与年同志是父子关系，直到项南说明了原委他们才恍然大悟。

图 | 项南
对于项与年的逝世，习仲勋同志悲痛万分，他不能接受有着患难与共交情的亲密战友离世的消息。习仲勋这样评价项与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同志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喜张扬、不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很少提及。”事实上，这也是后来人们很少听说有关项与年的光荣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历史是有记忆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功臣。